流蘇：螞蟻唱歌——英培安的辦刊寓言 | 聯合早報

英培安（1947-2021）曾説過一則關於訓練螞蟻唱歌的“笑話”：有個被監禁了20年的人，在漫長又孤寂的牢獄生涯裏，竭盡所能訓練一隻螞蟻唱歌。出獄後，他到酒吧慶祝，藉此向人顯示自己的成就。當他從衣袋裏小心翼翼地掏出螞蟻放在桌上，興奮地對酒保説：“你看，這隻螞蟻……”話未説完，酒保食指用力往螞蟻身上一捏，説了聲對不起，然後把螞蟻彈掉。20年的心血，彈指間全毀了。

這則“笑話”寫在《螞蟻唱歌》這篇短文中，而短文刊登在英培安編輯的第11期《接觸》雜誌。英培安會想起這隻“悲情的螞蟻”，是感到在功利社會里，他那樣的“窮書生”辦一份文化藝術雜誌，就像訓練螞蟻唱歌一樣的不可思議。他寫道：

“不過，《接觸》這隻螞蟻倒比笑話中的螞蟻幸運了一些；它還有機會唱歌，而且唱了一年。但會唱歌的螞蟻畢竟仍是隻螞蟻，在這個熱衷於生產率和利潤的社會，是沒有多少人關心的；它的命運，遲早也會像笑話中的那隻螞蟻一樣。”

確實，《接觸》在第12期刊登《停刊啓事》：

“如果《接觸》的出版在本地也算是個小小的奇蹟，這是支持它的朋友們與出版人共同創造出來的。但我們畢竟不是財團，也不是政府支持的文化機構，既不能承受重大的虧蝕，也自認沒有本地某些作家們常掛在口上的‘偉大的犧牲精神’，所以只好暫時停刊。”

因經費不足而停刊的文藝雜誌不少，彷彿這是它們的宿命，《接觸》也不例外。在創刊前，《接觸》還面對申請準證及審核的問題。英培安曾感嘆，在本地要辦一份嚴肅的文化雜誌，尤其是嚴肅的華文雜誌，是十分困難的事。他在《接觸》第二期裏寫了篇《官僚還是鉗制？》，述説其原委，質疑審查制度與批評之餘，亦期待改變。

“螞蟻唱歌”猶如英培安的辦刊寓言。不過，那是90年代初的經歷。時移世易，制度改善了，經費已是次要問題，雜誌內容和編輯素質才是關鍵，更值得關注。

作為雜誌編輯的英培安

英培安青年時就已熱衷辦雜誌，他個人編輯的第一本文學雜誌《茶座》（1969-1972）出版了15期。停刊後接着辦《前衞》（1973）期刊，但只有兩期。之後，到中年又萌生創辦《接觸》（1991-1992）這樣嚴肅的文化雜誌，持續了12期，仍躲不過停刊的命運，卻也是英培安辦的最後一份雜誌。這三份獨立出版的刊物，可説是英培安的現代主義文學理論、美學觀、人文思想與社會意識的再現文本。英培安對於西方文藝思潮、本土社會時事、文化現象以及世界局勢的觀察與批判都呈現其中。這些特點都能從雜誌內容和編輯方式審視。

70年代的《茶座》有如西方現代文學“閲覽室”，有翻譯小説和戲劇作品專輯，刊載卡繆（Albert Camus）的《沉默的人們》，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銷員之死》、莫里斯·弗裏德伯格（Maurice Friedberg ) 和史黛西·奧莫尼爾（Stacy Aumonier）等美蘇作家的小説。英培安早年的實驗性創作即在此發表，如戲劇《人與銅像》（1969）、現代主義小説《活在影子裏的人》（1968）與《白蝴蝶》（1970）。刊登的詩是現代派詩人如謝清、南子、流川、莫邪等的作品。馬華現代派刊物《蕉風》的作者，如梅淑貞、李蒼、温任平的作品亦見諸其中。並關注政治時事議題，如轉載關於越戰的評述文章。後期《茶座》的批判意識更為強烈，如第11期刊登《星加坡報業風波紀事》，將1971年5月2日《南洋商報》社論主筆李星可和三位管理層要員的逮捕事件詳盡陳述，並表明編輯立場，以期發出不同的聲音與觀點；其中《安先生的世界》是英培安對社會時事現象進行針砭的重要欄目，如《課本出問題》《抄襲事件》《防止泄露軍事秘密》《李總理為什麼要對付新聞界》等文針對性強而語調諧謔。英培安亦表明：

“‘安先生的世界’，文體嬉笑怒罵，恐怕不成文章。大人先生疾首蹙眉，視若仇讎，吾不足怪；態度嚴肅的戰士，或斥之為輕瀉劑，相信亦不無理由；倘有人真個認真起來，以為安先生在攻擊時弊，我也會毫不慚愧地承認。我相信，這不是可恥的事，也希望自己能做到，往後要做得更好。不過，我更希望，這些文章的內容，會隨着時弊的消失，變成狂言妄語，胡説八道。”

可見，高度的自覺意識是英培安作為雜誌編輯對社會的關注與自我的反思。

《前衞》持續《茶座》的編輯理念，且嘗試拓展讀者的閲讀視野，加入現代派電影評述，如法國新浪潮電影、日本導演黑澤明的電影及港台導演電影技巧的評論文章，刊載幽默具嘲諷意味的歐美漫畫。在設計方面，封面採用抽象派畫作，極具視覺效果，凸顯其前衞審美風格。

