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璧浩：當年芽籠28巷裏的“文藝沙龍”（下）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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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的構思與願景
《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的構思，便是在這種長期面臨打壓的環境下被催生出來的。
出版合集的想法，在一次星期天聚會上被提出，立即受到所有人的支持。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決定由瑞獻主導，賀蘭寧協助編輯，馬上付諸行動。
在下一次聚會里，瑞獻宣佈梁明廣也會參與，這讓大家非常興奮。有建議説，為了展現新加坡現代詩的全貌，是否可以找到更多現代詩作者，問問他們是否也願意加入。南子提到林方，他是南子的小學同學，曾上過台灣現代詩人覃子豪的函授班，並在《藍星詩刊》上發表過作品。南子聯絡了他，最終他也加入，但林方雖然參加詩集的出版，但始終沒有露面，只通過南子和賀蘭寧提交稿件和照片。直到他在三年前於2021年去世，我都沒見到過林方本人。
《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的編排和設計，主要由瑞獻負責。他會在每週聚會上分享新構思，我們會討論和反饋。所以到今天我還記得當時討論的細節。
詩集的封面設計，充滿我們想要表達的信息。記得一個週日早晨，瑞獻掏出一張上面佈滿數字的紙。數字從1開始，由小到大，順序排列。他説要用這設計作為詩集封面，並分享他的設計構思。最終的封面便是用了這個設計，只加上詩集書名，同時以不同顏色突出一些數字而已。
這本詩集由15人合力完成，所以15這個數字，成了封面設計的重點。
封面上所有數字都是黑色的。但左側有些數字用了綠色和橙色，拼湊成一個隱隱約約的15；同時，在封面最上端，數字開始的前15個字，從1到15，用上鮮紅色。書名《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印在封面中央位置，以藍色的黑體字直排，唯獨書名中的那個15也用了鮮紅色，與封面最上端那15個數字的顏色互相對應。這簡單的設計表達了我們心中的願景，那就是：我們希望通過這本詩集中的15人，作為象徵性的開始，激發更多人蔘與現代詩的創作，使寫現代詩的人越來越多，像封面上的數字一樣擴展至無窮數。
在決定書名時，我們猶豫了一陣子，考慮要稱為“現代詩集”？還是稱為“新詩集”？最終我們決定用《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為書名，是因為想到當時現代詩受輿論左右，被誤解為晦澀、標新立異、不接地氣的作品，我們希望通過稱之為新詩集，表明我們的作品和傳統現實主義詩歌一樣，都是反映現實的詩。
此外，我們特別選擇8月9日作為出版日期，並把日期August 9, 1970，清楚印在詩集內封底。這一天是新加坡國慶日。我們希望藉此提醒那些反對現代詩的人，他們那套單一意識形態化的文學論説，與獨立後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不符。
六.現代詩推廣路上豎起的標杆：“南大詩社”
《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出版後，我剛好高中畢業、入伍服役。我在服役期間，每個星期天早上依然到“文藝沙龍”聚會聊天，並繼續寫作和發表作品。
1972年，服完兵役後，我進入南大商學院修讀經濟。在進入南大之前，我和偉才及幾位政行系三年級的學長創辦文學兼時評雜誌《蝸牛》，擔任前兩期的主編。大學一年級時，我當選為經濟系學生會理事，並負責學生會喉舌報《號角》主編工作，同時也擔任經濟學會和美術學會秘書。豐富的校園活動和學業佔據我不少時間，導致我減少到星期天聚會的次數。
1975年初，我在唸大三時，中文系二年級的黃繼豪邀我一起創立 “南大詩社” 。我們通過大學學生輔導處向內政部社團註冊局提交申請。沒想到審批過程異常漫長，直到我被內政部刑事調查局傳召問話後才獲准成立。詩社於1975年12月12日成立時，我已經進入榮譽班，離校考試僅剩兩三個月，不得不暫停所有活動，全力備考。考試結束後，我離開南大，投身進入職場，未能參與詩社的活動。
南大在1980年走入歷史， “南大詩社”也隨之解散。儘管詩社僅存活了四屆，但在歷屆理事，包括黃繼豪、鄭英豪、潘正鐳、張泛、杜南發、周維介等人的努力下，活動豐富多彩。他們不僅在校園內外組織各種活動，還出版《紅樹林》詩刊，舉辦新詩創作比賽、詩樂會和座談會。瑞獻也為《紅樹林》提供詩作，設計封面和繪製插圖，馬來西亞的詩友如温任平、張瑞星（張錦忠）、黃昏星、方娥真等也曾在《紅樹林》上發表詩作。在詩樂會上，杜南發與張泛聯手創作的《傳燈》成為經典，至今仍被傳唱。
