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欲留理想主義在人間 | 聯合早報

第一次見到三叔是在倫敦的唐人街。去倫敦念研究生時，潘國駒博士協助我向李氏基金申請了一萬新元的助學金，潘博士到倫敦時請我吃飯，我到飯館才知道他也約了在倫敦度假的林清如先生和夫人。

我出去唸書時，是個入行不過兩年、稚嫩的政治新聞記者。林清如是誰，我雖然懂得，但是他們大人聊天，我在一旁只靜靜聽着。唯一和這位我在歷史資料裏看到過的——林清祥的弟弟交談，是在走出餐館的時候。

我問他和夫人，對於當年付出的青春後悔嗎，他説：無怨無悔。夫人在一旁點頭。 

林清祥是人民行動黨的創黨黨員之一。小時候我們家也流傳關於新加坡獨立前、政治動盪的民間版本：林清祥和李光耀站在台上都是深具領袖魅力的演説家，一男人選。後來林清祥被退場，倫敦歸來，從此不問政治。1996年2月他心臟病發去世，靈堂前探喪的場面轟轟烈烈。報紙上的輓詞，全版數百個名字，除了新加坡，還有廣州、馬來西亞的弔唁者，集結的是一個時代進步青年的力量。林清如是林清祥的三弟，也曾經參與學運和工運，1957年，他20歲，被殖民地政府拘捕，到1966年新加坡獨立一年後才獲釋。

我知道林清如坐過九年的牢，而他當時的女朋友不知道那是多久的等待，卻還是等到他出獄。我工作初期閲讀與接觸過當年奉獻青春的人，後來有一些改弦易轍，更多不願舊事重提。像眼前兩位這樣煎熬過，卻仍這樣不假思索肯定自己青春的，還真是不多。倫敦的夜色裏， 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望着一對長輩，心頭有一份淡淡的感動。

就這樣，我算是認識了林清如。我那時稱他“林先生”，幾年後我們比較熟絡了，他説我和他的侄女是同學，應該就跟着喊他“三叔”。就這樣，我開始叫起“三叔”來。

開始認識三叔那幾年，正好《李光耀回憶錄》上下集出版。我當時被報社徵召參與《李》書的翻譯工作。書出版後，社會反響很大。因為建國曆程中的歷史被重提，社會上隱隱然有一種反思歷史書寫的氛圍。我本來就關心島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加上工作上有機會參與和接觸到書中的一些人物，希望瞭解更多，思考更多，似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那個時期，我和一羣友人組織了公民團體圓切線，辦研討會和出版刊物，主張用華語探討國家議題，進行知識交流。與此同時，派駐香港的三年，我一邊工作一邊也開始收集資料，準備回來攻讀博士學位，研究南洋大學內的左傾思想。我的活躍，三叔顯然是注意到了。他沒有主動找我，但是我偶爾會與他聯繫。他跟我質疑過《李》書提到他的部分，我覺得自己還沒有能力判斷，在距離歷史還很近的時候，最好的方式是聆聽，口述資料得趁早記錄，但是也有一些歷史檔案，需要時間才能解密，至於歷史，則可能還要等後面的學者掌握更多資料後修撰。

有年輕人對數十年前的事發生興趣，大概讓三叔有所觸動。他沒有拒絕見我。我用這樣的態度與三叔交往，也鼓勵他留下記錄。而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對當時一些歷史事件、人物有疑問，書本告訴我一個角度，我可以去請教他。他會告訴我書本里沒有的信息，講述一些細節，而且，他還有一些其他當年學生運動中的“歷史人物”的聯繫，可以幫忙指引我找到他們。至於相信誰、相信哪個角度，我得自己判斷，但是至少他讓我知道，歷史還有其他視角。

那時候，我提出一個要求：他是否可以帶我到不同的歷史現場，告訴我現在島國一些面目已非的地段曾經發生過的事。我當時想着，島國未來或許可能需要兼有歷史研究能力和創意呈現的公司，用非教科書和學術論文的方式説歷史故事，而用容貌已經改變的地方來敍述它們的前世，應該是個能夠吸引人的方法。

但那是我20年前的想法，當時，那些參與過建國曆程並且被震懾過的人，心裏對國家會怎麼處理歷史，都有一份不信任感。三叔看起來沒怎麼搭理我的建議，卻輕輕帶過，在大坡大馬路曾經是中央警署，他被帶到那裏坐黑牢。我對那個位置一無所知，他説，是橋南路的Pidemco Centre一帶。

後來，我和友人去倫敦的國家檔案館找資料期間，適逢三叔也在倫敦。他的書《我的黑白青春》的自序裏記錄了這一段：“一天家裏來了幾位新加坡年輕人，發現我們全神貫注於錄影連續劇，他們眼神詫異，不無責備的意味：‘怎麼如此清閒啊？’——這些年輕人正投入歷史研究，有自己的理由期待像我們這樣的人做些更有意義的事。“

第二天，他就跟我們一起到位於邱園的國家檔案館去。三叔不熟悉怎麼查找檔案館的資料，我跟他介紹後，他很快就上手。那是個奇特的經驗，時空交錯，我在檔案館裏看英國人的檔案記錄，而裏頭記載被拘留、投訴被虐待的政治犯，就跟我一起坐在那裏翻看與自己的青春相關的資料。對我來説，閲讀那些手寫的字跡，理解當時錯綜的政治形勢和背景，是一門功課。對他來説，那恐怕是一次青春的複習。我思索着：一個經歷這樣歷史大潮的人，要怎麼在多年以後、國家欣欣向榮的經濟發展中，看待個人在其中的際遇，衡量自己付出的代價，接受勝利者書寫歷史的結局？