相對而言，90年代創刊的《接觸》的編輯理念和策略更成熟，涵蓋範圍更廣闊。其宗旨是為讀者提供“世界性、文化性、藝術性的新思想、新事物”，推介西方現當代作家及作品、前衞文化藝術理論為內容重點。同時，也想提升華文讀者對世界局勢，社區民生及文化現象的關懷意識。換言之，英培安的編輯文本已跨出“現代文學閲覽室”邁向“世界文化藝術理論場”。

《接觸》每期皆以“接觸”不同“課題”為欄目，刊載特定的文章，如：

接觸文學家——李澤厚《提倡啓蒙，超越啓蒙的魯迅》接觸文學評介——也斯《孤寂的迷宮（Octavia Paz）》接觸文學理論——英培安《懂一點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接觸性學專輯——英培安《福柯〈性史〉簡介——權力、知識、性話語》接觸專訪——英培安《陳耀圻電影中的女性意識》接觸時事人物——餘齊飛《薩旦·胡辛：武士？魔鬼？狂人？》接觸世界概況——餘齊飛《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接觸戲劇理論——布萊希特《中國戲劇表演藝術中的陌生化效果》（丁楊忠譯）接觸本地戲劇——柯思仁《解讀戲劇的另一種角度》接觸當代思潮——曾枝盛《阿爾杜賽：一個受爭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接觸思潮——英培安《懂一點女性主義》接觸表演藝術——王墨林《身體文化的探索》接觸藝術——孔大山《藝術與色情》接觸電影——羅伯特C·艾倫《好萊塢電影的生產方式、作者及美學話語》（李迅譯）接觸小説——瑪嘉烈·杜哈斯《大西洋人》（古蒼梧譯）接觸散文——楊牧《疑神十集》接觸政治——陳映真《日本再侵略時代與台灣的日本論》接觸文化評論——Meredith Tax《文化不是中立的，它為誰服務？》（英培安譯）接觸哲學——Hubert Dreyfus與Pual Rabinow《福柯談寫作與自我的關係》（慕容青譯）接觸哲學家——慕容青《羅莎·盧森堡》接觸藝壇——Joan Smith《走向狂熱——美國藝術界的反性別歧視運動》接觸社區——《菲律賓、泰國、越南、柬埔寨的華文教育》

每期的“接觸編輯室”，主編會闡明課題，如《電影與文學》《瞭解性道德之必要》《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與《婦女的解放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等，強調編輯觀點與論述立場，對讀者起着指引作用。

在文化批評理論方面，《接觸》介紹歐美前沿理論，如福柯的性學、羅蘭·巴爾特的唯美主義、結構主義文學批評、資本主義文化批評、電影符號學與新形態主義批評、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與性倫理學等。

關於電影的評論，每期都有轉載文章，如《電影的象徵藝術主義》《電影對文學的影響》《語義學與結構主義電影理論》《論好萊塢的電影風格》《電影導演與劇場導演》《舞台演員與電影演員》《烏托邦的創造與幻滅——析色情電影》等，這是英培安對文學與電影的互文性、作為綜合性表演藝術的興趣。

關於中國古典、民俗、傳統文化課題也有觸及，如李焯然《招魂與古代的死後世界觀》；石雲，章義和《宋代諸儒對貞節的態度》《談中國古代的娼妓》等。

《接觸》每期還有畫家論藝術的譯作，並用他們的畫作為封面，給讀者介紹不同畫風的現代畫家及其美學觀。如西班牙立體畫派的畢加索（Pablo Picasso）、法國野獸派創始人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德國表現主義女版畫家凱蒂·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西班牙超現實主義畫家莊·米羅（Joan Miro）、中國國畫家林風眠、瑞士畫家及雕塑大師阿爾貝託·賈可梅提（Alberto Giacometti）、美國未來主義畫家約瑟夫·斯特拉（Joseph Stella）、後印象派的普普藝術大師斯圖爾特·戴維斯（Stuart Davis）、俄國幾何抽象派畫家卡西米爾·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等，各種繪畫藝術知識呈現出多元媒介的藝術風貌。

對於文學場的關注，《接觸》介紹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創作背景、思想理念與著作，讓讀者深入瞭解當代世界文學動向。有1978年得獎的美籍猶太裔作家艾薩·辛格（Isaac B.Singer）；1990年的墨西哥作家奧大維奧·帕斯（Octavio Paz）；1991年的南非女作家戈狄默（Nadine Gordimer）。介紹英國女作家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和中國大陸作家莫言時，兩人尚未得獎；前者2007年獲獎，後者是2012年。英培安在90年代初，已意識到他們的創作潛力。此外，也介紹多次被諾獎提名的英國小説家葛欒姆·格林（Graham Greene）、台灣詩人學者楊牧（1940-2020）與香港作家西西（1937-2022），兩位華文文學巨擘，他們分別於2013與2019年獲紐曼華語文學獎。另外，“接觸作家”及時刊載1991年普立茲文學獎得主美國小説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劇作家尼爾·賽蒙（Neil Simon）的作品。雖説《接觸》的接觸面不算全面，但置於90年代文化理論與閲讀批評匱乏的新華文學場，它的前瞻性是肯定的。

《接觸》的編輯方式顯示英培安敏鋭的文學觸覺、廣博的文化視野和多元的藝術知識。他希望通過雜誌引導讀者接觸世界性的文學創作、不同的文化理論和審美趣味。但現實的困境，使他的辦刊理想似“螞蟻唱歌”，無以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