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崢：香煙，清酒，蜥蜴城 | 聯合早報

我匆忙趕去湖邊時，彼得正在抽煙。一束微小的火光從熱帶的灌木中擦過，照亮了一團霧氣的輪廓，縮小為一個粉點。我用英文叫他：“彼得。”他也只是微微抬頭，然後揮手讓我過去。這個時刻的裕廊，只有彼得醒着。彼得如同一隻緩慢的蜥蜴，在黑夜中隨着煙霧的擺動微微地伸縮腦袋。那些遠處的煙就像信子一般，潛入身下草叢，等待我的靠近。我説：“彼得，這裏不能抽煙。”彼得反問我：“哪裏可以？”我有些茫然，然後聽見他狡黠一笑。他看了看四周的攝像頭，找到了一處死角，在一杆燈的背面。他説：“燈下黑。”那裏有一張和涼亭不太協調的石凳，溜溜地斜着。我們坐下，並要時刻抵抗重力，防止滑落。

彼得是來自倫敦的印度人。從英國廣播公司BBC辭職後，隨夫人蔡回到新加坡。在我離開工作室之前，蔡和我是同事。彼得從去年就失業在家。在一次我和蔡同行的藝術展上，我在吸煙區發現了彼得，蔡向我介紹：“這是記者，彼得，我的partner。”“Partner”有搭檔和愛人的雙重含義，我以為他是在此處採訪，他熄滅了手中的煙頭，説：“我現在不是記者啦，在倫敦的時候是。”這種自嘲式的回答很快化解了三人的尷尬。在我們三人享用完免費餐點和紅酒後，彼得提議説：“我給你們表演一個特技。”蔡有些無奈，但還是隨他出門，我也跟上——展覽實在令人乏味。我們停在一旁的石階上，他在門口蹲住，點燃了另一支香煙。在口中醖釀許久後，他吐出了一串均勻的煙圈，並引來了一羣孩子的駐足。他驕傲地説：“吐煙圈並不難，但要吐出像炸魷魚一樣的煙圈，你必須控制好每一個煙圈的形狀和大小——這才是真正的藝術。”蔡説：“你是想吃炸魷魚了吧？”於是我們就去吃了炸魷魚。實際上，魷魚圈並不如彼得説得如此均勻，但彼得並不在意：“新加坡的魷魚比倫敦好，但剛剛喝的紅酒，簡直糟透了。”蔡提醒他：“小心油滴到身上！”這個時候，彼得才會像一個英國人，開始不停道歉。

彼得的父母來自北印，但他瘦削的臉孔和過分蒼白的膚色，讓他看起來像一位東歐的牧師。只有他的眼睛，在一些不多的時刻會閃爍出神採，如同翻開聖經時的牧師。此時彼得握着最後一段香煙，眼中閃着火光或神采，吐出了三個所謂均勻如炸魷魚的煙圈。但今天沒有炸魷魚——魷魚店早已關門，魷魚們也在海峽中熟睡。我看着煙頭像一顆隕石般落向腳下的石縫，掙扎着滾出了那條筆直的黑線，滑入另一堆煙頭的冢。它們就像是蜥蜴的斷尾般疊在一起。與其説香煙是思考的介質，不如説香煙就是思考本身。每一支香煙都象徵着每個念頭的長度和温度。念頭會從煙嘴開始一路燃燒，消耗代表時間的煙桿，直達濾嘴。濾嘴代表着理性。在煙草味逐漸被紙糊味取代時，理性提醒我們應該及時掐滅念頭，否則就會燒到手指。這種理性是一次性的，是生理的，如果煙灰代表思考的餘燼，在我們腳邊的這堆煙頭則代表着不同人的死去的念頭。

我換了名字叫他：“記者，嘿，記者。”彼得並不喜歡自己的名字，他説這讓他聽起來像一個笨拙的獵人。他在吃炸魷魚時告訴我，蔡在家裏叫他：“記者，嘿，記者。”我認為這也許是蔡提醒他該在新加坡找一份記者的工作。彼得拿出了冷凍過的清酒，然後説：“為今天的新聞喝點？”清酒是我遭遇失眠後的第二夜在彼得家中存着的那瓶，還是上次的餘量。我不知道有什麼新聞可講，但失業的記者也曾是記者。我開始有了些興趣。

