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曦娜:奎因街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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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克勤從武吉士地鐵站出來,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地就來到了奎因街。恍然間,他以為自己又約了餘子國,就像往常那樣,兩人在星柔快車起點站碰面,然後北上新山。但猛然一想,一陣悲涼倏然湧上心頭。餘子國是再也不可能跟他一起越過長堤。
一
雖然早已來到新世紀,符克勤到了奎因街巴士總站,總好像回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還在南洋大學讀書的日子。
1963年到1966年,符克勤在南大讀書,每個星期六下午從大學搭3A綠色巴士到奎因街巴士總站,再轉車回後港住家。每個星期日傍晚,又從奎因街坐綠色巴士回到雲南園。
3A綠色巴士以奎因街為起點,沿着武吉知馬路行駛,再轉進裕廊路,最後從那高高的南大牌坊駛進去,經南大湖,一直來到南大餐廳永祺廳前的停車站。偶爾錯過了3A班次,他改搭3號巴士。但3號巴士不駛進校園,得在大學正門入口處,南大牌坊旁下車,在夜色中慢慢走回學校宿舍。
還未到南大上課,符克勤就聽説了南大牌坊,是小學六年級時,級任老師告訴他們的,南大牌坊宛如南洋大學的靈魂,象徵南洋華人興學辦教育的熱心和成果。因為記得小學老師這番話,符克勤那年初入南大,第一次站在巍然屹立的牌坊底下,望着牌坊上莊嚴肅穆的“南洋大學”四個字,不禁心潮澎湃,那種感覺,他自己也説不清楚。
1983年某天,符克勤接到教育部來信,通知他去一項全日制“變流”課程受訓,課程完成後,他將成為一名“變流”教師,從華文變流到英文,從此以後不再以華語教學,改用英語上課。
那陣子,符克勤對未來的教學生活充滿焦慮,心情格外低落。一天下午,他下了課,從執教的學校出來,漫無目的地開着車,不知為何,車子從城市東部一路駛向西部,最終來到曾經讀了四年書的母校,在學校大門口的南大牌坊旁停下車來。
那一天,當符克勤在車裏望向曾經進出四年的老牌坊,冷不防一陣愕然。牌坊上原來的“1955”及“南洋大學”四個字不知何時已被剷掉,換上“南洋理工學院”的英文校名“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符克勤當然知道,早在1981年,南洋大學原址已成了“南洋理工學院”,可那天下午,猝不及防與老牌坊打個照面,他還是措手不及似的,有一種説不出的錯愕。他在老牌坊徘徊許久,想起了當年在南大讀書的前塵往事,又想起眼前的“變流”課程及課程結束後即將面對的日子,心情一直無法安寧。
那次之後,符克勤再也沒回過母校,老牌坊卻幾經滄桑,歷經仿製、搬遷,甚至差點就遭受被拆除的命運。符克勤也聽説了,拆除牌坊的招標廣告發布後,竟然沒有承包商願意投標做生意。南洋理工學院後來封閉了原來的出入口,把大門改在惹蘭巴哈,南洋理工學院那三個英文字也隨之被摘掉。老牌坊一度成為無字牌坊,荒涼地矗立在野草叢生中。最終,也不知什麼原因,被遷移到裕廊西93街一處私人住宅區附近。那時他正茫然於自己的教學工作,長期處於彷徨、無助之中,對於牌坊的事已心灰得不想聞問。
符克勤與餘子國相識於年少時,兩人高中同班兩年,高二畢業後一起升上大學,還做了四年宿舍室友。大學畢業後,餘子國進了報社當編輯,符克勤當了一輩子中學老師,在不同圈子工作的兩個人,半輩子各自在職場浮沉,一度疏於聯繫。
