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松建新書縱論冷戰時期的文學想象 | 聯合早報

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松建新書《亞洲冷戰與文學想象》（秀威出版），借10位亞洲作家的冷戰經驗，從他們的作品折射時代的氛圍。

這10位作家分別是：韓素音、黑嬰、王嘯平、韓萌、蕭村、燕歸來、力匡、王裏、金枝芒與賀巾。他們的共同點在於東南亞經驗，並在二戰後，通過文學創作參與了各自（現實與理想中）國族身份的想象建構過程。韓素音曾居住在1950年代馬來亞；黑嬰、王嘯平與蕭村都是出生於南洋，並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歸僑；燕歸來與力匡從香港來到新馬；王裏是新加坡劇作家，金枝芒與賀巾則是馬來亞共產黨成員。

張松建認為，這10位作家的經驗與理念迥異，不能以國別文學來界定其身份，他們的作品“不能僵化地劃入中國現當代文學、新加坡文學、馬來西亞文學、香港文學的單一的、固定的範疇內，而是具有流動性、交叉性、跨越性、開放性的特徵。”

省思韓素音思想複雜性

以韓素音為例，這位歐亞混血兒出生於中國，在北京接受教育，併到歐洲深造，後來因與英國軍官梁康柏（Leon Comber）結婚取得英國國籍；寫出暢銷小説《瑰寶》（又譯《生死戀》《愛情至上》）；1952年來到緊急狀態下的馬來亞，並在新中國成立後積極回返中國，甚至為文化大革命辯護，多年來東西方對其評價兩極。

張松建借韓素音的小説、自傳，省思其思想複雜性，而非單純的共產中國辯護人身份。張松建以韓素音第四部自傳《吾宅雙門》，記述1949至1966年回返中國的觀察，“多數情況下，她是一個自由左翼，對新中國的觀察有批評反思。第五章描述她在1956年的中國之行，一方面感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巨大變化，另一方面發現它正在走向威權體制：輿論控制，集體洗腦，鸚鵡學舌，千篇一律，這就是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所謂‘監控社會’（Seeing society）——”

不過韓素音對文革的思考卻“耐人尋味”，她認為文革最終促使中國的新生。張松建認為，韓素音“不乏文過飾非，曲意迴護，可見其用心良苦。一方面，她承認文革可以激發政治機器的活力，打破官僚特權，強化黨羣關係，為全球社會主義提供榜樣，這種看法與當今國際學術界的‘新左’論調遙相呼應；另一方面，隨着她的深度介入和時局的變化，她也清楚感覺到了文革的黑暗面，包括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無情摧殘，對法制建設的肆意破壞，對女性尊嚴、混血身份、知識分子的殘酷打擊，結果是，整個國家走向了恐怖的無政府狀態，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兒女。”

張松建2002年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深造，博士論文研究中國現代主義文學，離開新加坡到北京清華大學繼續博士後研究，2013年重返新加坡加入南大中文系，開始更系統研究新加坡及其周邊世界的文學，著有《重建家國：海外漢語文學新論》《華語文學十五家：審美、政治與文化》，後者討論了新馬的郭寶崑、力匡、燕歸來、白垚與楊際光。

走“中間道路”的王裏

在閲讀新馬文學史的時候，張松建發現劇作家王裏的有趣案例。《亞洲冷戰與文學想象》的10個個案中，有七個偏左，兩個偏右，唯獨王裏是“冷戰年代的中間道路”。

王裏活躍於1960、70年代新加坡劇場界，其作品呼應新加坡政府的意識形態，對新國家身份、多元種族和諧、左翼的暴力多有觸及。但他在附和國家主旋律時，又有曖昧的批判。張松建寫道：“在冷戰的年代裏，二元對立和本質主義的思維定勢無處無之，盡現於各種文化實踐，人們習慣於非此即彼地做出選擇：要麼擁抱左翼立場，要麼展示右翼姿態，或左或右，人各有志，風行草偃，人性使然。王裏既不同於當時走紅的一眾左翼作家，也和南來的一批右翼文人截然不同。他的政治意識別樹一幟，耐人尋味：既反對左翼政見，又批判右翼思潮，左右開弓，毫不容情，他主張第三種立場，那就是根植於新加坡經驗的‘中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