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曦娜：奎因街 | 聯合早報

符克勤從武吉士地鐵站出來，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地就來到了奎因街。恍然間，他以為自己又約了餘子國，就像往常那樣，兩人在星柔快車起點站碰面，然後北上新山。但猛然一想，一陣悲涼倏然湧上心頭。餘子國是再也不可能跟他一起越過長堤。

一

雖然早已來到新世紀，符克勤到了奎因街巴士總站，總好像回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還在南洋大學讀書的日子。

1963年到1966年，符克勤在南大讀書，每個星期六下午從大學搭3A綠色巴士到奎因街巴士總站，再轉車回後港住家。每個星期日傍晚，又從奎因街坐綠色巴士回到雲南園。

3A綠色巴士以奎因街為起點，沿着武吉知馬路行駛，再轉進裕廊路，最後從那高高的南大牌坊駛進去，經南大湖，一直來到南大餐廳永祺廳前的停車站。偶爾錯過了3A班次，他改搭3號巴士。但3號巴士不駛進校園，得在大學正門入口處，南大牌坊旁下車，在夜色中慢慢走回學校宿舍。

還未到南大上課，符克勤就聽説了南大牌坊，是小學六年級時，級任老師告訴他們的，南大牌坊宛如南洋大學的靈魂，象徵南洋華人興學辦教育的熱心和成果。因為記得小學老師這番話，符克勤那年初入南大，第一次站在巍然屹立的牌坊底下，望着牌坊上莊嚴肅穆的“南洋大學”四個字，不禁心潮澎湃，那種感覺，他自己也説不清楚。

1983年某天，符克勤接到教育部來信，通知他去一項全日制“變流”課程受訓，課程完成後，他將成為一名“變流”教師，從華文變流到英文，從此以後不再以華語教學，改用英語上課。

那陣子，符克勤對未來的教學生活充滿焦慮，心情格外低落。一天下午，他下了課，從執教的學校出來，漫無目的地開着車，不知為何，車子從城市東部一路駛向西部，最終來到曾經讀了四年書的母校，在學校大門口的南大牌坊旁停下車來。

那一天，當符克勤在車裏望向曾經進出四年的老牌坊，冷不防一陣愕然。牌坊上原來的“1955”及“南洋大學”四個字不知何時已被剷掉，換上“南洋理工學院”的英文校名“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符克勤當然知道，早在1981年，南洋大學原址已成了“南洋理工學院”，可那天下午，猝不及防與老牌坊打個照面，他還是措手不及似的，有一種説不出的錯愕。他在老牌坊徘徊許久，想起了當年在南大讀書的前塵往事，又想起眼前的“變流”課程及課程結束後即將面對的日子，心情一直無法安寧。

那次之後，符克勤再也沒回過母校，老牌坊卻幾經滄桑，歷經仿製、搬遷，甚至差點就遭受被拆除的命運。符克勤也聽説了，拆除牌坊的招標廣告發布後，竟然沒有承包商願意投標做生意。南洋理工學院後來封閉了原來的出入口，把大門改在惹蘭巴哈，南洋理工學院那三個英文字也隨之被摘掉。老牌坊一度成為無字牌坊，荒涼地矗立在野草叢生中。最終，也不知什麼原因，被遷移到裕廊西93街一處私人住宅區附近。那時他正茫然於自己的教學工作，長期處於彷徨、無助之中，對於牌坊的事已心灰得不想聞問。

符克勤與餘子國相識於年少時，兩人高中同班兩年，高二畢業後一起升上大學，還做了四年宿舍室友。大學畢業後，餘子國進了報社當編輯，符克勤當了一輩子中學老師，在不同圈子工作的兩個人，半輩子各自在職場浮沉，一度疏於聯繫。

幾年前，符克勤的妻子因腦溢血驟然辭世，符克勤突然發覺自己變成孤獨老人。直到有一天，他在梧槽坊吃飯，遇見暌違多年的餘子國，彷彿見到久未見面的親人，從那天起，兩人時相過從，好像又回到學生時代，經常結伴同行的日子。

餘子國住在馬林百列，符克勤家在盛港，兩人因此常約在年輕時熟悉的老城區見面，有時在橋北路一帶，有時到奎因街附近的梧槽坊，那時他們都喜歡去梧槽坊一家角頭咖啡店，裏面那檔賣了許多年的肉骨茶特別合兩人胃口，他們就坐在那人來人往，人聲嘈雜的咖啡店裏，各自吃一碗熱騰騰的肉骨茶，一碗白飯，再各點一杯咖啡或茶，在那裏消磨一個下午。