幾年前,符克勤的妻子因腦溢血驟然辭世,符克勤突然發覺自己變成孤獨老人。直到有一天,他在梧槽坊吃飯,遇見暌違多年的餘子國,彷彿見到久未見面的親人,從那天起,兩人時相過從,好像又回到學生時代,經常結伴同行的日子。
餘子國住在馬林百列,符克勤家在盛港,兩人因此常約在年輕時熟悉的老城區見面,有時在橋北路一帶,有時到奎因街附近的梧槽坊,那時他們都喜歡去梧槽坊一家角頭咖啡店,裏面那檔賣了許多年的肉骨茶特別合兩人胃口,他們就坐在那人來人往,人聲嘈雜的咖啡店裏,各自吃一碗熱騰騰的肉骨茶,一碗白飯,再各點一杯咖啡或茶,在那裏消磨一個下午。
二
餘子國第一次邀符克勤坐巴士進新山,符克勤還有點不樂意。退休前,符克勤習慣以車代步,他那輛不起眼的,1200CC灰色小日本車,叫他駕得如魚得水,這輩子他最執着的一件事也就是,不管擁車證多麼昂貴,他都努力節衣縮食,堅持擁車。在馬路上扶着屬於自己的方向盤,想去那裏就去那裏,讓他覺得自己也有隨心所欲,自由自在的時候。
退休後想到坐吃山空四個字,又看到擁車證價格一波又一波,飆升得教人觸目驚心,符克勤終於心不甘情不願地放棄開車,但想到坐巴士一路奔波過長堤,到了關卡還要上下巴士通過海關,心裏總是提不起勁。
可退休日久,符克勤發現日子過得有點百無聊賴。於是,那一天,當餘子國無意間向他提起,他們失聯多年的另一位大學室友黃志遠目前在新山定居,符克勤一時興起,反而向餘子國建議道,不如到新山去找黃志遠喝茶。
餘子國聽了二話不説,立刻約了符克勤次日上午10點在奎因街碰面,又説,這時候過長堤,一般上不堵車,不到一小時就能到達新山市區。
那次之後,符克勤與餘子國有事沒事越過長堤,每次都約了黃志遠在陳旭年街碰面。老街不長,全長不到一公里,街道狹窄,歷史卻很悠長。新世紀之後,變身為文化街,成了遊客打卡之地。
陳旭年街兩旁的雙層店屋,有不少老字號咖啡店、麪包店,街上的旁支小巷,隱藏着一些透着文青情調的新式咖啡館和創意小店。他們喜歡到一家傳承了三代人的老咖啡店,店外有幾株桃紅色的緬梔樹,三人在樹下東聊西扯,在往事與現實間説長道短,經常一坐就是一個下午。回家前,順道走進老街上那家新山最古老的麪包店,買幾個手作椰絲麪包帶回家,一趟新山行也就圓滿結束。
餘子國退休前一直在報社任新聞編輯。可56歲那一年,公司為了節省開支,把一些年資長,薪水高的員工請走,餘子國還沒到退休年齡,老東家卻向他伸出“黃金握手“,給了他相等於1年6個月薪水的解僱補償金,讓他提前離職。
黃志遠與餘子國是同行,退休前在《馬來西亞商報》擔任採訪主任。同樣出身報界,餘子國內心十分佩服黃志遠這位老同學及宿舍室友。
黃志遠65歲退休回老家,在新山埋頭研究新馬現代史,尤其致力於二戰後新馬從殖民地走向獨立那段歷史。他還做了訪問和田野調查,幾年間成績斐然,接連出版了幾本著作。
黃志遠其實南大還沒讀完就不告而別,在一夜間從星島匆匆跑回馬來半島,此後許久都沒來新加坡。
那一天,三個老同學又聚在緬梔樹下,天南地北談起當年在雲南園的生活。天氣涼爽,清風徐來,偶爾飄來一絲淡淡的緬梔花香,叫人心情愉悦。
三人談笑風生間,不經意間談起當年同學們因為不滿南洋大學改制而罷課的點滴舊事,又提起一些在學潮中被逮捕的同學,黃志遠一邊端起咖啡杯,一邊好整以暇地説,好在我跑得快,你們新加坡還來不及抓我,我就逃之夭夭,要不然不是關進牢裏,就是被趕出境。
符克勤愣了一下,説,是這樣啊?當時就是搞不清楚,你怎麼突然就失蹤了,有人説你是因為家裏長輩生病回去的。
