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前力度兜底地方債能否解中國經濟之困？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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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5

中國官方本月上旬公佈的增量財政政策中，規模最大、最超預期的，當數官方擬出台近年來力度最大的化債措施，為總額破百億、持續拖累中國經濟的地方債兜底。

受訪學者分析，官方出台力度空前的化債措施，抓到了當下中國經濟困境的病因，能解地方政府燃眉之急，恢復市場主體信心。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更關鍵的是從根本上轉變發展模式，從投資轉向消費拉動經濟。

中國財政部長藍佛安10月12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説，官方擬一次性增加較大規模債務限額置換地方政府存量隱性債務，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債務風險，“這將是近年來出台的支持化債力度最大的一項措施”。

藍佛安也明確，在新增專項債限額中，將安排一定規模用於化解地方存量債務。這是官方嚴禁將新增專項債用於置換存量債務四年後，首次突破這一限制，擴大新增專項債試用範圍，也意味着新增專項債用於化債將逐步常態化。

雖然藍佛安未透露具體債務置換規模，但他在記者會上放話，這些措施將“大大減輕地方化債壓力”，可騰出更多資源發展經濟，提振經營主體信心，鞏固基層“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

延伸閲讀

[於澤遠：中國財政部發力救市

](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10_14_713391) [中國財政政策未提增量規模有市場人士認為“大多數人希望落空”

](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10_13_713287) 根據官方統計，截至去年底，中國地方政府的法定債務餘額為40.7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7.56萬億新元），這部分屬於地方政府的“顯性”債務。

隱性債務，則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債務預算之外，直接或間接以財政資金償還，以及違法提供擔保等方式舉借的債務。由於城投公司是地方隱債的主要載體，一般也將“城投債”作為衡量地方隱債的標準。

中國官方未公佈地方隱債規模，但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測算，去年底地方隱性債務總額超過60萬億元。據財新測算，去年底全國城投公司有息債務總規模達到64.1萬億元。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李稻葵上週在新加坡參加論壇期間告訴《聯合早報》，中國政府地方債務規模已高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0%，“連利息都付不起了”。

至於本次債務置換規模有多大，中國官媒新華社分析，去年置換規模超2.2萬億元，這表明新措施規模“一定會在2.2萬億元之上”。

彭博社和財新均報道，中國官方的發債規模將達到三年6萬億元。但彭博社稱發債方為地方政府，用低成本地方債置換高成本隱債；財新則稱6萬億元為特別國債，用途包括支持地方化債。

新加坡管理大學李光前商學院副教授傅方劍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分析，從中國官方已化掉的地方隱債，以及債務佔GDP的比率來看，目前地方隱債應該已回到風險較可控的範圍，因此本輪債務置換規模“不一定維持在那麼高的量上”。

藍佛安早前在記者會上透露，截至去年底，全國納入政府債務信息平台的隱性債務餘額，比2019年摸底數減少50%。

傅方劍指出，中國官方未透露置換規模，一是有法定程序要走，二是預期管理要保持適度模糊性，為調整留有一定空間；三是對於款項的分配，各地方、各部門之間可能還存在博弈，因此“不到人大最後一刻，也不見得是最後的數字”。

他説，在這個過程中，中央也可以藉此機會做好甄別，哪些錢該花、哪些錢不該花。例如，拖欠企業欠款、改善環境這類該花的錢，中央政府就應兜底；地方官員政績工程這類不該花的錢，則應作出成因認定，挖出腐敗問題。

至於化解地方債如何影響中國經濟下來的走勢，傅方劍認為，化解地方債至少是對症下藥，用信用良好的“大家長”中央政府去融資，“幫助家裏一些有困難的孩子解燃眉之急”；但長期仍要看外部利率環境和國際局勢，並不是幾招下來就一勞永逸。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陳波也認為，官方努力化解地方債，抓住了目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病因”。

他説：“地方真正的隱性債務可能比可以明確統計的更高，但它又實實在在地存在，影響了大家的信心。”

陳波認為，目前中國企業投資和民眾消費的信心缺失，都可以部分歸因到地方債問題。

他解釋，比如企業主完成了地方政府的合同卻無法及時獲得回款，而銀行通常也不接受地方政府的這類欠款作為抵押物對企業貸款，因此這對於企業而言就變成一筆呆賬。“這種情況顯然會打擊企業主乃至整個市場的信心。”

消費方面，地方政府在重大的債務壓力下，不得不降低公務人員和事業單位員工的薪水；與此同時，市場主體沒有信心擴大再生產，也導致就業不振、工資上漲乏力。因此，整體而言居民消費會顯得更加謹慎。

陳波認為，中央如果一年能拿出4萬億元解決地方債問題，恢復地方政府信用，就能對整體經濟運行產生明顯的正面效果。

不過，國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高級講師陸曦認為，債務置換即便能減輕地方財政負擔，讓地方政府輕裝上陣，但若按照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更有可能出現的是“輕裝而不上陣”。

陸曦解釋，地方政府在償清債務後，下一步就需要進行有效的公共投資。但問題在於，用投資拉動經濟發展的這條路，經過疫情三年已“被堵死了”，不僅缺少合適的投資機會，投資回報預期也很難再回到疫情前。

他指出，真正能夠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是，從根本上轉變發展模式，通過財政推動一個實質的向福利型國家轉化的計劃，這一計劃背後的核心是“用跨期的消費承諾解決當期的消費問題”。

陸曦説，這種模式能通過大量的財政政策，給民眾未來養老、醫療、教育和生育提供“確定性的、大規模的”支持，進而就能刺激當下的社會消費。

但他也指出，出台這樣的政策，需要一攬子根本性的解決方案，而這需要國務院各部委之間協同配合。但從近期多部委接連召開記者會來看，當前國務院部門之間的協同合作仍有所欠缺。

陸曦説：“不可能你要做一件根本性大事的時候，還要出來開記者會説：‘我在跟其他部門談MOU（諒解備忘錄）’。”

不過，陳波認為，地方現在拿錢投資並不像過去那麼容易，更何況這次中央也不是大水漫灌。再者，中央也會對專項債效果進行評估，未產生效益或產生虧損，地方都要承擔一定責任。

另外，他指出，事情也要分輕重緩急。當經濟面臨重大問題時，“當然要下猛藥”，“下了猛藥可能會有副作用，但我們不能因為有副作用就不吃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