二

餘子國第一次邀符克勤坐巴士進新山，符克勤還有點不樂意。退休前，符克勤習慣以車代步，他那輛不起眼的，1200CC灰色小日本車，叫他駕得如魚得水，這輩子他最執着的一件事也就是，不管擁車證多麼昂貴，他都努力節衣縮食，堅持擁車。在馬路上扶着屬於自己的方向盤，想去那裏就去那裏，讓他覺得自己也有隨心所欲，自由自在的時候。

退休後想到坐吃山空四個字，又看到擁車證價格一波又一波，飆升得教人觸目驚心，符克勤終於心不甘情不願地放棄開車，但想到坐巴士一路奔波過長堤，到了關卡還要上下巴士通過海關，心裏總是提不起勁。

可退休日久，符克勤發現日子過得有點百無聊賴。於是，那一天，當餘子國無意間向他提起，他們失聯多年的另一位大學室友黃志遠目前在新山定居，符克勤一時興起，反而向餘子國建議道，不如到新山去找黃志遠喝茶。

餘子國聽了二話不説，立刻約了符克勤次日上午10點在奎因街碰面，又説，這時候過長堤，一般上不堵車，不到一小時就能到達新山市區。

那次之後，符克勤與餘子國有事沒事越過長堤，每次都約了黃志遠在陳旭年街碰面。老街不長，全長不到一公里，街道狹窄，歷史卻很悠長。新世紀之後，變身為文化街，成了遊客打卡之地。

陳旭年街兩旁的雙層店屋，有不少老字號咖啡店、麪包店，街上的旁支小巷，隱藏着一些透着文青情調的新式咖啡館和創意小店。他們喜歡到一家傳承了三代人的老咖啡店，店外有幾株桃紅色的緬梔樹，三人在樹下東聊西扯，在往事與現實間説長道短，經常一坐就是一個下午。回家前，順道走進老街上那家新山最古老的麪包店，買幾個手作椰絲麪包帶回家，一趟新山行也就圓滿結束。

餘子國退休前一直在報社任新聞編輯。可56歲那一年，公司為了節省開支，把一些年資長，薪水高的員工請走，餘子國還沒到退休年齡，老東家卻向他伸出“黃金握手“，給了他相等於1年6個月薪水的解僱補償金，讓他提前離職。

黃志遠與餘子國是同行，退休前在《馬來西亞商報》擔任採訪主任。同樣出身報界，餘子國內心十分佩服黃志遠這位老同學及宿舍室友。

黃志遠65歲退休回老家，在新山埋頭研究新馬現代史，尤其致力於二戰後新馬從殖民地走向獨立那段歷史。他還做了訪問和田野調查，幾年間成績斐然，接連出版了幾本著作。

黃志遠其實南大還沒讀完就不告而別，在一夜間從星島匆匆跑回馬來半島，此後許久都沒來新加坡。

那一天，三個老同學又聚在緬梔樹下，天南地北談起當年在雲南園的生活。天氣涼爽，清風徐來，偶爾飄來一絲淡淡的緬梔花香，叫人心情愉悦。

三人談笑風生間，不經意間談起當年同學們因為不滿南洋大學改制而罷課的點滴舊事，又提起一些在學潮中被逮捕的同學，黃志遠一邊端起咖啡杯，一邊好整以暇地説，好在我跑得快，你們新加坡還來不及抓我，我就逃之夭夭，要不然不是關進牢裏，就是被趕出境。

符克勤愣了一下，説，是這樣啊？當時就是搞不清楚，你怎麼突然就失蹤了，有人説你是因為家裏長輩生病回去的。

黃志遠笑笑搖頭説，你們記得李厚教授嗎？當時我和李教授關係比較好，李厚從來就同情反殖人士，也同情反對南大改制的同學們，他暗中警告我，很可能會被捕。李厚不隨便説話，我聽了之後也不敢猶豫，誰也不敢説，當晚趕快坐3A到奎因街，趕上最後一趟星柔快車回新山，第二天一早又匆匆跑到居鑾我姨媽家，在村裏住了兩個多月。