黃志遠笑笑搖頭説,你們記得李厚教授嗎?當時我和李教授關係比較好,李厚從來就同情反殖人士,也同情反對南大改制的同學們,他暗中警告我,很可能會被捕。李厚不隨便説話,我聽了之後也不敢猶豫,誰也不敢説,當晚趕快坐3A到奎因街,趕上最後一趟星柔快車回新山,第二天一早又匆匆跑到居鑾我姨媽家,在村裏住了兩個多月。
黃志遠的一番話進一步勾起了符克勤對過往的記憶,便道,你當時在學生會那麼活躍,不被捕,遲早也會被開除……
黃志遠沉默了幾秒鐘又説,你們也許不知道,我雖然在新加坡逃過一關,但後來到吉隆坡,因為參加反越戰示威遊行,還是進了監牢,在裏面呆了五年。我不甘願在監牢裏浪費生命,考到英國高級劍橋文憑後,成為倫敦大學校外生,也拿到了學位。
符克勤聽了豎起大拇指,一時之間也不知説些什麼。
這時餘子國想起他當時的女朋友曹玉秋,心裏悶悶的,許久都不想説話,任由身旁的符克勤與黃志遠,宛如慣看秋月春風的白髮漁樵,你一言我一語地細説是非成敗。
三
奎因街之於餘子國真是欲説還休。
在南大讀書的時候,餘子國經常在星期六中午陪伴同班同學曹玉秋從雲南園下坡底。兩人到了奎因街巴士總站,先步行到淡水河畔,在結霜橋橋頭吃一碗叻沙,再從奎因街穿過維多利亞街,來到橋北路。
那年代的橋北路與維多利亞街充滿書卷氣,大眾書局、青年書局、上海書局等大大小小的書店,從小坡大馬路到二馬路,少説也有十幾家,橋北路上的支路啓信街雖然不長,卻是人來人往,熱鬧滾滾。街上有家學生書店,書店附近的食物攤檔,從雲吞麪到海南雞飯,少説也有七八家。啓信街路口有家咖啡店叫月蘭亭,店裏有一攤好吃的炒粿條。他們逛了書店,偶爾也到橋北路與啓信街交接的奧迪安戲院看電影,散場後再到月蘭亭吃盤炒粿條才各自回家。
曹玉秋來自新山,大學二年級那一年,兩人曾經從奎因街坐快車到新山,度過難忘的新山一日遊。但也許時機未成熟,那次的新山行,玉秋並沒帶子國回家見父母。
那天在巴士上,曹玉秋説,自從新山動物園對外開放後,那麼多新加坡人跑過來看動物,我是新山人都沒去過,要不我們等下到動物園走走?
餘子國對動物園並不太感興趣,但看到曹玉秋興致勃勃,也不忍掃興,立刻點頭説好。
兩人在新山市區下了車,步行到陳旭年街附近吃了碗雲吞麪,再從陳旭年街徒步到動物園。
新山動物園離市區不遠,但也不近,位於大皇宮地區,約一個小時的腳程,兩人邊走邊聊,一點也不覺得路途遙遠。
動物園不大,但該有的動物好像都有,老虎、獅子、猴子、熊、駱駝、鱷魚、河馬等等。週末下午,遊人扶老攜幼,園裏充斥着小孩歡樂的叫聲與飛禽走獸的鳴叫、吼叫聲,熱鬧哄哄的,彷彿一場嘉年華。他們隨着人羣,在動物園邊走邊看。走着走着,來到了馬來貘園區,看到兩隻半黑半白,前半身和四肢黑色,後半身乳白色,長得似豬非豬、鼻子似大象,尾巴卻短小的動物。其中一隻馬來貘正在池內泡水,另外一隻懶洋洋地斜躺在地上午睡。
子國看得有趣,笑着説,原來馬來貘長成這個樣子,怪不得叫四不像。
玉秋説,我喜歡貘的傳説,傳説它們有一種神力,可以偷偷來到人們的夢境裏,將人們的噩夢吃掉,成了自己的食物,也使人們可以一夜好睡。
子國聞所未聞,聽了哈哈大笑説,吃夢的怪獸,這個傳説很特別,有想象力。
玉秋笑説,我倒希望,真有這樣的怪獸,可以在我發噩夢時,幫我一口吃掉。
兩人説説笑笑,不知不覺在動物走了一圈。近黃昏的時候,他們自園裏出來,玉秋説,時間還早,我們到海邊走走。
那天遊人不多,兩人站在海岸邊,遙望海峽對岸的新加坡島,漫無邊際地説着話。可才説得高興,竟然下起綿綿細雨。
雨天的黃昏裏,一對剛嚐到戀愛滋味的年輕情侶,躲在亭子裏,彼此挨着坐。雖然被困雨中,也不覺得時間難捱,卻別有一種甜蜜的感覺。
離開海邊後,餘子國在玉秋陪同下又來到市區車站,同樣坐了星柔快車,獨自一人越過長堤,一路上卻是甜滋滋的,對未來充滿期待。玉秋為人熱情,卻有種既明朗又温柔的氣質,深深吸引着餘子國。多年之後,子國回憶起這一生僅此一次,與玉秋把臂同遊的往事,一陣失落感仍會湧上心頭。
