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欲留理想主義在人間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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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到三叔是在倫敦的唐人街。去倫敦念研究生時,潘國駒博士協助我向李氏基金申請了一萬新元的助學金,潘博士到倫敦時請我吃飯,我到飯館才知道他也約了在倫敦度假的林清如先生和夫人。
我出去唸書時,是個入行不過兩年、稚嫩的政治新聞記者。林清如是誰,我雖然懂得,但是他們大人聊天,我在一旁只靜靜聽着。唯一和這位我在歷史資料裏看到過的——林清祥的弟弟交談,是在走出餐館的時候。
我問他和夫人,對於當年付出的青春後悔嗎,他説:無怨無悔。夫人在一旁點頭。
林清祥是人民行動黨的創黨黨員之一。小時候我們家也流傳關於新加坡獨立前、政治動盪的民間版本:林清祥和李光耀站在台上都是深具領袖魅力的演説家,一男人選。後來林清祥被退場,倫敦歸來,從此不問政治。1996年2月他心臟病發去世,靈堂前探喪的場面轟轟烈烈。報紙上的輓詞,全版數百個名字,除了新加坡,還有廣州、馬來西亞的弔唁者,集結的是一個時代進步青年的力量。林清如是林清祥的三弟,也曾經參與學運和工運,1957年,他20歲,被殖民地政府拘捕,到1966年新加坡獨立一年後才獲釋。
我知道林清如坐過九年的牢,而他當時的女朋友不知道那是多久的等待,卻還是等到他出獄。我工作初期閲讀與接觸過當年奉獻青春的人,後來有一些改弦易轍,更多不願舊事重提。像眼前兩位這樣煎熬過,卻仍這樣不假思索肯定自己青春的,還真是不多。倫敦的夜色裏, 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望着一對長輩,心頭有一份淡淡的感動。
就這樣,我算是認識了林清如。我那時稱他“林先生”,幾年後我們比較熟絡了,他説我和他的侄女是同學,應該就跟着喊他“三叔”。就這樣,我開始叫起“三叔”來。
開始認識三叔那幾年,正好《李光耀回憶錄》上下集出版。我當時被報社徵召參與《李》書的翻譯工作。書出版後,社會反響很大。因為建國曆程中的歷史被重提,社會上隱隱然有一種反思歷史書寫的氛圍。我本來就關心島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加上工作上有機會參與和接觸到書中的一些人物,希望瞭解更多,思考更多,似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那個時期,我和一羣友人組織了公民團體圓切線,辦研討會和出版刊物,主張用華語探討國家議題,進行知識交流。與此同時,派駐香港的三年,我一邊工作一邊也開始收集資料,準備回來攻讀博士學位,研究南洋大學內的左傾思想。我的活躍,三叔顯然是注意到了。他沒有主動找我,但是我偶爾會與他聯繫。他跟我質疑過《李》書提到他的部分,我覺得自己還沒有能力判斷,在距離歷史還很近的時候,最好的方式是聆聽,口述資料得趁早記錄,但是也有一些歷史檔案,需要時間才能解密,至於歷史,則可能還要等後面的學者掌握更多資料後修撰。
有年輕人對數十年前的事發生興趣,大概讓三叔有所觸動。他沒有拒絕見我。我用這樣的態度與三叔交往,也鼓勵他留下記錄。而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對當時一些歷史事件、人物有疑問,書本告訴我一個角度,我可以去請教他。他會告訴我書本里沒有的信息,講述一些細節,而且,他還有一些其他當年學生運動中的“歷史人物”的聯繫,可以幫忙指引我找到他們。至於相信誰、相信哪個角度,我得自己判斷,但是至少他讓我知道,歷史還有其他視角。
那時候,我提出一個要求:他是否可以帶我到不同的歷史現場,告訴我現在島國一些面目已非的地段曾經發生過的事。我當時想着,島國未來或許可能需要兼有歷史研究能力和創意呈現的公司,用非教科書和學術論文的方式説歷史故事,而用容貌已經改變的地方來敍述它們的前世,應該是個能夠吸引人的方法。
但那是我20年前的想法,當時,那些參與過建國曆程並且被震懾過的人,心裏對國家會怎麼處理歷史,都有一份不信任感。三叔看起來沒怎麼搭理我的建議,卻輕輕帶過,在大坡大馬路曾經是中央警署,他被帶到那裏坐黑牢。我對那個位置一無所知,他説,是橋南路的Pidemco Centre一帶。
後來,我和友人去倫敦的國家檔案館找資料期間,適逢三叔也在倫敦。他的書《我的黑白青春》的自序裏記錄了這一段:“一天家裏來了幾位新加坡年輕人,發現我們全神貫注於錄影連續劇,他們眼神詫異,不無責備的意味:‘怎麼如此清閒啊?’——這些年輕人正投入歷史研究,有自己的理由期待像我們這樣的人做些更有意義的事。“
第二天,他就跟我們一起到位於邱園的國家檔案館去。三叔不熟悉怎麼查找檔案館的資料,我跟他介紹後,他很快就上手。那是個奇特的經驗,時空交錯,我在檔案館裏看英國人的檔案記錄,而裏頭記載被拘留、投訴被虐待的政治犯,就跟我一起坐在那裏翻看與自己的青春相關的資料。對我來説,閲讀那些手寫的字跡,理解當時錯綜的政治形勢和背景,是一門功課。對他來説,那恐怕是一次青春的複習。我思索着:一個經歷這樣歷史大潮的人,要怎麼在多年以後、國家欣欣向榮的經濟發展中,看待個人在其中的際遇,衡量自己付出的代價,接受勝利者書寫歷史的結局?
