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站:建議以“公民花紅”代替現金補助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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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從未將自己定位為福利國家,政府也未致力於建立這樣的體制。這主要是因為福利社會可能會導致惰性,抑制人們力爭上游的積極性。不過,近20年來,政策也在由追求效率的右,悄然左轉。
2013年,時任副總理尚達曼説,11年前他剛入閣時,大多數閣員持中間主義立場,現在內閣普遍傾向中間偏左。政府的重點逐漸轉向幫助低收入和年長人士。
這一趨勢在過去10年更加明顯。從建國配套、立國配套、社理會鄰里購物券到求職援助計劃,都顯示新加坡在福利政策上已有顯著變化。儘管新加坡在財税上堅持小政府,但福利政策與幾十年前的大相徑庭。
然而,福利的邊界仍是一個未充分討論的話題。特定人羣的補助,如育兒津貼,一般爭議不大。但像鄰里購物券這樣幾乎惠及全體公民的福利,該不該發,該發多少,都是複雜的課題。
在去年的國慶日羣眾大會上,時任總理李顯龍提醒民眾,“財神爺不一定能有求必應,政府不可能無止境地分發補助”。 一旦開始發放,就比較難喊停,且隨着生活費的上漲,民眾期待補助同步上調。過高的補助可能滋長福利病,也有可能造成新的財政負擔。
我建議將補助與經濟指標掛鈎,變成“公民花紅”(Citizen’s Dividend),而非簡單地與生活費掛鈎。這樣,經濟好的年份補助增加,差的年份減少,既可避免補助額度的爭論,也確保財政可負擔。此外,這樣的機制有助政府在推行必要但棘手的經濟政策時,獲得民眾支持。
例如,旅遊業對新加坡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約為4%,雖然間接惠及大多數新加坡人,但民眾未必感受到好處,甚至可能造成不便,覺得是一種旅遊公害。若能發放類似旅遊業花紅的補助,將有助於民眾理解旅遊業的利弊,改善觀感。當局可以根據遊客入境人數,或酒店業公司税等指標來操作。公民花紅在新加坡並非新鮮事,約20年前曾有新新加坡股票(The New Singapore Shares)計劃,將補助與經濟增長綁定。
不過,我的建議更注重將補助額度與具體政策,尤其是跟那些正確但不太受歡迎的政策掛鈎。例如,外勞和移民是敏感話題,通過補助使民眾直接分享到政策成果,有助於提高政策的接受度,而不會因為公共交通越來越擁擠而產生反感。
從新加坡的發展歷程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常常要冒着短期不受歡迎的風險。政策要持久推進,必須獲得民眾的支持。因此,針對性發放公民花紅,既是爭取民心,也是在構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契約。
新加坡雖然不視自己為福利國家,但一直在探索一種能保持競爭力與社會和諧的發展模式。公民花紅可以成為政府與民眾良性互動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