黃志遠的一番話進一步勾起了符克勤對過往的記憶，便道，你當時在學生會那麼活躍，不被捕，遲早也會被開除……

黃志遠沉默了幾秒鐘又説，你們也許不知道，我雖然在新加坡逃過一關，但後來到吉隆坡，因為參加反越戰示威遊行，還是進了監牢，在裏面呆了五年。我不甘願在監牢裏浪費生命，考到英國高級劍橋文憑後，成為倫敦大學校外生，也拿到了學位。

符克勤聽了豎起大拇指，一時之間也不知説些什麼。

這時餘子國想起他當時的女朋友曹玉秋，心裏悶悶的，許久都不想説話，任由身旁的符克勤與黃志遠，宛如慣看秋月春風的白髮漁樵，你一言我一語地細説是非成敗。

三

奎因街之於餘子國真是欲説還休。

在南大讀書的時候，餘子國經常在星期六中午陪伴同班同學曹玉秋從雲南園下坡底。兩人到了奎因街巴士總站，先步行到淡水河畔，在結霜橋橋頭吃一碗叻沙，再從奎因街穿過維多利亞街，來到橋北路。

那年代的橋北路與維多利亞街充滿書卷氣，大眾書局、青年書局、上海書局等大大小小的書店，從小坡大馬路到二馬路，少説也有十幾家，橋北路上的支路啓信街雖然不長，卻是人來人往，熱鬧滾滾。街上有家學生書店，書店附近的食物攤檔，從雲吞麪到海南雞飯，少説也有七八家。啓信街路口有家咖啡店叫月蘭亭，店裏有一攤好吃的炒粿條。他們逛了書店，偶爾也到橋北路與啓信街交接的奧迪安戲院看電影，散場後再到月蘭亭吃盤炒粿條才各自回家。

曹玉秋來自新山，大學二年級那一年，兩人曾經從奎因街坐快車到新山，度過難忘的新山一日遊。但也許時機未成熟，那次的新山行，玉秋並沒帶子國回家見父母。

那天在巴士上，曹玉秋説，自從新山動物園對外開放後，那麼多新加坡人跑過來看動物，我是新山人都沒去過，要不我們等下到動物園走走？

餘子國對動物園並不太感興趣，但看到曹玉秋興致勃勃，也不忍掃興，立刻點頭説好。

兩人在新山市區下了車，步行到陳旭年街附近吃了碗雲吞麪，再從陳旭年街徒步到動物園。

新山動物園離市區不遠，但也不近，位於大皇宮地區，約一個小時的腳程，兩人邊走邊聊，一點也不覺得路途遙遠。

動物園不大，但該有的動物好像都有，老虎、獅子、猴子、熊、駱駝、鱷魚、河馬等等。週末下午，遊人扶老攜幼，園裏充斥着小孩歡樂的叫聲與飛禽走獸的鳴叫、吼叫聲，熱鬧哄哄的，彷彿一場嘉年華。他們隨着人羣，在動物園邊走邊看。走着走着，來到了馬來貘園區，看到兩隻半黑半白，前半身和四肢黑色，後半身乳白色，長得似豬非豬、鼻子似大象，尾巴卻短小的動物。其中一隻馬來貘正在池內泡水，另外一隻懶洋洋地斜躺在地上午睡。

子國看得有趣，笑着説，原來馬來貘長成這個樣子，怪不得叫四不像。

玉秋説，我喜歡貘的傳説，傳説它們有一種神力，可以偷偷來到人們的夢境裏，將人們的噩夢吃掉，成了自己的食物，也使人們可以一夜好睡。

子國聞所未聞，聽了哈哈大笑説，吃夢的怪獸，這個傳説很特別，有想象力。

玉秋笑説，我倒希望，真有這樣的怪獸，可以在我發噩夢時，幫我一口吃掉。

兩人説説笑笑，不知不覺在動物走了一圈。近黃昏的時候，他們自園裏出來，玉秋説，時間還早，我們到海邊走走。

那天遊人不多，兩人站在海岸邊，遙望海峽對岸的新加坡島，漫無邊際地説着話。可才説得高興，竟然下起綿綿細雨。

雨天的黃昏裏，一對剛嚐到戀愛滋味的年輕情侶，躲在亭子裏，彼此挨着坐。雖然被困雨中，也不覺得時間難捱，卻別有一種甜蜜的感覺。

離開海邊後，餘子國在玉秋陪同下又來到市區車站，同樣坐了星柔快車，獨自一人越過長堤，一路上卻是甜滋滋的，對未來充滿期待。玉秋為人熱情，卻有種既明朗又温柔的氣質，深深吸引着餘子國。多年之後，子國回憶起這一生僅此一次，與玉秋把臂同遊的往事，一陣失落感仍會湧上心頭。