“在這瓶酒的見證下，我向一位藝術家朗誦今日的新聞。”他把酒戲劇般地舉高，説：“8月31日，藝術家再次失眠。”在我看來，彼得比蔡更像一位藝術家，他常常會做出一些行為，讓我自嘆不如。比如：他會對着一棵植物説話，就像對着一個話筒，開始説一些或真或假的“新聞”——類似是將自己生活中的瑣事，用國際新聞的口吻，逐條播報。頗有《水-辭海》中“金話筒”的風範，也讓人想起《花樣年華》中的周幕雲。我感到羨慕，甚至慚愧。但這種慚愧，在酒精生效之前，我是不會承認的。我説：“你這算什麼新聞呢？”這時，我感到身後的草叢一陣響動，想起今天早上在廁所看到的一則“新聞”，於是我説：“新加坡發現了一種新的蜥蜴，命名為新加坡澤巨蜥。你也説一個。”記者笑着説：“哈姆，你知道一位德國科學家發現原來蜥蜴也會做夢嗎？”我隨口説：“這不是六年前的發現嗎？你還是喝酒吧。”記者故作勉強地擰開了清酒的瓶蓋，並撕開了包裝的塑料紙。這讓我聯想到一個女人的身體。彼得就像對待一件女人的衣服一樣，將那些塑料紙疊好，並塞進口袋。

我説：“這酒瓶挺性感的。”記者笑了，用英文説：“像亨利·摩爾的脖子？”

蔡説過“性也是藝術的一部分，而彼得不這麼認為”。記者像明白了些什麼，突然喝下一大口清酒。那個身體是模糊的，甚至會導向一個危險的領域——這是需要掐滅的念頭。“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説着，也喝下了另一口。這瓶酒剩的並不多，我必須在温度上升之前，喝下最後一口。

“你説，如果蜥蜴喝醉了，還會做夢嗎？”我轉向記者，“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喝醉了，我就不會做夢了。我不知道蜥蜴是不是也這樣。”

“今天的清酒這麼難喝，蜥蜴應該會做噩夢吧。”

清酒是我從港口的超市買來的，是船員會喜歡的種類，除了入口時的辛烈，很難再回味出別的口感。短暫的刺激過後，澱粉的黏稠則會在喉嚨開始擴散，直到我開始説話：“我一直覺得記者是比藝術家更為勇敢的。你們並不是只在工作室面對那些東西。”

“蜥蜴嗎？”彼得又偷偷喝了一口，讓我有些惱火。蜥蜴當然比那些“東西”更加可愛。他笑着看向我説：“你今天怎麼對蜥蜴這麼感興趣？”然後他看向了我口袋裏發光的手機，這台嗜睡的機器也像睜了眼，回看我們。我拿出來手機，屏幕上有一條來自蔡的妹妹伊莎的消息。我有些尷尬，但記者説：“是伊莎吧？”我只好打開她的消息：“不知你是否睡了。宿舍發現了一隻蜥蜴，需要你幫忙移除。”我不自覺地念了出來，彷彿這才是今天的新聞。

“你要去嗎？我知道你最近老和伊莎聊天，蔡説你睡不着。”

因為伊莎，蔡才決定回到新加坡。伊莎討厭倫敦的天氣，在疫情的時候，這種情緒變得更加強烈。蔡帶着伊莎回到了這裏，並在附近的大學為她註冊了學籍。在倫敦學習經濟學的伊莎對“藝術”很感興趣，但蔡曾用生命來反對。回新加坡後，蔡卻奇蹟般地允許伊莎改學“媒體藝術”。蔡解釋説：“因為媒體藝術不是藝術，而且可以找到工作。”在工作室的時候，伊莎有時會來看看我們的“創作”。我在離開前創作的“油畫”，也是一隻蜥蜴，嘴裏叼着一瓶清酒。主任看了這幅畫説：“哈姆，我覺得你應該休息一段時間。”而伊莎看了説：“你是姐姐的同事嗎？我想認識你。”伊莎當時不知道我抽煙，更不知道我喝酒。後來我們談起那幅畫，我給她發短信，説我失眠的時候，常夢到那幅畫。

“喂，藝術家，你要去幫伊莎除害嗎？”彼得又問了我。

“我想去。你以後別叫我藝術家了，好嗎？”