1963年他們初入南大,正值大學多事之秋。那年2月2日的冷藏行動,一羣軍警進入校園,逮捕了二三十名學生。9月間,新加坡舉行大選,南大創辦人陳六使呼籲選民支持南大畢業的候選人。大選過後,政府宣佈吊銷陳六使的公民權。
1964年6月27日,政府援引公安法令,動員數十輛警車與鎮暴車進入南大校園,軍警人員上門到宿舍逐間搜捕學生,拘捕了四五十名學生。
次日,《南洋商報》報道説,警方發言人對此次逮捕行動拒絕發表意見,僅説是來自中央政府的命令。那年,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聯邦的其中一州。
1965年,學生抗議政府重組南大,學潮持續不斷,1965年7月,校方奉命開除百名在籍學生。曹玉秋也在名單上。
進入大學後,玉秋和宿舍室友採霞常在學生會活動。大學第二年,玉秋被選為學生會小組委員,每一兩週協助學生會主辦學術演講、電影招待會等各種活動。餘子國與曹玉秋何曾想到,參加活動也成了那個詭異年代的罪證,一不留神,就讓自己成了政治鬥爭與利益較勁的犧牲品。
奎因街是餘子國最後一次見到曹玉秋的地方。那年7月底,玉秋收拾行李回返新山,子國從雲南園一路相送到奎因街,兩人一路沉默無言,子國更多的是依依不捨。腦子裏盡是柳永的《雨霖鈴》,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説?
一路上,玉秋側着臉望向窗外,心情十分低落。快到奎因街的時候,卻又若無其事似的對子國説,隔一道長堤罷了,以後我們可以在新山見面。但子國怎會不知,玉秋一向成績優越,從小到大,在班上名列前茅,突然被開除學籍,內心該有多失落?
曹玉秋快上星柔快車的時候,餘子國望着即將北上的心上人,幾度欲言又止,終於衝口而出,我會去新山找你的。
可這新柔長堤,説長不長,説短不短,隔着數十公里長的柔佛海峽,看似咫尺,卻又彷佛遙不可及。奎因街這一別,餘子國再也沒見到曹玉秋。
玉秋在新山老家呆了兩個多月後即北上吉隆坡,起初在當地一家報社當校對,一年後調升記者,專跑華社新聞。玉秋投入採訪工作後,生活越過越忙碌,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她與餘子國漸行漸遠,終於斷了音訊。
曹玉秋剛離開的時候,餘子國想起她總黯然神傷,想到兩人戀情正熾,就被逼紛飛長堤兩岸,內心既惆悵又沮喪。那些年來,輾轉聽説玉秋嫁給了報社同事,後來又聽説,她隨丈夫回亞羅士打老家定居。而他自己,也曾談過兩次短暫的戀愛,最後都無疾而終。對於兩次失敗的戀情,餘子國從來也沒多想,和對方分手後,船過水無痕似的,好像也從不惋惜,到了後來,連她們長成什麼樣子都逐漸模糊了。
餘子國為人低調,不愛與人衝撞,也不太喜歡團體生活。可從沒參加左派團體的他,卻無端端坐了五個月政治牢。
餘子國認識吳其本時已在報館做事,那時他每天下午4點上班,午夜12點左右下班。上午那段時間他常到橋北路逛書店,中午在附近的佘街或巴米士街吃了午餐才回報社上班。
餘子國常去的一家老書店,經常有三五成羣的華校生在那裏碰面,餘子國就在朋友介紹下認識吳其本。吳其本和他一樣,都是海南人,幾次在書店碰頭,漸漸熟絡起來後,有時適逢午餐時間,三幾個人一起從書店出來,越過橋北路,到巴米士街吃雞飯。
吳其本經營一家小印刷館,專做熟客生意,平時也不太忙,愛四處跑動。他原是笨珍人,小學畢業後,到新加坡念中學,住在舅舅位於佘街的店鋪樓上。大家一起吃飯時,吳其本很少談政治,倒常説起五六十年代海南三街的舊事。
都已是1970年代初了,餘子國怎麼也不會想到,吳其本會是馬共外圍組織成員。更沒想到,認識吳其本,給自己惹來一場牢獄之災。直到有一個晚上,下班回家已是深夜一點,突然有四個警察上門,證實了他是餘子國後,左右兩個警察隨即將他帶走。餘子國後來才知道,內政部跟蹤吳其本的時候,有幾次發現他和吳其本一起吃飯,於是將他也一起捉了進來。