2003年，我説服他接受我和同事吳新慧的訪問。那篇訪問中，用了一張1960年他在棋樟山拘留營被監禁時穿着白衣白褲的照片。他當時説：“每個人都有他的過去，一段往事、一段經歷，所以説在那個時代，假如以一種理想主義者的眼光來看，我們可説已肩負起時代的使命，也無所謂有所懷恨。”

新慧在訪問中問他是否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比較不會理想主義。他當時這麼回答：

“到底什麼是理想主義？超乎意識形態的理想主義或許就是一個人對人生所建立的價值觀，而他會熱誠、也決心去爭取與捍衞這種價值觀。巴金曾把理想主義跟教徒做比較。他説教徒追求的是個人的幸福，上天堂的幸福，當他死之前，他會跪在地上，兩眼朝天，他看到天堂的門為他打開了，他感到幸福。那個是教徒的幸福。理想主義者追求的是眾人的幸福，很多人的幸福，但是呢？他的結局往往是悲劇，是激情的。因為他往往在還沒有看到他所追求的那種幸福到來之前，他已經先犧牲了。”

那個時候，我們一些知識分子在討論島國的精神與文化時，會自我調侃，“理想主義者”在務實、偏重經濟發展的島國是個負面用詞，被指為理想主義，就等於是不切實際。而聽到曾經踐行“理想主義”的三叔這麼説，我感覺自己是聽明白的。不僅明白他説的，也明白自己，並且，大概也體味作為理想主義者的寂寞。

寂寞，但不妨礙理想主義者的追求。青春已經走遠，但是三叔後來似乎找回更多動力。他原來就在怡和軒擔任總務，雖然他跟我説時總強調自己只是打打麻將，但是2007年，他接下怡和軒主席的工作。他的理想主義再次點燃，落力地為這個“百萬富翁俱樂部”注入文化的元素，希冀以這個平台，為這片土地再做些事。

我訪問他時，聊到華社“傳承”的困難，要“傳”的人很積極，但是誰要“承”呢？他説：“你聽過愚公移山吧？歷史上很多壯舉開始都被認為是一廂情願的傻事。”

70歲是一個新的開始。有時候他像個少年一樣，充滿衝勁地幹。怡和軒除了原來的會員活動，在他出掌門户後，與公民社會有更多連接，接待來訪的團體，主辦各類公開講座，把原來的俱樂部會員通訊改為兼具時事、文化內容的雜誌。他四處邀稿，親力親為地參與編輯工作。他跟我討論，希望怡和軒能做些支持學生的事，後來怡和軒開始頒發書籍獎給特選中學母語學習成績優異的學生。

怡和軒慶祝113週年慶的時候，三叔邀請了時任財政部長尚達曼和前外交部長楊榮文參加。主席上台致辭，手中無稿，侃侃而談，重點清楚，條理分明，而且還很幽默。我當時坐在台下驚歎不已，廉頗不老啊！我領會了當年那些叱吒風雲的人物，是怎樣一種號召力。

但是在島國的環境裏推動做些獨立而有意義的事，要領導人事不一定不復雜的華社團體，談何容易。有時候我們通電話或見面時，三叔會深深嘆一口氣説：“唉，慧玲啊，很難的……”

我自然知道難。但是理想主義者要做的，原本就是傻事，他自己不是這麼説嗎？我總是跟他説，別做了，你就去打打麻將吧。我知道三叔雖然這樣嘆氣，腳步卻不停。

也正是2007年，圓切線籌辦一個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學生活動為主題的展覽，還有配合相同主題的系列活動，過後在我們的期刊刊登相關內容。當時，圓切線還動員了一些支持歷史研究工作的朋友們參加，負責與三叔面談的是社員周偉立，以及博士論文與南大相關的周兆呈。口述歷史訪問定稿前，再由我和三叔電郵溝通，補充資料。他詳細談的，正是1955年成立，1956年被解散的全星華文中學生聯合會（中學聯）。這個新加坡管理大學惠借展廳的歷史展，來了各路的參觀者，其中包括三叔評價比較高、當年中學聯主席孫羅文。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悄悄着手，把自己的青春回顧了一遍。從他幾次接受我們的訪問時，他抽取出來的資料、照片來看，我估計他原本就保存了很多剪報，也保存了林清祥相關的資料。去了英國國家檔案館，以及後來社會開放的趨勢，應該都推動着他醖釀自己的回憶錄。有一天，他把一個大信封交給我。我打開時，發現是他的書稿。他讓我看看，問我會不會有問題。我反問，這是他的版本，會有什麼問題？我閲讀後給他的反饋是：我對書裏的K很感興趣，那一個熱火朝天時代的女性很值得研究。

他的書在2014年正式出版。我看了他的自序，跟他有過簡訊交流：

我：“是用青春做抵押寫的書。書成了，青春卻要不回來。”

三叔：“沒錯，只要沒浪費了青春。”

我：“沒有浪費。你忘了你們第一次見面時跟年輕人説，無怨無悔？”

三叔：“那是還不太認識她才那麼説，應該説無愧無悔。”

星期天，細雨中送別了三叔，車裏正好播着空靈的《半山聽雨》。今年他手術後去看他時，他已經康復。康復得很快，但似乎更為寂寞，有一種歷盡萬事，時不我與的無力感，説自己在等日子。

三叔的遺體被推入焚化爐時，我心中閃過還要問他的問題：那些理想主義，是不是最終會焚化成灰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