“那這瓶酒怎麼辦，還剩最後一口？”

我沒有回答，記者明白我的意思——一起帶着吧。我忘了告訴伊莎，我在睡不着的時候會喝酒。但這種習慣，只會讓我的失眠更加嚴重。伊莎會問：“你為什麼會失眠？”而我已經不記得失眠的原因，因為當我尚清楚具體原因時，我從未有過睡眠的困難；而當我來到新加坡後，我已經很難再説清，是哪一件事，或哪一個地方，抑或是它們之間的哪種關係，導致了這種狀況。就像湖面上蒸騰的霧氣，來去不明。但伊莎和蔡很像，不會接受這種模糊的解釋。

伊莎在我印象中，彷彿是蔡的成功作品，嚴格遵守蔡對她的一切要求：不可飲酒，不可吸煙，不可熬夜，注重整潔。甚至在英國時也是如此，活如一位清教徒。而彼得是蔡的失敗品。連伊莎也知道彼得的狀況，説：“姐姐總是擔心彼得在新加坡會一直這樣。”只有我從未擔心，因為他看起來只是缺少素材而已。新加坡的新聞裏，充斥着各種語言，卻恰好缺乏藝術家的素材。連湖面也顯得沉悶。

伊莎的宿舍在湖的另一頭。在10點後拿着一瓶晃盪的清酒走在高聳的石橋上，實在不是一個好主意。我讓彼得把已經鬆弛的瓶蓋重新擰緊，然後插進牛仔褲的口袋。但是口袋只有五指深，於是清酒的半截腦袋露在外面，並隨着步伐有節奏地搖晃，如同讓我離開工作室的那幅油畫一般。在湖上走的時候，灰色的卡羅魚遠遠攪動着水波，像被驚醒一般，又很快平靜下來。我們加快了步伐。在穿過湖面後，還有一小段樹林才能到達伊莎的宿舍。在新加坡，森林是唯一未被馴服的事物。我們走過被軍人開闢的一條小路，兩旁的路牌有時被新長的樹枝壓彎，一頭栽入了草中。我們必須跨過它們，並隨時注意口袋的清酒，才能繼續前行。

記者像在美術館時一樣走在前面，而我已經對這條路過分熟悉了。從裕廊湖走到伊莎的宿舍必須穿過一片軍事訓練區，而這片樹林和林中的小路，則是兩片區域之間唯一的通道，可供民眾通行。在印度榕的無數空隙中，一條坑窪的水泥路在月光下浮現，並露出了軍車特有的巨大轍印，一路延伸到海邊。在新兵假期外的日子，白天只有一些漁夫和船員會用作捷徑。有時也會有一些遊客誤入這裏，想直通海邊，卻總在半路折返。更多的是一些赤裸上身的男孩們，拿着一些酒瓶和排球，無所畏懼地衝入了一大片榕樹的陰影，腳步隨着笑聲逐漸消失。而入夜後，就只能聽見遠處的炮聲、一些飛機起飛的聲音，像雨點一樣不時墜落在闊葉林的頂端。除此之外，總能聽到一些窸窣的聲響，一路隨着我們的腳步，不連續地靠近，走遠，重複着。

我曾多次走過這裏，所以對這些聲響並不恐懼。在沒有獅子的獅城，連野豬也難覓蹤跡。除了偏愛市區的獼猴們，這座海島是屬於蜥蜴的王國。

“你怕了嗎？”記者頭也不回地問。

“沒有。”我更怕伊莎看見這瓶清酒，雖然所剩不多。我曾在這條路上和伊莎聊起她的父親。蔡和伊莎的父親是一位船員，在郵輪上度過大部分時間。在難得和家人團聚的日子裏，他總是喝得酩酊大醉。喝醉後，他抓着伊莎的頭髮問她：“媽媽有沒有在我不在的日子，總不回家？”伊莎其實也不知道，因為伊莎的母親很早就離開了她們。她只能試着掙脱，直到蔡決定離開新加坡，並將伊莎一同帶去了英國。我曾問伊莎：“除了離開，你們反抗過嗎？”伊莎會説：“反抗的話，就不是我了。”