從戰略角度看，在大學裏成立詩社推廣現代詩，確實能起到標杆性作用，有助奠定現代詩在文壇上的地位。尤其那幾位投身於詩文和音樂的校友，畢業後也將文化和音樂作為他們的終身事業，如潘正鐳、杜南發、周維介都進入報業，張泛則在音樂界取得卓著成就，進一步彰顯出現代文學藝術的實質價值。
從60年代到80年代，經過十多年的折騰，現代詩這時候可説已在新華文壇奠定穩固基礎。不再受到質疑，也不再被視為必須連根拔除的“毒草”，而是分了枝，散了葉，開了花，結成了果。
七.後記
我讀張錦忠、方桂香、劉碧娟三位學者的研究論文時，發現自己當年的身影躍然紙上。心想：如果能把我當年參與過程中的細節分享出來，也許能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那段歷史。因此，我決定寫下這篇文字。
我在1968年中，參與這場張錦忠所謂的“第二波風潮”。那時，牧羚奴的詩集《巨人》已在年初出版，賀蘭寧的《天朗》剛剛出爐，英培安的《手術枱上》正在排版中。這些詩集都由“五月出版社”出版。這個出版社是由牧羚奴、英培安等人聯手向商業註冊局申請成立的，旨在出版他們的詩作。英培安是申請人、社長，他的住家地址就是社址。
“五月出版社”在新馬現代主義文學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從1968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巨人》開始，到1978年出版最後一本詩集《8人詩集》為止，剛好涵蓋了整個新馬現代主義文學發展的 “第二波風潮” 。《8人詩集》是潘正鐳、林也、丘靜溪、鄭英豪、望無際、陳來水、黃繼豪與陳牧元等人的合集。黃繼豪後來進入南大，邀我參與成立 “南大詩社” 。潘正鐳及其中幾位也在稍後進入南大，繼續推動 “南大詩社” 。現代詩當時已經得到普遍認可，這也意味着 “第二波風潮” 的結束。
偉才和培安帶我走入“文藝沙龍”，但培安卻在不久後漸漸淡出，最後完全脱離。我想，這或許與他的個性有關，他不喜歡太多人蔘與的社交活動，或許是他覺得應該獨自摸索自己的創作道路。他認為創作不僅是個人的事，還有它的社會功能。因此，他在“五月出版社”更新註冊時選擇退出，把出版社交給瑞獻管理，同時成立自己的出版社，主編另外兩份刊物：《茶座》和《接觸》。
培安退出“文藝沙龍”後，我們仍保持聯繫。我在他的《茶座》上發表詩作，也幫忙他把《茶座》銷售到學校。但我進入南大後，聯繫漸漸減少，到我畢業進入職場後，便沒再聯繫。我在銀行界工作，投身在一個全英語世界裏，後來從商，也不再參與文藝社交活動，只偶爾寫寫詩寄到報章發表。直到2015年，才將我寫了半個世紀的三十多首詩集結出版。
2011年，我搬到碧山組屋區，在鄰里咖啡店意外遇見培安，才知道他也住在附近。經過近40年的失聯後，我們重逢。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裏，我們幾乎每天見面，喝咖啡、聊天。我見他在他最後的生命裏努力完成三部重要的長篇小説：《畫室》《戲服》和《黃昏的顏色》。完成這三部小説後，他原本打算慢下腳步，以整理過去一些舊文稿的方式，繼續與文學保持聯繫，但卻因癌擴散，而離開人世。
在結束這篇文字之前，我想澄清一個存在已久的誤解。因為我看到很多人把後來在新華文壇出現的“五月詩社”，與當年的“五月出版社”混為一談，誤以為“五月出版社”是“五月詩社”的前身。這個訛傳流傳了幾十年，許多人都信以為真。
甚至在培安離世前的兩年，有台灣文學刊物訪問了他，卻在訪談特寫中錯誤地將他介紹為“五月詩社”的創始成員。培安在跟我聊天時，把這件事當作笑話説給我聽。
我原本以為這只是口頭上的傳聞。後來在劉碧娟《新華文學中的現代主義，1965-2000》論文引述的資料，發現其實有學者根據他們的想象力推論，以為“五月詩社”是從“五月出版社”演變而來，還把他們的錯誤推斷寫進論文裏，以至許多人信以為真。
劉碧娟在論文中駁斥了他們的錯誤論述，指出論述中的許多自相矛盾説詞。為此，她還訪問曾在“五月出版社”名下出過詩集，同時也是“五月詩社”創社成員之一的南子。南子在訪談中，證實“五月詩社” 跟它成立時已不存在的“五月出版社”無關。
我以我全面參與時所知道的所有細節，詳細講述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希望能幫助澄清這些誤解，還原真相。當年的“五月出版社”，或是那個在芽籠28巷裏因緣而生的“文藝沙龍”，在“第二波風潮”結束後，也因緣盡而散，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可能被輕易磨滅的歷史。那個後來由另外許多人組成的“五月詩社”，雖與“五月出版社”無關，卻代表了我們表達在《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封面上的願景的實現。我們當時希望以我們15人作為一個象徵性的開始，激發更多人蔘與現代詩的創作，就像佈滿在詩集封面上那些數字一樣。這願景最後終於實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