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借鑑韓國文化產業發展路徑 | 聯合早報

韓國總統尹錫悦近日到我國進行國事訪問，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在聯合記者會上宣佈，兩國展望在明年建交50週年時，將雙邊關係提升至戰略伙伴關係，加強雙邊自由貿易和航空服務這兩項重要協定。兩國正探討在防務、教育、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數碼和綠色經濟等多個領域深化合作，兩國也簽署了引渡條約，並交換了五項諒解備忘錄，在液化天然氣、供應鏈、食品安全、起步公司，以及先進工業與能源技術等方面促進交流並展開協作。

韓國工業基礎雄厚，先進技術與研發能力強大，是經歷二戰和韓戰後才崛起並且成就卓越的新興國家，經濟成就曾與新加坡同被列為亞洲四小龍，雙方有共同時代背景的奮鬥歷史和經驗。尚達曼總統認為，僅着重在經濟成就方面的“四小龍”標籤，無法完全展現新韓兩國共同的深層願望。他指出，兩國的建國曆史都是將逆境化為機遇，從零開始建立優勢，並渴望為更美好的世界貢獻力量。他樂見韓國發展成為負責任的中等強國，以及更頻密地與亞細安互動。在上週的峯會上，亞細安與韓國正式把對話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雙方也透露計劃提升自由貿易區。

總統所説確實是新韓兩國的共同語言。這些共同價值觀讓兩國在文化與人員交流方面益趨緊密與頻繁。從流行文化到餐飲業，來自韓國的印記正擴大並豐富本地社會的多元性。兩國也在新世紀面對老齡化和少子化等共同社會課題，值得分享經驗並尋找化解之道。

隨着上週韓國女作家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韓國的文化成就再度受到世界關注。近年來，集文化藝術大成的韓國電影業頻頻在國際嶄露頭角，也展現韓國經濟多元化中，值得我們借鑑的一面。

韓國影視業在1960到80年代的軍人政治下被嚴厲管控，韓國人稱為“失去的20年”，隨着1980年代民主化萌芽，影視業復甦，卻轉而由財閥控制了市場，在好萊塢電影進入後，韓國本土片被打得七零八落；1993年，金泳三總統任內開始提出“文化產業”的概念，支持和資助文化與傳媒產業的政策，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到來，迫使財閥退出不賺錢的傳媒和娛樂產業，而學習了好萊塢管理與製作模式的小資本獨立製片公司，瞬時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終於造就至今仍波瀾壯闊的韓流經濟。

韓國曆任政府都看到文化產業的潛能，陸續補強“文化強國”戰略的內涵，政府單位為此改組以支持相關產業的推動，各種振興基金、五年計劃乃至輸出海外的規劃和政策法規，越來越齊全完整，近年更制定了電競遊戲產業戰略。無論來自政府或財團的資金，對有想法無背景的很多創作者都有極大幫助。反過來在亞洲金融風暴遭受重創的韓國經濟，文化產業成了新而有效的經濟出口。

影視業的成就不僅帶動韓國整體娛樂甚至旅遊產業，也對文學文化創作有促進作用，值得新加坡深入研究借鑑。近年來，我們持續打造和強化藝文領域的學術單位，從藝術學校到藝術大學，致力培養文化人才，在這方面，不妨借鑑韓國文化產業政策的制定與支持方式。韓國從政府決策、全球戰略到人才培育幾個層面同時推展，是成功的關鍵。

從經濟效益來看，廣義韓流佔韓國經濟比重不易劃分，但帶旺的產業從航空旅遊到化妝品和醫美，難以計數，過去十多年持續增長，幾乎不受景氣循環波及。這是值得我們思考之處。

但韓國與新加坡還是有本質上的差異，分別是單語國家和多語國家、單一民族和多元種族，這些差異對於經濟的發展影響不大，但在文化發展上就很難説更容易或更難。多種族多文化可以是文化發展的優勢，甚至更有潛能發揮差異化的優勢，重點是國家必須確立戰略，制定正確的政策，撤除繁文縟節的障礙和思想藩籬，鼓勵投資，激勵民間自由創作的熱情；假以時日，文化產業或許也會是新加坡看得見的成就，甚至像韓國一樣，成為效益超越人口規模很多倍的國家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