我突然有些後悔今晚的決定，但隨着樹林逐漸稀疏，一大片修建齊整的草坪將天空割裂，而明暗分明的視野也突然顛倒了過來。一些建築工地的燈火刺入眼簾。

伊莎的宿舍就在離海邊不遠的小山上。那是一座維多利亞風格的建築，但在海風的侵蝕下，英國人引以為傲的絳紅褪成了一層橘黃。雨季留下的青苔則在牆壁上留下了 一些熱帶的痕跡，遠看像被燻過一般。只有大門是新的，掛着用三種語言寫的“歡迎新生”的標語。大門下一個清瘦的人影，低頭坐着。她的兩腿分叉，只有劉海亮着，在手機的熒光中閃爍。她聽到腳步聲，抬頭看了過來。

我走到了記者身前，然後向她招手。“呀，彼得。”伊莎好像並不驚訝。她穿着一件印着她之前英國學校圖徽的衞衣，手插在兜裏。她的頭髮仍舊潮濕，散發出洗髮水的味道，一陣海風讓我清醒過來。我又看了看那件衞衣，像是蜥蜴蜕皮時的甲片，勉強地覆蓋住一個正在成長的身體。她穿着一雙娘惹款式的拖鞋，不斷剮蹭着水泥地上的樹枝，直到那截樹枝碎成幾片，並向山下的海邊滑去。“哈姆，謝謝你來了。”她突然看向我，讓我有些失措。我舔了舔乾燥的嘴唇，然後嘗試笑着：“帶我們看看蜥蜴吧。”

我們順着木色瓷磚的樓梯向三樓攀爬。我聽見清酒晃盪的聲音，隱約在海浪聲中浮現。每經過一層，我便更加忐忑。實際上，我從沒有進來過。我每次送伊莎只到校門口，伊莎便會説：“晚安。”一方面，這一切都顯得熟悉，令人懷念。另一方面，我必須像一位陌生人般，在每一層都假裝放慢步調，而伊莎也會停下，説：“還有一層。”於是我們便繼續。大海的輪廓逐漸清晰，也能聽見一些學生的細談，不知是笑聲還是哭聲。直到三樓，伊莎説：“就是這裏了。”我跟在她後面，經過一條漫長的迴廊，時不時能瞥見監控設備的紅光，如煙頭一般閃爍；直到走廊盡頭，只有一間房門虛掩；我聞到一些煙味，但並不確定，海風又吹來一陣。我故意問她：“是這裏嗎？”伊莎輕輕一推，説：“就是這裏了。蜥蜴在桌子下面。”

記者像闖入新聞現場一般興奮起來。他將手機的燈光打開，拿在左手，蹲了下去；右手的袖子已經卷好，並沿着地面開始摸索。我有些茫然，也全然忘記了清酒的事情。我回頭看伊莎，她有些害怕地看我，似乎有一絲嘲諷。我從另一側靠近時，聽見液體的聲音，原來是記者口袋的清酒由於傾斜的關係，開始流出。一股濃烈的味道蔓延開來，比湖邊更濃。我趕緊換到另側，並將最後一口清酒，救於危旦。我將這瓶酒拿到了桌腳，在那裏我發現了一個了不起的東西。

“你不是説一隻蜥蜴嗎？這裏怎麼有一條斷尾？”我問伊莎，仍舊低頭。

伊莎説：“我剛剛追趕它來着。它本來在桌腳的，現在逃到桌底了。怎麼會有條尾巴？”

我聽見記者突然大笑：“蜥蜴哪有斷尾的，只有壁虎才斷尾求生的。”伊莎竟然也笑了，不過是像咳嗽一般的氣音。我很少見她笑。“那不會是壁虎吧？”她憋着笑問。

我突然想到了早上的新聞，然後説：“我聽説蜥蜴也會斷尾欸。今天新聞説新加坡澤巨蜥遇到危險就會斷尾求生。”我們半蹲着，伸長了脖子，如同斷尾的蜥蜴一般，忘記了桌底的事情。“難……道……壁虎不就是蜥蜴嗎？”我聽見伊莎有些遲疑地説。

