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站：建議以“公民花紅”代替現金補助 | 聯合早報

新加坡從未將自己定位為福利國家，政府也未致力於建立這樣的體制。這主要是因為福利社會可能會導致惰性，抑制人們力爭上游的積極性。不過，近20年來，政策也在由追求效率的右，悄然左轉。

2013年，時任副總理尚達曼説，11年前他剛入閣時，大多數閣員持中間主義立場，現在內閣普遍傾向中間偏左。政府的重點逐漸轉向幫助低收入和年長人士。

這一趨勢在過去10年更加明顯。從建國配套、立國配套、社理會鄰里購物券到求職援助計劃，都顯示新加坡在福利政策上已有顯著變化。儘管新加坡在財税上堅持小政府，但福利政策與幾十年前的大相徑庭。

然而，福利的邊界仍是一個未充分討論的話題。特定人羣的補助，如育兒津貼，一般爭議不大。但像鄰里購物券這樣幾乎惠及全體公民的福利，該不該發，該發多少，都是複雜的課題。

在去年的國慶日羣眾大會上，時任總理李顯龍提醒民眾，“財神爺不一定能有求必應，政府不可能無止境地分發補助”。 一旦開始發放，就比較難喊停，且隨着生活費的上漲，民眾期待補助同步上調。過高的補助可能滋長福利病，也有可能造成新的財政負擔。

我建議將補助與經濟指標掛鈎，變成“公民花紅”（Citizen’s Dividend），而非簡單地與生活費掛鈎。這樣，經濟好的年份補助增加，差的年份減少，既可避免補助額度的爭論，也確保財政可負擔。此外，這樣的機制有助政府在推行必要但棘手的經濟政策時，獲得民眾支持。

例如，旅遊業對新加坡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約為4%，雖然間接惠及大多數新加坡人，但民眾未必感受到好處，甚至可能造成不便，覺得是一種旅遊公害。若能發放類似旅遊業花紅的補助，將有助於民眾理解旅遊業的利弊，改善觀感。當局可以根據遊客入境人數，或酒店業公司税等指標來操作。公民花紅在新加坡並非新鮮事，約20年前曾有新新加坡股票（The New Singapore Shares）計劃，將補助與經濟增長綁定。

不過，我的建議更注重將補助額度與具體政策，尤其是跟那些正確但不太受歡迎的政策掛鈎。例如，外勞和移民是敏感話題，通過補助使民眾直接分享到政策成果，有助於提高政策的接受度，而不會因為公共交通越來越擁擠而產生反感。

從新加坡的發展歷程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常常要冒着短期不受歡迎的風險。政策要持久推進，必須獲得民眾的支持。因此，針對性發放公民花紅，既是爭取民心，也是在構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契約。

新加坡雖然不視自己為福利國家，但一直在探索一種能保持競爭力與社會和諧的發展模式。公民花紅可以成為政府與民眾良性互動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