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韓國女作家寫家庭故事 讓母親聲音被聽見 | 聯合早報

對許多人來説，母親是生命的第一個親密對象。其實她們並非生來就是媽媽、妻子和媳婦。在這些後來的身份，以及伴隨而來的責任以外，她是怎樣的一個人？

《紐約客》曾發表一篇名為《母親在家庭照中隱身》的文章，指維多利亞時代的老相機曝光需要更長時間，若要拍攝幼童，必須讓他們乖乖不動。攝影師採用的技巧是用牀單或窗簾遮蓋媽媽的身影，讓她們暗中定格懷裏的孩子，甚至在後制時用黑漆塗掉母親。

攝影師兼學者勞拉·拉爾森（Laura Larson）在2017年出版《隱藏的母親》（Hidden Mother），囊括隱身母親的畫面和論述；韓國作家河在英則嘗試以《不存在的母親》立體還原媽媽這個人物，從媽媽生長的時代背景着手，但不簡化為某個時代的人物特質。

選擇當合羣的平凡人

媽媽並非生來就會照顧子女，也會擔驚受怕神經質，可能也曾經叛逆，嚮往自由。誰説以前的女性一定只受重男輕女的壓迫？對人物去神話，還原為平凡個體，也是一種解放。河在英的母親高善姬出身富裕家庭，受過高等教育，單身時享盡中產少女特權，未曾感受到男女不平等，步入相親婚姻後，卻在婆家成為徹底失去地位和聲音的人。

作為女兒，河在英自小承受母親嚴苛的標準和期待，也面臨個人成長曆程的挑戰：同儕競爭、容貌焦慮、職場騷擾、親密暴力等等，因為自顧不暇和母親漸行漸遠，直到兩人和解後，她決心寫下自己和母親的故事，通過文字重拾聲音和力量。

比如河在英年幼時愛出風頭，特別出眾，受到母親的“摧折”，母親對此直言不諱：擔心這樣的女生被討厭。對母親來説，孤獨過活的特別之人與合羣生活的平凡人，非要二選一的話，她一定選後者。

以愛恨糾纏的母女關係為稜鏡，折射的是時代風氣。《不存在的母親》中寫道，母親原來很忌諱談過去的辛酸，如父親生意失敗，女兒青春期時離家出走。這本書是母女的共同回憶錄，也是一種田調工作，藉由新世代挖掘家族女性長輩的經歷和內心故事，再以個人角度梳理評析，透過性別平等的觀點，重新審視母女之間的矛盾和背後的社會因素。

河在英以《不存在的母親》重新審視母女之間的矛盾。（互聯網）

在洗碗工作中找回自信

具有資優生的條件，以筆抒情的河在英，卻沒有受限於中產或精英階層的論述。她認為，就算不是在學術或文學上有所成就的女性人物，故事也應該被聽見，甚至對討論母性的權利發出了叩問，認為母性之所以長期被捧為神聖絕對的存在，被誇大為女性的本能與宿命，説不定是因為擁有不同條件與認同感的人，沒有機會發表對母性的意見。

“倘若母親、不生育的女性、多元性別者、多元家庭者一同探討母性，我們能討論的就不只是經驗上的母性，還有政治意識形態、歷史文化脈絡、制度政策上的母性。當我們打破關於母性的神話時，我們就能更瞭解自己與母親。”

河在英的父親生意失敗後，一畢業就嫁人、多年來只當家庭主婦的母親不得不出來工作：當保險經紀、賣咖啡、賣衣服、當司機，最終竟在廚房工作中找回自信。都是洗碗，在家裏是無償勞動，在餐館廚房卻有報酬，還受到年輕工讀生的尊重。

聘請爸媽當出版社員工

同樣談女性社會角色，李瑟娥《女大當家》以更詼諧的筆調挑戰傳統家庭結構。出生於傳統經商家庭，李家一直由男性做主。李瑟娥自小聰明伶俐，深得當家的爺爺寵愛，教她讀書寫字。她看着辛苦卻不被看見的家族女性，決定長大後要當老闆、“家女長”。

1992年出生的李瑟娥，寫作、畫漫畫，也曾任雜誌社記者和裸體模特兒。（互聯網）

22歲出道的瑟娥，28歲成立了出版社，30歲那年買下自己的房子，既是住所也是公司，同住的父母是她的僱員。精於文字的瑟娥數學不行，所以由母親福熙和父親阿雄處理書店訂單、做會計、回覆讀者信件等雜務，為僱主排憂解難而獲得薪酬。

《女大當家》以詼諧筆調挑戰傳統家庭結構。（互聯網）

看似大逆不道的家庭生活，其實是對傳統性別結構的温柔革命。過去，常由女性負責的家務勞動不能換算為金錢報酬，而今福熙和阿雄一同分擔出版工作和家務，福熙的工資卻是阿雄的兩倍，因為在瑟娥眼裏，母親的勞動更不可取代。瑟娥需要福熙的家務才能，才可以省下時間去做其他事，福熙也能從自己的專長中獲利。所以，雖然瑟娥是以“家父長”爺爺為楷模，卻不只是換個性別複製父權模式。

《女大當家》有句動人的話：他們只想複製美好的事物，而且也有力量不去複製那些不想複製的事物。於是，代際和性別之間，不再只有矛盾衝突。《不存在的母親》則提出懸而未決的問題：隨着女性大量投入勞動市場，貝蒂·傅瑞丹提出的，將女性禁錮在家庭中，煮飯、洗衣、打掃、生育等無所不能的“女性神話”，只被“美貌神話”取代。

神話會更迭交替，但不會消失。在母女關係中經歷失語，再重新溝通的河在英，深知想要完全理解和書寫母親，是註定失敗的，卻希望藉着本書，成就一場有意義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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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知慧譯者：王品涵出版社：台灣東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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