“對喔……也對……對……對……”我有些羞赧地低下頭，而記者則毫不在意地繼續摸索。我將整個身子都貼伏地面，瓷磚的温度通過衣衫浸入身體，我便將手腳儘量撐起；藉着記者的光源，開始檢查每一個縫隙。陰影像潮水般來去，那隻蜥蜴卻像是聽懂了人話一般，永遠躲在黑暗的一側。在那些縫隙裏，我發現了零食的碎片，一些煙頭，還有一條灰頭土臉的女士內褲。我只能裝作無事，繼續向桌子的邊緣檢查，那裏則只有一瓶清酒的底座，是剛才放下的。

我有些疲憊，將身子直了起來，雙手歇在腰上。記者卻不倦地開始搜索桌子內部的空間。伊莎有些侷促，走近了，然後將半截身子靠在櫃子上，説：“應該不在桌子裏，這些都關緊了。”我看到伊莎的動作，有些擔心，更後悔帶記者來。但記者並不堅持，一會又像發現了獵物一般，開始搜索另一邊的桌腳。我看向了酒瓶的方向。

一隻紅白相間的壁虎……或……蜥蜴正筆直趴在瓶身上，那些花紋和斷尾如此一致。在它尋找自己尾巴時，意外發現了這瓶清酒。瓶口發出的奇異香味顯然讓它把這綠色的瓶身錯認成了某種植物。它一邊向瓶中吐着信，一邊瞪我們。我不知伊莎是否看見了，但毫無疑問，清酒和蜥蜴必會暴露其一。伊莎從桌櫃上彈起，跳到另側並指着酒瓶説：“蜥蜴在酒瓶上！”記者猛然回頭，温柔地側過身，示意伊莎不要作聲。他像一個志在必得的獵手，將雙手像漁網一般自信張開，高高舉起，輕輕地落下。這隻蜥蜴也像被威脅一般，從瓶底開始向瓶口爬去。這是一瓶所剩無幾的清酒，一隻蜥蜴的重量足以讓它傾斜。隨着它逐漸靠近瓶口，清酒開始搖晃，就等再次傾覆的時刻。記者的手已經停在了半空，隨時準備“收網”。我們沒有注意到伊莎的動作。比起剛才的怯懦和震驚，她像一隻真正的蜥蜴般突然發動了“偷襲”，在瓶身滾落的前一刻，她撲入了新聞現場，前傾的雙手像鏟子一般，穩穩地握住了酒瓶。蜥蜴再次逃跑了，這次順着門縫。憑着職業精神，在新聞現場被“破壞”後，記者轉身跟上“目標”，而我則呆在原地。我看見伊莎笑了，仰躺在地上。我也笑了出來，只好解釋説：“這是我和彼得今天沒喝完的。”伊莎則搖搖頭，朝另一側笑着。

我聽見樓道里記者的腳步慌亂地來回走動，最後停在靠窗的一側。我看着伊莎説：“我以為你怕蜥蜴？才讓我過來。”伊莎笑着説：“那不是蜥蜴，是壁虎吧？是喝酒的壁虎。”她手裏仍攥着那瓶酒，像戰利品般。我説：“看來，我們和壁虎沒什麼區別。”伊莎又説：“我們不是壁虎，我們是有害無益的蜥蜴。”我們便笑出了聲。

伊莎坐了起來，頭髮像着了靜電般飛着。我以為伊莎是害怕蜥蜴的，但也許她害怕的是另個自己。她自己站了起來，順便將酒瓶放在了桌上。她靠上剛才的桌櫃，手卻放鬆了許多。我再次聞到了她的頭髮，並確定不是洗髮水的味道。記者這時闖了進來，一副垂頭喪氣的模樣。他説：“那隻蜥蜴跑了，向海邊跑了。”伊莎回過神來，舉起了酒杯晃，瞇着眼説：“那我們也去海邊吧！”

記者露出無所謂的神情，站在門後。我則有些興奮，因為我第一次見伊莎，也是在海邊。我們順着那條來自樹林的小路，一直走到了海邊，伊莎就穿着同一件外套，雙手交叉，頭放胸前，向我抱怨新學校的事情。我讓她先走，她不忘拿上那瓶永遠喝不完的清酒。但這次，她脱下了那件肥大的外套，只穿一件短袖，一件印着椰樹和吉他的夏威夷襯衫，朝門外走。記者則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往房內走，攔也攔不住。他繞過我，彎腰在我左手邊的桌腳處拿上了那根被壁虎遺忘的斷尾，放在了剛才裝清酒的口袋裏。有趣的是，這截尾巴也大概五指長，和清酒一般高度，於是在他朝門外走時，這截尾巴也露在外面，取代了清酒，隨步伐晃着，好像隨時要斷掉。我看着記者走出，在門後的牆上尋找開關，只聽見伊莎説：“這是老式開關，你要拉那根線。”我看見在頭頂垂下的一根拉鍊，尾部拴着一個已經裂開的銅綠吊墜。我最後看了眼伊莎的房間，是和印象迥異的凌亂，但這種凌亂卻令人着迷。我拉下開關，一切歸於黑暗。我意識到，我並不瞭解伊莎。

