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木：編緣50年 俯首甘為文藝園丁——記烈浦 | 聯合早報

在新加坡華文文壇，烈浦是一個廣為人知的名字。原名陳川強的他，1938年生於新加坡。雖然烈浦並不像土生土長的第一代新華作家如杜紅和苗芒那樣閃亮般地崛起於1950年代中期，但是，他從1970年代中期至今50年廣編文緣，卻似細水長流地見證着新華文學悠悠的發展之路。

1975年，隸屬於新加坡教育部的教育出版社，總經理何家良提出出版一本新型文學刊物的建議，邀請楊松年、王潤華、駱明、杜誠、烈浦、謝克為《新加坡文藝》季刊的編輯，並由楊松年擔任主編。《新加坡文藝》創刊號在1976年1月面世，至1980年12月出版的第20期為止，編委會皆為上述六人。

曾在2004年10月23日電話訪問烈浦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生許永華，在其《不滅的“星星之火”——對一個協會和一本雜誌的研究有感》一文中指出：“在被認為是文化沙漠的新加坡，也許這份雜誌和這個組織不能製造一種文學思潮，不能編織一段文學佳話。但它們固執頑強的存在，不倦不厭的奉獻，卻無疑變成為沙漠中的一片，一片小小的‘綠地’。”

AdChoicesADVERTISING

其時，烈浦是教育出版社的新聞秘書，因緣際會，得以兼任《新加坡文藝》執行編輯。在寫於1979年一篇題為《鼓勵閲讀、欣賞、創作、出版文藝作品之我見》的評論中，烈浦展現了主導其編輯信念長達半世紀的創作觀：

“擺在我國眼前的一個事實，大家都熱衷討論語言問題、文化問題、社會道德問題。然而，社會經濟發展究竟是較‘文化’建設來得快。因此，我們今日應該有條件而且需要加緊步伐，把思想和智慧集中起來，協力建設文化藝術、鼓勵寫作者有更多創作。”

這是烈浦第一次與新華文壇結下編輯之緣。

1980年，教育出版社逐漸私營化，在完成《新加坡文藝》首五年的出版任務後，改由文藝團體接班。1980年底，新加坡文藝研究會成立，順理成章地承擔起《新加坡文藝》的出版重任。新加坡文藝研究會在1990年改名為新加坡文藝協會。

另一方面，成立於1970年的新加坡作家協會，自黃孟文於1970年代中期從美國學成歸來後進行大改組。烈浦當時加入作協成為會員，躬逢其盛，自1978年擔任作協理事以來，他便不曾離開過作協理事會。2010年，他出任作協名譽會長至今。

1980年代，脱離改組後的《新加坡文藝》編輯行列，烈浦改在作協出版的旗艦刊物《文學》半年刊開始他人生中第二階段的文緣編織工作。

烈浦先擔任《文學》第13期至第16期的執行編輯，之後擔任第21期至第24期的編委。1985年，《文學》第15期署名“編輯室”所寫的《編後話》中的這段陳述，很能體現47歲的烈浦在編輯過程中提攜新秀的編輯理念：

“對於一些初涉文壇新作者的來稿，我們儘量給予‘出籠’的機會，即使作品的內容和技巧稍嫌嫩些；但提攜年輕的‘接棒人’，我們也有責任，何況，任何作家或藝術家等等，在創作的道途上都不免有過幼稚的歷程。”

自謙“小小文藝戰士”

2020年，作協慶祝創會50週年紀念之際，82歲的烈浦在《另一個使命》一文中，陳述了他加入作協40餘年來的心境：“如果從今天算起，我是歷經‘四代會長’分別領軍下的小小的文藝戰士。憶往過去在此刻的心情是充滿信心和無限的感激。”

正是因為這麼一個自謙為“小小的文藝戰士”，從1994年至2012年擔任武吉知馬民眾俱樂部屬下錫山文藝中心主席18年，一面領導優秀的編輯團隊出版《錫山文藝》，一面積極開展社區文化工作。

《錫山文藝》是一份立基於社區，放眼於全國的文學刊物。（ 曾坤順攝）

作為一份立基於社區，放眼於全國的文學刊物，在重視文壇情誼的烈浦的領導下，《錫山文藝》經常刊發作家離世的文訊。此外，2002年6月出版的第22期，推出“曾採紀念特輯”以及16篇與曾採離世相關的“文友的追念·悼文”；2006年4月出版的第27期，推出“追祭海內外作家”特輯共10篇文章，以及“紀念巴金特輯”共21篇文章。這種大規模刊登悼念文章的陣仗，在本地文學刊物上是極為少見的。

進入新千禧年，錫山文藝中心推出一套已故作家叢書，包括由烈浦、莫河聯合編輯的《丁冰小説遺作集》《符氣南小説·散文遺作集》和《力匡散文·詩歌遺作集》。烈浦重情重義的性格，從他為《力匡散文·詩歌遺作集》所寫的《前言》，可窺見一斑：

“在文集中，我們特別附錄了多位作家為懷念力匡所寫下的詩文，這些誠摯的文字，可幫助讀者從不同層面去了解力匡。我們相信：還有其他作家為哀悼力匡而作詩寫文，我們也許一時不察，無法給予羅集。這當然是憾事！本書因為篇幅有一定的極限，所以無法容納作者其他精彩的篇章，編者將之割愛，心中又烙下另一個傷痛！”