餘子國被審問的時候,內政部官員在紙上寫了“吳其本”三個字,問他認不認識這個人。餘子國據實以告,説,吳其本是他在書店認識的朋友,不是很熟。
警官又問他,為什麼來往那麼密切,還經常一起吃飯。
餘子國一臉無辜地説,在書店碰到了,剛好又是午飯時間,大家就一起吃頓飯。
警官不罷休,繼續追問,吳其本現在躲到那裏去?餘子國大搖其頭説,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內安局人員再問他,有沒有捐錢給吳其本的地下組織做活動經費,餘子國聽得一頭霧水,茫然搖頭説,他和吳其本之間沒有任何錢財來往。官員兇巴巴地瞪着他,又問了一堆話,還是問不出所以然,暫時休停。
五個月後,餘子國從拘留所出來,偶爾也還跑書店,卻從此沒再見到吳其本。
對於餘子國來説,無端端被捉起來,簡直是他人生中一場最大的噩夢。一直到許多年之後,他還經常夢見自己在一間陰暗、冰冷的小房間裏,被幾個惡漢關起來盤問的情境。夢裏的他,穿着單薄得幾乎透明的囚衣,全身發抖,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被審問。夢醒之後,恐懼、迷茫兼而有之,倏然間他想起許多年之前,玉秋和他説過,馬來貘吃夢的傳説,頓感五味雜陳,不是滋味。
1970年代還是個有人情味的年代,餘子國獲釋後,報社也沒放棄他,讓他在原來的崗位繼續工作。他為此銘感於心,多年來勤懇工作,對上司分派的工作從無怨言,卻沒想到,到了新世紀,人事已非,還沒到花甲之年,一場賓主關係落得“握手”以終。
四
奎因街常叫符克勤想起,初入南洋大學的1963年,他與同學們心情肅穆地到了政府大廈,向政府呈上情願書的往事。
符克勤清楚記得,那天是10月7日,早上9點過後,他們近千名同學,在學生會領導下,從南大校園分乘12輛巴士,直達奎因街綠色巴士車頭。下了車,同學們列隊步行至政府大廈前面的草地上,帶頭的同學高舉着“南大同學和平請願”八個大字,又派出五名學生代表前往總理公署,向當時的代總理杜進才遞上請願書,要求政府放棄褫奪陳六使的公民權,釋放被捕的南大同學,保證不修改南大法等等。
那天他們的請願隊伍秩序良好,沒有意外,也沒有暴力,請願之後同學們同樣井然有序,列隊離開草場,回到奎因街搭巴士回南大。可那次的請願,最終並不如他們所願,沒有得到他們期盼的答覆。
在風雨飄搖中完成學業後,符克勤順利申請為中學教書,教的是本行生物。妻子黃靜雲是同班同學,同樣申請為中學生物老師。一直到1970年代末,符克勤和妻子過了十餘年還算順心順意的日子,他怎樣也不會想到,好景不常,1980年代,全島各校突然實行統一語文源流,全國華文中小學的教學媒介語一律改為英語。
那年,符克勤和妻子黃靜雲都接到教育部來信,通知他們去接受變流訓練。課程完成後,黃靜雲不再教生物,轉為華文第二語文教師。符克勤在英語課程結束後,以英語繼續教生物。
往事不堪回首。這輩子,符克勤最恨聽到“converted teacher“這兩個字,每當回想起教學生涯中那段“變流”的日子,符克勤覺得自己活得真夠窩囊。剛開始用英語教書,他每晚備課到深夜,每天死背一堆英語教材,由於用腦過度,神經緊繃,半夜裏輾轉難眠,一大清早又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進課室,將前一晚費盡心思準備的教材,背書般小心翼翼地背了出來。有一回,在課堂上教完當天課程,離下課還有六七分鐘,符克勤一時忘了自己的處境,傻傻地問學生道,Any question?