1963年他們初入南大，正值大學多事之秋。那年2月2日的冷藏行動，一羣軍警進入校園，逮捕了二三十名學生。9月間，新加坡舉行大選，南大創辦人陳六使呼籲選民支持南大畢業的候選人。大選過後，政府宣佈吊銷陳六使的公民權。

1964年6月27日，政府援引公安法令，動員數十輛警車與鎮暴車進入南大校園，軍警人員上門到宿舍逐間搜捕學生，拘捕了四五十名學生。

次日，《南洋商報》報道説，警方發言人對此次逮捕行動拒絕發表意見，僅説是來自中央政府的命令。那年，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聯邦的其中一州。

1965年，學生抗議政府重組南大，學潮持續不斷，1965年7月，校方奉命開除百名在籍學生。曹玉秋也在名單上。

進入大學後，玉秋和宿舍室友採霞常在學生會活動。大學第二年，玉秋被選為學生會小組委員，每一兩週協助學生會主辦學術演講、電影招待會等各種活動。餘子國與曹玉秋何曾想到，參加活動也成了那個詭異年代的罪證，一不留神，就讓自己成了政治鬥爭與利益較勁的犧牲品。

奎因街是餘子國最後一次見到曹玉秋的地方。那年7月底，玉秋收拾行李回返新山，子國從雲南園一路相送到奎因街，兩人一路沉默無言，子國更多的是依依不捨。腦子裏盡是柳永的《雨霖鈴》，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説？

一路上，玉秋側着臉望向窗外，心情十分低落。快到奎因街的時候，卻又若無其事似的對子國説，隔一道長堤罷了，以後我們可以在新山見面。但子國怎會不知，玉秋一向成績優越，從小到大，在班上名列前茅，突然被開除學籍，內心該有多失落？

曹玉秋快上星柔快車的時候，餘子國望着即將北上的心上人，幾度欲言又止，終於衝口而出，我會去新山找你的。

可這新柔長堤，説長不長，説短不短，隔着數十公里長的柔佛海峽，看似咫尺，卻又彷佛遙不可及。奎因街這一別，餘子國再也沒見到曹玉秋。

玉秋在新山老家呆了兩個多月後即北上吉隆坡，起初在當地一家報社當校對，一年後調升記者，專跑華社新聞。玉秋投入採訪工作後，生活越過越忙碌，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她與餘子國漸行漸遠，終於斷了音訊。

曹玉秋剛離開的時候，餘子國想起她總黯然神傷，想到兩人戀情正熾，就被逼紛飛長堤兩岸，內心既惆悵又沮喪。那些年來，輾轉聽説玉秋嫁給了報社同事，後來又聽説，她隨丈夫回亞羅士打老家定居。而他自己，也曾談過兩次短暫的戀愛，最後都無疾而終。對於兩次失敗的戀情，餘子國從來也沒多想，和對方分手後，船過水無痕似的，好像也從不惋惜，到了後來，連她們長成什麼樣子都逐漸模糊了。

餘子國為人低調，不愛與人衝撞，也不太喜歡團體生活。可從沒參加左派團體的他，卻無端端坐了五個月政治牢。

餘子國認識吳其本時已在報館做事，那時他每天下午4點上班，午夜12點左右下班。上午那段時間他常到橋北路逛書店，中午在附近的佘街或巴米士街吃了午餐才回報社上班。

餘子國常去的一家老書店，經常有三五成羣的華校生在那裏碰面，餘子國就在朋友介紹下認識吳其本。吳其本和他一樣，都是海南人，幾次在書店碰頭，漸漸熟絡起來後，有時適逢午餐時間，三幾個人一起從書店出來，越過橋北路，到巴米士街吃雞飯。

吳其本經營一家小印刷館，專做熟客生意，平時也不太忙，愛四處跑動。他原是笨珍人，小學畢業後，到新加坡念中學，住在舅舅位於佘街的店鋪樓上。大家一起吃飯時，吳其本很少談政治，倒常説起五六十年代海南三街的舊事。

都已是1970年代初了，餘子國怎麼也不會想到，吳其本會是馬共外圍組織成員。更沒想到，認識吳其本，給自己惹來一場牢獄之災。直到有一個晚上，下班回家已是深夜一點，突然有四個警察上門，證實了他是餘子國後，左右兩個警察隨即將他帶走。餘子國後來才知道，內政部跟蹤吳其本的時候，有幾次發現他和吳其本一起吃飯，於是將他也一起捉了進來。