我們摸着另一側的梯井走出宿舍，並沿着一條木樁鋪就的小路向山下走。這次記者跟在後面，一副沮喪的模樣。我則跟在伊莎的身後，保持着和記者差不多的距離。伊莎拿着清酒，像要去放漂流瓶一般，步伐輕快。走到山下時，我發現了那座小山的全貌，是之前忽略的細節——原來這座小山不過是堆滿了巨大石塊的海堤而已，而下山經過的部分，經年累月被植被緊密覆蓋。那些後來者，則索性搬來了一些建樓剩下的檜木，順着植被鋪就了一條直通海岸的小路。功能不明，卻諷刺地繞過了本應避開的海堤。我們也來到了海堤本要抵禦的一側。我沒有注意到記者的喃喃自語。

當我和記者站在山下時，伊莎已經找好了另一塊更大也更老的檜木，和海岸線勉強保持平行。那塊檜木就像是被遺棄在山下的孤兒，它過於龐大的身形和有些彎曲的線條，像是被修築小路的人故意剩下的。但它並不是無用的。在那條小路鋪就後，那些工人便想起了它，並把它用作長椅。雖然這條長椅實在有些粗糙不平，那些小孔裏不乏一些寄居蟹的身影，用不對稱的小鉗夾着塞入小孔的煙頭，一一向我們質詢。隨着伊莎坐下，它們一鬨而散。我坐在了檜木的另一端，記者走得很慢，他隨後踢着那些對岸來的沙子，也在我們中間坐下。這時記者的手機響了，他看了一眼，便馬上掛斷。

“是誰？”

“還能是誰？”他將手機關機，拿出了酒瓶，放在腳邊。記者在有心事的時候，看起來也更像一位藝術家。

這時的大海看起來像一灘過於龐大的積水，圍繞着對岸克拉肯似的碼頭。碼頭是活的，海水卻像睡着了一般，一副沮喪的模樣。沒有捕魚船，只有一些巡邏艇像積水潭中的水黽，輕佻來去，攪動着灰黑水面上唯一的浪湧。在碼頭的深處，有時能看見一些新來的油輪，像走錯了房間一樣，前後遲疑着，被克拉肯的觸手牽引一陣，終於停在了合適位置。大船停下時，遠處的浪也會跟着翻湧起來，擾亂那些岸邊的漣漪。燈光大開，那艘油輪寫着“Evergreen”的標識，看來是熱帶的常客了。

遠處的燈光並不刺眼。伊莎看見酒瓶，放在檜木下的沙子裏，旋轉了幾圈，豎了穩當。這是童年埋沙子游戲中的技巧——如果要讓汽水瓶看起來像城堡，必須要旋轉幾圈，才能使之成為支撐“尖頂”的“地基”。她像一個孩子般把雙手撐在檜木的上緣，然後身體後仰，把雙腳也伸直了，一直到不能再前，在沙子上留下了兩條平行的痕跡。彼得則像伊莎過去的樣子，齁着身子，託着腦袋。他的雙腿在檜木前彎成一圈。這彷彿是蜥蜴的兩種姿勢，在一天中不同的時間段，蜥蜴會根據太陽和獵物的方位如此“pose”。不知道新加坡澤巨蜥是否也這樣。

記者突然抬頭：“伊莎，你想喝這瓶酒嗎？”他説完又戲劇性地將那瓶清酒舉高了，要遞給伊莎。在湖邊被捉弄過的我，立刻意識到記者的把戲。果然，在她碰到酒瓶的一刻，記者卻突然像魔術般將手抽回，將酒瓶中的餘量一飲而盡。他當着伊莎的面將酒瓶放回了原位，但怎樣都無法再將酒瓶立穩，酒瓶空了。感到被戲弄的伊莎將空瓶砸在記者的身上，記者則笑着躲開了。她像酒鬼一樣，試着將瓶中倖免的酒滴重新導入口中，但重力並非萬能。她只能瞪記者一眼，然後將酒瓶拋下，並踢了一腳。她看了我一眼，隨即又轉頭看海。