竟然也有一位學生舉手問了個問題,符克勤慌張之下,剎那間不知如何以英語表達,只記得那天場面尷尬,學生們都用一種古怪的眼神盯着他。
那次之後,符克勤再也不敢讓學生在課堂上提問,上課時按照時間慢慢講,一直講到下課。就這樣每天拖着倦怠的身軀和無奈的心情到課室去。
可即便符克勤活得小心翼翼,日子仍不好過,有一回,校長接到家長來信,投訴生物老師英文不好,擔心兒子的生物及英文成績會下降,要求學校安排非變流教師來教他兒子那一班。
接到這樣的投訴,符克勤難受到極點,他曾經想過,不如不教生物,轉教華文第二語文,但他的申請最終被拒絕了,校長告訴他,目前數理生化教師短缺,無法調動。
45歲以後,符克勤生命中掀起一波又一波波浪,他一直無法忘懷,那一天,女兒文樂從學校拿了高中會考成績單回家,雙眼含淚而又一臉憤怒地對她媽媽説,你們當年為什麼讓我讀華校?為什麼不送我進英校?害了我一輩子。
聽到文樂歇斯底里而又近乎吶喊的一番話,符克勤並不感到驚愕,卻是痛徹心扉。他望着哭得雙眼紅腫的文樂,內心不禁思付,自己是不是真的害了女兒?
文樂一帆風順讀了10年傳統華校,中四畢業後,卻在進入初級學院的那一年,不幸碰上全島教育制度大變動,主修科除了華文與歷史是以華文為媒介外,其他科目皆以英文教學,副修科則幾乎全是英文。在那兩年裏,文樂每天都讀得廢寢忘食,在委屈鬱悶中,仍咬緊牙根苦苦拼搏,但高中成績揭曉,終究還是未能達到大學入學標準。
唯一讓符克勤和妻子感到慶幸的是,他們在女兒5歲的時候,就讓她學鋼琴,且文樂從小很有音樂天賦,15歲已通過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考試。那時文樂在彷徨中終於聽取父母的意見,重新練琴,進一步考取了教師專業文憑,當起了全職鋼琴教師。
可文樂的性格從此改變,變得古怪,不太愛搭理人,也不跟同學來往,獨來獨往多年之後,在而立之年嫁給了一個喪偶的學生家長,不久隨丈夫及繼女移民澳大利亞,此後很少回新加坡。
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符克勤當了10年變流教師後,有一天,他讀到報章上刊登一則讀者來函,題為《為變流教師請命》,文章很直白地説了,“目前有一羣教師叫‘變流教師’,他們出身華校,多年來用母語教學,只因為教育制度的改變,他們突然間得用英語來教數學和科學,可想而知,這羣‘變流教師’在英文的表達能力上遠遠比不上一般英文教師,可悲的是,當學生英語成績不理想時,經常有人怪責這羣‘變流教師’,説他們污染、降低學生的英語。又如果學生數理成績不好,更歸罪於這羣‘詞不達意’的‘變流教師’……”
符克勤不知這位作者是誰,更別説認識他,可那篇文章簡直講到他心坎裏,把他多年的委屈都説了出來,一直到現在,他都對這位素昧平生,為變流教師請命的有心人心存感激。
又過了10年,來到了千禧年,符克勤雖然未到花甲之年,但他去意已決,決定提早離職,甩掉身上這“變流“之名,不再折磨自己。那時妻子剛去世,女兒也已移民澳洲,他告訴自己,孤家寡人的生活可以過得很簡單,粗茶淡飯也是一餐。於是,56歲那年,他呈上了辭職信,不幹了。
五
符克勤跟餘子國最後一次越過新柔長堤是在兩天前。
那天黃志遠打電話給餘子國説,有個老同學寄了兩本新書託他轉交給他們。黃志遠沒説是誰,電話裏餘子國也沒想多問。且黃志遠歷來交遊廣闊,往來老友無數,老同學通過他贈書並不奇怪。
他們在一個天涼如水的星期一下午來到陳旭年街。那天黃志遠臨時有事,遲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他們先在街上一家號稱有80年曆史的老字號茶餐室,吃一碗潮州魚圓面,再到咖啡店等黃志遠。
黃志遠匆匆趕到後,迫不及待地説,上兩個星期我碰見一個老同學了,那麼多年沒見,竟然也會碰上。你們一定猜不到。
餘子國與符克勤同時望向黃志遠,符克勤先開口問,碰見誰了?