出任錫山文藝中心主席期間，烈浦兼任《錫山文藝》編務顧問。1998年5月，《錫山文藝》與中心的另一出版物《新月》合併，改名為《錫山》半年刊。革新第一期（總第14期）主編陳朗在“刊首語”中的這一段話，基本上延續了烈浦在擔任《文學》執行編輯時的編輯理念：

“作為一個華文文藝團體，我們責無旁貸地重視和負起栽培華文寫作幼苗的責任，也理所當然地要協助提高年輕一代的華文程度。因此，在革新後的《錫山》半年刊裏，我們開闢了學生寫作園地，出版中學生作品特輯，以補充學生髮表園地的不足。”

在時任《錫山》執行編輯方桂香的策劃與促銷下，該刊第14期的銷量突破2000本，第15期則在出版不久後再版印刷，締造了本地華文文藝刊物的銷量景觀。這是錫山文藝中心的高光時刻。

烈浦身為社區基層組織領袖，十分熟悉社區組織的運作方式，在他擔任錫山文藝中心主席期間，自然如魚得水地盡情發揮。中心履行了文學團體應盡的職責，開展饒有意義與多姿多彩的文化工作，包括從1994年至2000年間，與新加坡永春會館聯辦七屆全國小學生作文命題現場比賽。

單在1998年，中心與新加坡客屬總會聯辦“二月的旋律”文娛表演，邀請南洋小學學生出席由《錫山》主催的“學生寫作指導會”，與淡濱尼區域圖書館聯辦“作家與學生朗讀會”，主辦“學生寫作交流會”，《錫山》編委會主催書業座談會“在隙縫中創造生機——本地華文書商談書店的現狀與前景”，與作協聯辦“新中作家、學者文藝交流會”等。

此外，2001年8月，錫山文藝中心與武吉知馬民眾俱樂部等聯辦“馬來族羣文化和生活習俗”專題講座，邀請新加坡回教理事會行政秘書耶亞華主講；2003年至2005年，錫山文藝中心與作協和文藝協會展開《新加坡華文作家傳略》的編印工作，也值得一提。

74歲創會及辦刊物

2012年，卸下錫山文藝中心主席與《錫山》編務顧問的職務後，老驥伏櫪的烈浦馬不停蹄地於同年11月發起組織大士文藝促進會，身兼會長與《大士文藝》主編。2013年2月，烈浦在《從“大士”出發》一文中，闡述了他在古稀之年創會與辦刊物的初衷：

“回顧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物質生活相當匱乏，但文藝活動生氣蓬勃，書局門庭若市，相對而言，人們的精神生活是富足的。建國後，基於各種客觀環境侷限，為了生存，新加坡不得不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人文教育有了偏差，文藝推展與活動相對被冷落，一些文藝組織也只是慘淡經營。長此以往，對新加坡人的精神生活極為不利。”

烈浦也在《建立新的民間文藝力量》一文中指出，大士文藝促進會志在出版一本純文藝的《大士文藝》，今後則將持續主辦華語故事比賽、書法比賽、華文創作比賽和多元文化交流活動，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促進閲讀華文文藝與創作的風氣。

大士文藝促進會成立至今12年，其所主辦的各項文化活動，都是緊扣着創會宗旨而開展的。《大士文藝》也發潤筆費給作者作為薄酬，這在目前的本地華文文學刊物中絕無僅有。讓我最為折服的，還是烈浦重情誼的本色，《大士文藝》承襲了他在擔任《錫山》編務顧問時重視故去文友的文訊與遺作的餘緒，例如2014年12月出版的第五期，他在《主編的話》中直接抒發了對兩位離世文友——梁丁堯和君紹的不捨之情：“我在兩人的靈前曾有表示：我們一定會盡力將這兩位先輩作家的遺作給予發表。同時，對這兩位作家會永遠懷念。”

温文爾雅、態度誠懇的烈浦深明語言佈施的重要性，這具體映現在他守護文壇情緣50年的悠遠歲月中。

2010年9月，新加坡青年書局和香港《明報月刊》聯合出版《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作品選》，烈浦是“詩歌卷”主編。

烈浦的人生成長階段剛好是新加坡時局動盪不安的1950年代中期。2020年，《源》雜誌第146期刊發齊亞蓉的訪問稿《烈浦：俯首甘為孺子牛》，文中指出，打從那時開始，烈浦就立志成為魯迅筆下的“孺子牛”，甘願服務社會，服務國家，這種“孺子牛”精神成為他終生追求的目標。

2005年，馬華作家杰倫寫了一首詩《記錫山夜話》，詩中兩句：“烈浦喜歡當園丁／芟草施肥該也種一種花”，證明了烈浦甘為文藝園丁的文名是跨越長堤直抵彼岸的。

無論是作為社區基層組織的領袖，還是作為澆灌文藝新苗的園丁，烈浦皆以實際行動兑現他在青少年時代立下的宏願。打從他在1970年代中期作為一位文化編筐人，甘之如飴地穿針引線、編織文緣至今，半世紀的時間一瞬而過，他始終神色自若，沒在86歲的臉上看到一絲倦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