餘子國被審問的時候，內政部官員在紙上寫了“吳其本”三個字，問他認不認識這個人。餘子國據實以告，説，吳其本是他在書店認識的朋友，不是很熟。

警官又問他，為什麼來往那麼密切，還經常一起吃飯。

餘子國一臉無辜地説，在書店碰到了，剛好又是午飯時間，大家就一起吃頓飯。

警官不罷休，繼續追問，吳其本現在躲到那裏去？餘子國大搖其頭説，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內安局人員再問他，有沒有捐錢給吳其本的地下組織做活動經費，餘子國聽得一頭霧水，茫然搖頭説，他和吳其本之間沒有任何錢財來往。官員兇巴巴地瞪着他，又問了一堆話，還是問不出所以然，暫時休停。

五個月後，餘子國從拘留所出來，偶爾也還跑書店，卻從此沒再見到吳其本。

對於餘子國來説，無端端被捉起來，簡直是他人生中一場最大的噩夢。一直到許多年之後，他還經常夢見自己在一間陰暗、冰冷的小房間裏，被幾個惡漢關起來盤問的情境。夢裏的他，穿着單薄得幾乎透明的囚衣，全身發抖，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被審問。夢醒之後，恐懼、迷茫兼而有之，倏然間他想起許多年之前，玉秋和他説過，馬來貘吃夢的傳説，頓感五味雜陳，不是滋味。

1970年代還是個有人情味的年代，餘子國獲釋後，報社也沒放棄他，讓他在原來的崗位繼續工作。他為此銘感於心，多年來勤懇工作，對上司分派的工作從無怨言，卻沒想到，到了新世紀，人事已非，還沒到花甲之年，一場賓主關係落得“握手”以終。

四

奎因街常叫符克勤想起，初入南洋大學的1963年，他與同學們心情肅穆地到了政府大廈，向政府呈上情願書的往事。

符克勤清楚記得，那天是10月7日，早上9點過後，他們近千名同學，在學生會領導下，從南大校園分乘12輛巴士，直達奎因街綠色巴士車頭。下了車，同學們列隊步行至政府大廈前面的草地上，帶頭的同學高舉着“南大同學和平請願”八個大字，又派出五名學生代表前往總理公署，向當時的代總理杜進才遞上請願書，要求政府放棄褫奪陳六使的公民權，釋放被捕的南大同學，保證不修改南大法等等。

那天他們的請願隊伍秩序良好，沒有意外，也沒有暴力，請願之後同學們同樣井然有序，列隊離開草場，回到奎因街搭巴士回南大。可那次的請願，最終並不如他們所願，沒有得到他們期盼的答覆。

在風雨飄搖中完成學業後，符克勤順利申請為中學教書，教的是本行生物。妻子黃靜雲是同班同學，同樣申請為中學生物老師。一直到1970年代末，符克勤和妻子過了十餘年還算順心順意的日子，他怎樣也不會想到，好景不常，1980年代，全島各校突然實行統一語文源流，全國華文中小學的教學媒介語一律改為英語。

那年，符克勤和妻子黃靜雲都接到教育部來信，通知他們去接受變流訓練。課程完成後，黃靜雲不再教生物，轉為華文第二語文教師。符克勤在英語課程結束後，以英語繼續教生物。    

往事不堪回首。這輩子，符克勤最恨聽到“converted teacher“這兩個字，每當回想起教學生涯中那段“變流”的日子，符克勤覺得自己活得真夠窩囊。剛開始用英語教書，他每晚備課到深夜，每天死背一堆英語教材，由於用腦過度，神經緊繃，半夜裏輾轉難眠，一大清早又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進課室，將前一晚費盡心思準備的教材，背書般小心翼翼地背了出來。有一回，在課堂上教完當天課程，離下課還有六七分鐘，符克勤一時忘了自己的處境，傻傻地問學生道，Any  question?