黃志遠説,上星期我在吉隆坡碰見曹玉秋了。説後,不知有意或無意,雙眼望向餘子國。他見餘子國怔怔的,彷彿沒聽清楚他的話,便又接下説,我們在一個朋友娶媳婦的婚宴上同桌。那麼多年,玉秋也沒怎麼變,一下子就認出來了。
餘子國默然無語,其實他也想問黃志遠,玉秋還好嗎?可終究還是沒説出口。
這時,反倒是符克勤帶着好奇的眼神問黃志遠説,曹玉秋這些年都在新山做些什麼。
黃志遠把曹玉秋過去數十年的經歷説了一下,又從隨身揹着的雙肩包拿出兩本書説,這是她去年底剛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人生行旅》,特地寄來送給你們。
停了幾秒鐘,黃志遠又説,玉秋那晚問起了子國,我説你們經常進來新山喝茶、聊天,她要了我的地址,説改天將新書寄到我這裏來。沒想到這麼快就寄到。
那天下午,餘子國有點心神不寧,還沒到5點就推説頭痛要回家休息。抵達家門後,餘子國也沒吃晚飯,有點茫然地打開了曹玉秋的新書,先看了看目錄,赫然看到其中一篇《馬來貘》。馬來貘,他盯着這三個字,一下子牽動了思緒,很快就根據目錄,翻到第63頁,將文章從頭讀起。
曹玉秋在《馬來貘》裏以淡淡的筆觸,回憶起多年前曾經和一位朋友同遊新山動物園,看到了傳説中會吃噩夢的馬來貘,沒想到動物園歸來不久,自己果然做了場噩夢。曹玉秋寫道,那場夢是馬來貘吃也吃不掉的人生噩夢,這場噩夢讓我無法完成學業,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那晚餘子國捧着厚達400餘頁的《我的人生行旅》,在燈下讀曹玉秋細説自己的人生故事,開篇以追憶的情懷,從當年被逼戛然而止的大學生活寫起,玉秋寫南大牌坊、南大湖,寫她在南大學生會辦活動的往事,寫因為反對學校改制而參與罷課的日子,一直寫到她被開除學籍,從新加坡回到新山,又從新山北上吉隆坡,輾轉半生,最終在半島以北的亞羅士打落地生根。
從《我的人生行旅》中,餘子國也才知道,這些年來,曹玉秋與丈夫林瀚共同致力於田野調查,有計劃的挖掘亞羅士打的歷史與掌故,夫妻倆幾年前合著了地方掌故《亞羅士打故事與歷史》。
餘子國一頁頁讀着,隨曹玉秋的筆觸走進馬來半島北部那稻米之鄉,“在這裏可以看見一望無際的稻田,稻田中央有座象嶼山,象嶼山與稻田渾然構成一道美麗的風景……”在後記裏,曹玉秋又寫道,“時代讓許多人變成物化的,貪得無厭的一羣,為了物質,丟了其他東西,我是個從六十年代走過來的老派的人,我的時代教會我,如何腳踏實地過日子……”
餘子國翻到《我的人生行旅》最後一頁時,不知不覺已過了清晨5點。他把書放在牀頭,一時百感交集。一方面從曹玉秋的字裏行間,感受到她這些年過得平靜安好,心裏感到欣慰;另一方面,想起他與曹玉秋的那一段過往雲煙,卻又隱隱一絲若有所失。
雖然一夜未眠,餘子國竟毫無睡意。6點未到,他起牀梳洗後開門下樓,從組屋附近的行人地下通道,漫步前往住家對面的東海岸公園。自從20年前搬到馬林百列,偶爾早起,他也常穿過地下通道,到海邊晨運。這一刻,他突然有種窒悶的感覺,很想呼吸點新鮮空氣,吹吹清晨的海風,讓自己透透氣。
那天早上符克勤還沒起牀,牀頭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鈴聲很響,很快即吵醒了他。他望了一眼來電顯示,是餘子國打來的。再看一眼時鐘,6點10分。怎麼這麼早?符克勤在半睡半醒間還是按下了接聽鍵。電話那頭,餘子國哈羅了聲,聲音虛弱而模糊。
符克勤連忙問,是子國嗎,什麼事啊?
餘子國説,我的胸口疼,很辛苦……
符克勤忙説,你在家是嗎?
不,我在海邊,在東海岸公園……
符克勤吃了一驚,他想到的是,趕快為餘子國叫輛救護車,忙説,你在東海岸公園什麼地方?靠近哪裏?我叫救護車…
在……餘子國説了“在”字之後,再也沒有回應,電話裏卻突然傳來一聲巨響,符克勤握牢了手機,又連續大聲地哈囉了幾聲,可手機那端始終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