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詩也讀輕唇音？知識硬傷引發討論 | 聯合早報

台灣誠品人臉書專頁於8月20日分享新加坡詩人黃凱德的詩作《中文系男生的失戀宣言》，因一句“妳像是一聲輕唇音／消逝在盛唐晚期”，意外引出一場聲韻學與詩學的討論。

本詩收錄在黃凱德詩集《如果愛情是一間鬼屋》，這本書入選2023早報書選，詩作全文如下：

妳像是一聲輕唇音消逝在盛唐晚期李白詩歌裏的醉意愛情太過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需要一場五四推翻文縐縐的記憶我們的近代史煙硝四起不妨就用現代主義將過去隱藏於書寫的符號和隱喻可是畢竟知易行難啊孔子説過生活中到處都有妳**信達雅的翻譯

這首詩逗樂了不少網民，但也有人指出聲韻學裏“古無輕唇音”的理論，引起有趣的討論，貼文至今累積超過2200個贊，517次分享。有人質疑詩人的學術錯誤，批評詩人“不學無術”，表示“中文系會很生氣”；也有人為詩歌辯護，若讀上下文錯也錯得通，或是詩人刻意為之，還有人説“聲韻學有多難，中文系才知道”，激盪出各種反應。

本欄想借此機會，為讀者科普一點聲韻學知識，兼談現代詩分析，訪問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沈瑞清、台北市立大學中文系主任曾昱夫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楊宗翰與台灣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楊佳嫺，聽聽他們的意見。

首先從聲韻學的角度，曾昱夫説，歷代學者經過文獻、通假字、方言語音比對，一般認為先秦兩漢時期沒有輕唇音，要到唐代以後才出現在漢語的音韻歷史，所以《中文系男生的失戀宣言》的首兩句“是有問題的”。但他強調，若以新詩的角度去分析，或許有不同的結論。

台北市立大學中文系主任曾昱夫副教授認為音韻學是一門需要邏輯推理能力的學科。（受訪者提供）

所謂輕唇音是下唇抵住上齒髮出的音，如漢語拼音裏聲母f開頭的字。重唇音則是雙唇發出的音，如漢語拼音裏聲母b、p、m開頭的字。

曾昱夫説，當今一些方言保留了古語的特徵，像是沒有輕唇音的閩南方言，“飛”不讀fei而是bue，“肥”不讀fei而念bui。此外，重唇音發展到輕唇音的現象不是漢語獨有的，它也出現在英語的發展歷史上。

文學可有各種詮釋

對於這首詩引起的討論，沈瑞清以書面答覆記者提問時説：“我覺得文學上完全可以有各種詮釋，比如這裏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故意誤用，來反映這位中文系男生對很多知識學得一知半解？也許這跟歷史小説的再創作有些類似：既然是小説，就跟歷史研究不一樣，不一定真實。當然，有些讀者可能默認文學作品中的知識也要準確，期待不同就會有不同的讀解。”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沈瑞清認為，文學的作品就應該用文學的方式解讀。（受訪者提供）

有網民借題發揮，進一步質疑新加坡的中文系，沈瑞清則以新加坡國大中文系為例，“漢語音韻學Chinese Phonology”是高年級的選修課，其實有很多中文系學生並未修讀，不知道“古無輕唇音”屬於正常現象。他説，在有些國家或地區，音韻學是必修課，那麼就會默認學生都學過。

或許台灣讀者（或中文系讀者）以自身學習經驗來想象新加坡的中文系之課程安排才會有此落差。

也是知名詩人的楊佳嫺受訪時説，很多人指出這首詩知識上的硬傷，其實可以從兩個角度看：一是在意知識的正確性，另一是不在乎正確性而看重藝術效果。“如果説你像是一聲鼻音，或一聲捲舌音消失在盛唐晚期，可能詩的浪漫感會減少，不過，真的這樣寫的話，嘲諷感可能會大大增加，類似魯迅模仿當時情詩寫出來的《我的失戀》一樣，故意寫得誇大可笑。”

節錄一段魯迅的打油詩：“愛人贈我百蝶巾；／回她什麼：貓頭鷹。／從此翻臉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驚。”

打中聲韻學惡夢

楊佳嫺相信黃凱德這首詩不是為了顯示中文系知識而寫，詩人特別標舉出“中文系”，可能是要製造諧擬的趣味，利用關於中文系的刻板印象或某些文學專有名詞的固定聯想（如文科人多愁善感、李白和酒的關係，五四和“推翻”），來激發讀者感覺到幽默或受傷，或其他的情緒與批評。

楊佳嫺認為玩心很重的詩作注重的往往是語言策略的效果，她認為黃凱德這首詩點出了愛情具有展演的性質，也需要多重解讀，如眼神、動作、一句愛人的話可能表面和內裏的意思都不同。

她説：“這首詩因為訴諸某些刻板印象帶來的趣味，其實是最容易引起討論的類型。對於讀過中文系的讀者來説，也打中了‘聲韻學惡夢’的集體回憶，我想至少就傳播的效應來説是頗為成功的。”　　

台灣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楊佳嫺也是2024年新加坡文學獎華文詩歌組的評審之一。（汪正翔攝／受訪者提供）

楊佳嫺認為沒有哪一種詩才是“正路”，詩應該越多樣越好。

另一位詩人、學者楊宗翰則強調：“創作者的背景或現職，不應該成為她或他在寫作時必須揹負的責任。黃凱德過去是媒體工作者，現在是（記者按：曾是）中文系教師，都不應該被視作他寫作時的負擔，而是寫作時得以援用的資源。”

楊宗翰提醒，當詩人詩中運用了聲韻學的詞彙，讀者難道就真的只能從聲韻學來理解嗎？他説，寫詩不是寫論文，有時帶有感性甚至隨性，不必然是壞事。且詩本來就有以此喻彼、聯想感發等特質；意義也不再只是一個“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的相互關係，一切都是由差異而定。

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楊宗翰也是台灣新詩歷史的研究者，與孟樊合著《台灣新詩史》。（楊宗翰提供）

詩作指涉並非表象

楊宗翰以台灣已故詩人林燿德詩作《交通問題》為例，這首詩也曾被一些讀者揶揄，似乎只是把路標抄一抄，混搭出來，甚至不符台北的道路實況，但這首詩所指涉的，更像是政治問題，而非表象上的交通問題。

以下完整抄錄林燿德詩作《交通問題》：

*紅燈／愛國東路／限速四十公里／**黃燈／民族西路／晨六時以後夜九時以前禁止左轉／**綠燈／中山北路／禁按喇叭／**紅燈／建國南路／施工中請繞道行駛／**黃燈／羅斯福路五段／讓／**綠燈／民權東路／內環車先行／*紅燈／北平路／單行道／

這首寫於1986年台灣解嚴前的詩作，讀者不妨將“限速”“禁止”“繞道”等詞彙與權力關係做聯想，配合“愛國”“民族”“羅斯福”“民權”“北平”等關鍵詞所可能代表的意涵，思考詩人真正想要傳達的是什麼意思。

回到《中文系男生的失戀宣言》，詩人黃凱德也在臉書上出面稍微解釋了一番：“這首詩浮誇之至，大概經不起如此嚴謹的考究……‘輕唇音’取其親暱之意，上古確無，所以才會‘消失’？至於‘宣言’，則為自嘲，失戀失意悲憤，在書堆中立志遺忘，‘怪怪的’應該很正常。”

他受訪時説：“新加坡和台灣的中文系體系雖然可能不同，但是對於‘聲韻學’的深惡痛絕，大家卻是一致的，而且關於失戀的沮喪挫敗，不管是不是中文系，皆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