竟然也有一位學生舉手問了個問題，符克勤慌張之下，剎那間不知如何以英語表達，只記得那天場面尷尬，學生們都用一種古怪的眼神盯着他。

那次之後，符克勤再也不敢讓學生在課堂上提問，上課時按照時間慢慢講，一直講到下課。就這樣每天拖着倦怠的身軀和無奈的心情到課室去。

可即便符克勤活得小心翼翼，日子仍不好過，有一回，校長接到家長來信，投訴生物老師英文不好，擔心兒子的生物及英文成績會下降，要求學校安排非變流教師來教他兒子那一班。

接到這樣的投訴，符克勤難受到極點，他曾經想過，不如不教生物，轉教華文第二語文，但他的申請最終被拒絕了，校長告訴他，目前數理生化教師短缺，無法調動。

45歲以後，符克勤生命中掀起一波又一波波浪，他一直無法忘懷，那一天，女兒文樂從學校拿了高中會考成績單回家，雙眼含淚而又一臉憤怒地對她媽媽説，你們當年為什麼讓我讀華校？為什麼不送我進英校？害了我一輩子。

聽到文樂歇斯底里而又近乎吶喊的一番話，符克勤並不感到驚愕，卻是痛徹心扉。他望着哭得雙眼紅腫的文樂，內心不禁思付，自己是不是真的害了女兒？

文樂一帆風順讀了10年傳統華校，中四畢業後，卻在進入初級學院的那一年，不幸碰上全島教育制度大變動，主修科除了華文與歷史是以華文為媒介外，其他科目皆以英文教學，副修科則幾乎全是英文。在那兩年裏，文樂每天都讀得廢寢忘食，在委屈鬱悶中，仍咬緊牙根苦苦拼搏，但高中成績揭曉，終究還是未能達到大學入學標準。

唯一讓符克勤和妻子感到慶幸的是，他們在女兒5歲的時候，就讓她學鋼琴，且文樂從小很有音樂天賦，15歲已通過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考試。那時文樂在彷徨中終於聽取父母的意見，重新練琴，進一步考取了教師專業文憑，當起了全職鋼琴教師。

可文樂的性格從此改變，變得古怪，不太愛搭理人，也不跟同學來往，獨來獨往多年之後，在而立之年嫁給了一個喪偶的學生家長，不久隨丈夫及繼女移民澳大利亞，此後很少回新加坡。

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符克勤當了10年變流教師後，有一天，他讀到報章上刊登一則讀者來函，題為《為變流教師請命》，文章很直白地説了，“目前有一羣教師叫‘變流教師’，他們出身華校，多年來用母語教學，只因為教育制度的改變，他們突然間得用英語來教數學和科學，可想而知，這羣‘變流教師’在英文的表達能力上遠遠比不上一般英文教師，可悲的是，當學生英語成績不理想時，經常有人怪責這羣‘變流教師’，説他們污染、降低學生的英語。又如果學生數理成績不好，更歸罪於這羣‘詞不達意’的‘變流教師’……”

符克勤不知這位作者是誰，更別説認識他，可那篇文章簡直講到他心坎裏，把他多年的委屈都説了出來，一直到現在，他都對這位素昧平生，為變流教師請命的有心人心存感激。

又過了10年，來到了千禧年，符克勤雖然未到花甲之年，但他去意已決，決定提早離職，甩掉身上這“變流“之名，不再折磨自己。那時妻子剛去世，女兒也已移民澳洲，他告訴自己，孤家寡人的生活可以過得很簡單，粗茶淡飯也是一餐。於是，56歲那年，他呈上了辭職信，不幹了。

五

符克勤跟餘子國最後一次越過新柔長堤是在兩天前。

那天黃志遠打電話給餘子國説，有個老同學寄了兩本新書託他轉交給他們。黃志遠沒説是誰，電話裏餘子國也沒想多問。且黃志遠歷來交遊廣闊，往來老友無數，老同學通過他贈書並不奇怪。

他們在一個天涼如水的星期一下午來到陳旭年街。那天黃志遠臨時有事，遲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他們先在街上一家號稱有80年曆史的老字號茶餐室，吃一碗潮州魚圓面，再到咖啡店等黃志遠。

黃志遠匆匆趕到後，迫不及待地説，上兩個星期我碰見一個老同學了，那麼多年沒見，竟然也會碰上。你們一定猜不到。

餘子國與符克勤同時望向黃志遠，符克勤先開口問，碰見誰了？

黃志遠説，上星期我在吉隆坡碰見曹玉秋了。説後，不知有意或無意，雙眼望向餘子國。他見餘子國怔怔的，彷彿沒聽清楚他的話，便又接下説，我們在一個朋友娶媳婦的婚宴上同桌。那麼多年，玉秋也沒怎麼變，一下子就認出來了。

