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有錢人又變成壞人 | 聯合早報

電視劇《山花爛漫時》和電影《我本是高山》一樣，都取材於張桂梅的事蹟：獻身中國赤貧地區的鄉村教育，憑信仰的力量把兩千多個大山裏的女孩送入高等教育的跑道。兩部作品，收穫了兩極的口碑，接力引發了全社會討論。其實電影拍得沒有那麼不堪，但電視劇確實以恰當的長度超克了電影這種媒介會帶來的敍事缺陷。

劇版打破了全部的條條框框。張桂梅是接受了全部現代思想的女性，在甘陽所説的“通三統”的意義上，她既配享黨旗，也配享太廟，她被塑成女菩薩也是可以的。她會用紅歌鞭策學生們，也會用一半的獎金給400多個姑娘買奶茶，就為了讓從來沒出過遠門的學生嘗一嘗“遠方的滋味”。這個人身上的張力兼容了“黨的女兒”、詩歌以及部分王朔，她身上那種狡黠感、幽默感和直接主義之中，有一種“粗暴”的力量，但這種“粗暴”又來自她完全的善意，與“山花”和“爛漫”完全同構。

而這部劇，最好的部分，當然也得益於電視劇的長度，是中間鏡頭和整體社會各階層的塑造。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裏有一個經典的命題，就是需要儘量表現社會關係。而表現社會關係，就需要有中間鏡頭。我們現在影視劇的鏡頭總是跟着明星走，明星到哪裏，鏡頭就到哪裏。所謂中間鏡頭，就是主演走了以後的銀幕時刻。《山花爛漫時》一個值得未來影像工作者學習的地方，就是，場景中即便張桂梅們離開了畫面，鏡頭還會在普通人或社會畫面上停留很久，如此，上到人民大會堂，下到販夫走卒，都進入了劇版的表達，比如他們經常去吃滑肉的那家路邊店的廚師工作狀態就被保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