我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我從口袋中摸出了那包因潮濕而軟化的煙盒，並拿出了硬度尚可的一根，遞給了伊莎。“你要抽煙嗎？”每一個音節就像打在岸邊的海浪一般，後勁不足。“好啊。”她甚至沒有反問我。我看着一位陌生人，熟練地將煙頭夾在兩指尖的縫隙，然後轉頭問我：“你有火嗎？”她撥開了垂在鼻端的劉海，將嘴唇湊近。我甚至能看清暗紅的紋路和某些乾燥的角質，像檜木一般隆起，順着唇沿依次排列。但很快，火光熄滅，另一簇火亮起，她重新回到了剛才的姿勢，並朝向依然沮喪的海面。

我看着伊莎，她和蔡長得很像，但她在放鬆時有蔡認真時才有的神情。我彷彿看到工作室的蔡，在畫布上落下第一筆的樣子。但伊莎是伊莎，她因靜電而飛起的頭髮，此時被海風捋順，垂在左側的肩頭，擋住了我的視線。

伊莎轉向記者，吐了一口煙圈，比起記者的魷魚圈，她的煙圈更像一團迷霧。她説：“彼得，姐姐希望你能繼續工作。”“你覺得我還像記者嗎？”他笑了，像被嗆到，咳了出來。

這聲咳嗽持續着，愈發渾濁。“去他媽的記者。”記者突然憤怒起來，然後撿起了酒瓶，要朝水中扔去。他此時的樣子就像班克西的塗鴉一樣，充滿了正義感。他突然想起了什麼，收回姿勢，從口袋裏拿出了那條斷尾，像做藥酒一般，把斷尾放進了酒瓶。沒有了酒，斷尾的長度正好裝入瓶身，不多不少。他將“藥酒”倒過來握住，朝着大海的方向，毫不猶豫地完成了自由落體。那死寂的海面也像感受到了什麼，激起了碩大的浪花，打在岸上。大海甦醒過來，記者也從剛才沮喪的狀態突然爆發。他看向我們，我正想説：“這裏也許有監控，如果亂扔……”這句話荒謬到我並未開口。他沒等我們反應，便像蜥蜴一般衝向了海水，並迅速改變了姿勢，向着那片浮着空瓶的浪頭游去。他在水中摸索了一陣，上下翻滾，等我們大喊着“彼得，嘿，彼得”的時候，他已經回到了岸上。他全身淌水，帶着一股濃重的腥味向我們走來。他左手把空瓶遞給伊莎，伊莎仍在震驚。彼得一邊説着“抱歉”，一邊又從裝過酒瓶和斷尾的口袋中摸出了半片手掌大的珍珠貝，放在了檜木上説：“天然煙灰缸。”伊莎手中的煙頭已經燒出大段，眼看就要坍塌，她只好目送那段煙柱落入貝殼的底部。不出所料，那段滾着火苗的煙柱在遇到貝殼後，很快便散落成幾朵煙灰，滋出一條細長的，帶着鹹味的青煙，黯淡了。

我注意到酒瓶中沒了斷尾，“那截斷尾呢？”

“被浪吃掉了，或者自己找主人去了。”

“那也不能亂扔……”

“那不是垃圾，只有酒瓶才是，所以我撿回來了。”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我陷入了沉默，只好也摸出一根煙。

“你們覺得香煙像什麼呢？”我試圖用提問來化解尷尬。

記者越過伊莎的側臉，看我點煙，點了幾次都沒着，然後睥睨着説：“我覺得煙頭像蜥蜴的斷尾，煙桿像蜥蜴的身體。因為蜥蜴的身體就像燃燒一樣消失了，而只留下一個斷尾。”海風很大，我仍在嘗試點煙，嘴裏苦笑了一聲。