餘子國默然無語，其實他也想問黃志遠，玉秋還好嗎？可終究還是沒説出口。

這時，反倒是符克勤帶着好奇的眼神問黃志遠説，曹玉秋這些年都在新山做些什麼。

黃志遠把曹玉秋過去數十年的經歷説了一下，又從隨身揹着的雙肩包拿出兩本書説，這是她去年底剛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人生行旅》，特地寄來送給你們。

停了幾秒鐘，黃志遠又説，玉秋那晚問起了子國，我説你們經常進來新山喝茶、聊天，她要了我的地址，説改天將新書寄到我這裏來。沒想到這麼快就寄到。

那天下午，餘子國有點心神不寧，還沒到5點就推説頭痛要回家休息。抵達家門後，餘子國也沒吃晚飯，有點茫然地打開了曹玉秋的新書，先看了看目錄，赫然看到其中一篇《馬來貘》。馬來貘，他盯着這三個字，一下子牽動了思緒，很快就根據目錄，翻到第63頁，將文章從頭讀起。

曹玉秋在《馬來貘》裏以淡淡的筆觸，回憶起多年前曾經和一位朋友同遊新山動物園，看到了傳説中會吃噩夢的馬來貘，沒想到動物園歸來不久，自己果然做了場噩夢。曹玉秋寫道，那場夢是馬來貘吃也吃不掉的人生噩夢，這場噩夢讓我無法完成學業，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那晚餘子國捧着厚達400餘頁的《我的人生行旅》，在燈下讀曹玉秋細説自己的人生故事，開篇以追憶的情懷，從當年被逼戛然而止的大學生活寫起，玉秋寫南大牌坊、南大湖，寫她在南大學生會辦活動的往事，寫因為反對學校改制而參與罷課的日子，一直寫到她被開除學籍，從新加坡回到新山，又從新山北上吉隆坡，輾轉半生，最終在半島以北的亞羅士打落地生根。

從《我的人生行旅》中，餘子國也才知道，這些年來，曹玉秋與丈夫林瀚共同致力於田野調查，有計劃的挖掘亞羅士打的歷史與掌故，夫妻倆幾年前合著了地方掌故《亞羅士打故事與歷史》。

餘子國一頁頁讀着，隨曹玉秋的筆觸走進馬來半島北部那稻米之鄉，“在這裏可以看見一望無際的稻田，稻田中央有座象嶼山，象嶼山與稻田渾然構成一道美麗的風景……”在後記裏，曹玉秋又寫道，“時代讓許多人變成物化的，貪得無厭的一羣，為了物質，丟了其他東西，我是個從六十年代走過來的老派的人，我的時代教會我，如何腳踏實地過日子……”

餘子國翻到《我的人生行旅》最後一頁時，不知不覺已過了清晨5點。他把書放在牀頭，一時百感交集。一方面從曹玉秋的字裏行間，感受到她這些年過得平靜安好，心裏感到欣慰；另一方面，想起他與曹玉秋的那一段過往雲煙，卻又隱隱一絲若有所失。

雖然一夜未眠，餘子國竟毫無睡意。6點未到，他起牀梳洗後開門下樓，從組屋附近的行人地下通道，漫步前往住家對面的東海岸公園。自從20年前搬到馬林百列，偶爾早起，他也常穿過地下通道，到海邊晨運。這一刻，他突然有種窒悶的感覺，很想呼吸點新鮮空氣，吹吹清晨的海風，讓自己透透氣。

那天早上符克勤還沒起牀，牀頭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鈴聲很響，很快即吵醒了他。他望了一眼來電顯示，是餘子國打來的。再看一眼時鐘，6點10分。怎麼這麼早？符克勤在半睡半醒間還是按下了接聽鍵。電話那頭，餘子國哈羅了聲，聲音虛弱而模糊。

符克勤連忙問，是子國嗎，什麼事啊？

餘子國説，我的胸口疼，很辛苦……

符克勤忙説，你在家是嗎？

不，我在海邊，在東海岸公園……

符克勤吃了一驚，他想到的是，趕快為餘子國叫輛救護車，忙説，你在東海岸公園什麼地方？靠近哪裏？我叫救護車…

在……餘子國説了“在”字之後，再也沒有回應，電話裏卻突然傳來一聲巨響，符克勤握牢了手機，又連續大聲地哈囉了幾聲，可手機那端始終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