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死刑看法調查的意義 | 聯合早報

內政部去年4月到6月針對公眾對死刑的看法展開調查，超過四分之三受訪的本地居民認同以死刑對付嚴重罪案，比2021年的調查高出近四個百分點。在不同意強制死刑的受訪者中，21.8%傾向接受酌情死刑，56.1%認可終身監禁代替死刑。無獨有偶，台灣憲法法庭近日裁決，認為死刑合乎憲法，但應儘量限縮適用範圍，換言之，死刑的裁決必須斟酌犯罪類型與要件更慎重地考慮。這項判決結束了台灣20多年是否廢除死刑的社會爭議。

亞洲社會尋求廢死的案例不少，馬來西亞在去年正式廢除強制死刑，韓國雖未廢除，但自1998年以來已停止執行。但維持死刑的民主國家還是不少，包括日本、印度和多數東南亞國家。綜觀世界，廢除死刑的國家過半數，死刑存廢與貧富無關，更主要的是社會的觀念與政治博弈的結果。

死刑是法律刑罰的極限，一旦判決和執行即無回頭路，這是很多國家決定廢死的主要理據。近代對公權力剝奪性命的死刑觀念的改變、進而形成主張廢死的運動，與人權理念的擴大和充實有直接關係。也有論證認為，死刑不能在實際上遏制犯罪；但同樣也有研究數據指出，死刑確實能嚇阻殺人或販毒等嚴重罪行。我國數據證明，在1990年實行私運超過1.2公斤鴉片可判死刑後，走私鴉片數量在隨後幾年明顯下降超過六成。此外，我國逮捕的嗜毒者（亦即販毒受害者）也從1990年代的每年6000人，減少到人口更多以後的現在每年3000人至3500人。因此，死刑對販毒者的威懾效果確實存在，只要能加強執法，提高確定性（即逮捕率高）就能達到犯罪心理學中的威懾效果，減少犯罪。這一效果適用於販毒和其他重大罪案。

廢除死刑在許多國家被一些知識界人士重視，與民間團體積極推動有直接關係。但就像具有爭議的很多社會運動，正反雙方都採用了對本身有利的數據，企圖説服社會大眾，進而影響決策。新加坡也有長期主張廢死的人士，但尚未成氣候，對政府來説，在爭議爆發前，主動展開頻繁與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調查，可對國內國外展示我國精確的民意傾向，這能讓政策的推行具有説服力和公信力。

我國受訪居民在整體上有77.4%非常同意或同意以死刑懲治嚴重罪案，包括販運大量毒品、蓄意開槍或企圖開槍傷人，以及蓄意謀殺，背後的重要根據是擺在所有居民與旅客面前的卓越治安環境。高民意支持死刑，或許會被一些外國人視為保守落伍，但這正説明本地社會有自己的選擇，並不盲從其他一些國家的潮流，而是從我國民情與傳統價值觀出發，遵從本國的現實與社會觀念，包括捍衞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安全福祉等利益。這項民意背後當然不是認同殘忍，而是反映亞洲人正義觀的表達。當蓄意造成他人死亡的重大罪案發生時，殺人者與被殺者的人權如何分清楚，如何用愛解決問題，其實已經進入哲學概念領域，與法律執行和民意認知，經常是有落差的。台灣長期以來的民調便顯示，反對廢死的比率其實高達八成。在任何社會，如果只靠聲量大要求廢死，不顧民意和民間真實的情感，或許才是違背主流民意的做法。

主張人權與愛心者，或許應該強調的是，如何在死刑的審判與執行過程中保持最高的嚴謹度，儘可能縮小死刑的適用範圍，給予被告最大的疑點利益，讓法官有足夠裁量權，這些都是為了避免造成冤屈而可以斟酌的做法。

很多廢死國家的罪案受害者家屬內心的不平，有沒有具體反映在他們的法律制度與民意結構上，是值得懷疑的。生死固然是人生最大的事，更必須關注的是社會機制能不能為人民從生到死的過程中，提供更多趨向善的抉擇、幫助與支持。社會要有像黃絲帶運動一樣，幫助失足者回頭是岸的機制，更要有行動避免資源匱乏者墜入生活的深淵，鋌而走險。足夠的預防措施，可以避免更多人陷入必須遭受死刑的困境，這才是合乎社會正義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