伊莎突然來了興趣，轉向記者。她右肩的頭髮滑向左肩，一團都被吹起，徹底擋住了我的視線：“我覺得是反過來的，煙頭像蜥蜴的身體，煙桿才是斷尾。我們都以為斷尾是剩下的部分，但其實斷尾才是蜥蜴存在的證明，是真正的身體，斷尾被永遠留下了，而身體還會變化，會像煙桿一樣燃燒，消失。”伊莎將手攤開，演示着身體消失的場景，她手掌間只剩下了一個不再燃燒的煙頭。我終於點燃了香煙。

“他們需要報道事實的記者，但我不知道什麼是事實。”記者對着海説。

“我們剛才討論的內容難道不是事實嗎？”我回答。

“那是我們的事實。”伊莎説着，並拿起了潮濕的酒瓶，將煙頭從瓶口滑入。

“我有點冷，能去拿你的外套嗎？”對於新加坡來説，這也算是涼快的日子。伊莎拍了拍沙子，從夏威夷襯衫的口袋裏拿出了一個像代幣一般的鑰匙，舉手遞給記者。我將抽了一半的香煙壓入貝殼的底部，熄滅後也放入了清酒的瓶口。我將裝着一長一短兩根煙頭的酒瓶遞給了記者。記者有些不情願，我只好用英文説：“Please，垃圾。”他突然覺得有些好笑，但又無可奈何，只好轉身離開了。

檜木上只剩下了我和伊莎。我無法再以過去的方式面對伊莎。她穿着夏威夷襯衫，雙腿倚着木頭蹺着，一會又放下。海風換了一個方向，將她的頭髮向後吹起，露出一個有些疲憊的額頭。她像是微笑着，又思考的模樣，觀察着對岸的碼頭。我不再是一個傾聽者，甚至不再是提問者，而是一個觀眾。我試着找回過去的語氣，向她提問：“所以，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喝酒的呢？”

伊莎像沒聽見似的，將雙腳騰空又放下，擺動着身體，好一會才坐好。她將腦袋擺回我的視線，但頭髮仍是亂的，看着我，説：“從我剛去倫敦就開始了。”

“那為什麼回新加坡還在喝呢？”

“因為倫敦和新加坡並沒有太大區別。”

我有些訝異，接着問：“我以為你回到新加坡會更開心。”

“我也以為我會的。”

“你也以為？”

“但並不是的，而且蔡也不需要知道。”她用“蔡”稱呼了她的姐姐。

“蔡開心就可以了，她是辛苦的，無論是去倫敦還是回來，而且彼得也辛苦。”我聽見身後的腳步聲，是記者回來了。伊莎不再作聲。

記者穿上了伊莎的外套，正好合身，讓我懷疑這件外套本就是記者的。記者學着伊莎將四肢伸直，身體後仰，坐入檜木的凹陷處。我意識到，我也不瞭解彼得。（突然一句，有點莫名？）

伊莎突然神秘地説：“我給你們看一個好玩的東西。”她掏出了手機，給我們播放一段動畫。這是蔡説的“媒體藝術”。我站起身看，記者也站了起來，低頭撓着後背。

這是一段由蜥蜴的視角所描繪的2D動畫，它左右擺動的尾巴提醒我們這是一隻向前遊動的蜥蜴，而它扁平的後腦及一側露出的瓶口，告訴我們：它嘴裏正銜着一隻酒瓶。

“這不是我的油畫嗎？”我反問道，記者也注意到了，微微點頭。

“你繼續看。”伊莎説。

我注意到象徵出發點的前景中標識着“新加坡”字樣的陸地，在身後；背景中則有一個碼頭樣的島嶼，象徵目的地，在前方。隨着蜥蜴的遊動，碼頭並沒有更近，陸地也並非更遠。這是一則無限循環的動畫，這是一隻不知疲倦的蜥蜴。

“它不上岸嗎？”記者問。

“它上不了岸的。”

“為什麼呢？它不是會游泳嗎？”我問。

“因為它沒有意識到這些海水是從瓶子流出的，那並不是救生圈。”

蜥蜴隨着海水有節奏地擺動身體，身後的陸地和前方的島嶼彷彿也跟着酒瓶上下浮蕩。不知是不是酒精的關係，我感到一陣久違的睏意。天空露出灰白，海岸線近了，開始漲潮。伊莎和記者的交談逐漸模糊。

此刻我預感到，我漫長的失眠，終於就要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