2003年,我説服他接受我和同事吳新慧的訪問。那篇訪問中,用了一張1960年他在棋樟山拘留營被監禁時穿着白衣白褲的照片。他當時説:“每個人都有他的過去,一段往事、一段經歷,所以説在那個時代,假如以一種理想主義者的眼光來看,我們可説已肩負起時代的使命,也無所謂有所懷恨。”
新慧在訪問中問他是否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比較不會理想主義。他當時這麼回答:
“到底什麼是理想主義?超乎意識形態的理想主義或許就是一個人對人生所建立的價值觀,而他會熱誠、也決心去爭取與捍衞這種價值觀。巴金曾把理想主義跟教徒做比較。他説教徒追求的是個人的幸福,上天堂的幸福,當他死之前,他會跪在地上,兩眼朝天,他看到天堂的門為他打開了,他感到幸福。那個是教徒的幸福。理想主義者追求的是眾人的幸福,很多人的幸福,但是呢?他的結局往往是悲劇,是激情的。因為他往往在還沒有看到他所追求的那種幸福到來之前,他已經先犧牲了。”
那個時候,我們一些知識分子在討論島國的精神與文化時,會自我調侃,“理想主義者”在務實、偏重經濟發展的島國是個負面用詞,被指為理想主義,就等於是不切實際。而聽到曾經踐行“理想主義”的三叔這麼説,我感覺自己是聽明白的。不僅明白他説的,也明白自己,並且,大概也體味作為理想主義者的寂寞。
寂寞,但不妨礙理想主義者的追求。青春已經走遠,但是三叔後來似乎找回更多動力。他原來就在怡和軒擔任總務,雖然他跟我説時總強調自己只是打打麻將,但是2007年,他接下怡和軒主席的工作。他的理想主義再次點燃,落力地為這個“百萬富翁俱樂部”注入文化的元素,希冀以這個平台,為這片土地再做些事。
我訪問他時,聊到華社“傳承”的困難,要“傳”的人很積極,但是誰要“承”呢?他説:“你聽過愚公移山吧?歷史上很多壯舉開始都被認為是一廂情願的傻事。”
70歲是一個新的開始。有時候他像個少年一樣,充滿衝勁地幹。怡和軒除了原來的會員活動,在他出掌門户後,與公民社會有更多連接,接待來訪的團體,主辦各類公開講座,把原來的俱樂部會員通訊改為兼具時事、文化內容的雜誌。他四處邀稿,親力親為地參與編輯工作。他跟我討論,希望怡和軒能做些支持學生的事,後來怡和軒開始頒發書籍獎給特選中學母語學習成績優異的學生。
怡和軒慶祝113週年慶的時候,三叔邀請了時任財政部長尚達曼和前外交部長楊榮文參加。主席上台致辭,手中無稿,侃侃而談,重點清楚,條理分明,而且還很幽默。我當時坐在台下驚歎不已,廉頗不老啊!我領會了當年那些叱吒風雲的人物,是怎樣一種號召力。
但是在島國的環境裏推動做些獨立而有意義的事,要領導人事不一定不復雜的華社團體,談何容易。有時候我們通電話或見面時,三叔會深深嘆一口氣説:“唉,慧玲啊,很難的……”
我自然知道難。但是理想主義者要做的,原本就是傻事,他自己不是這麼説嗎?我總是跟他説,別做了,你就去打打麻將吧。我知道三叔雖然這樣嘆氣,腳步卻不停。
也正是2007年,圓切線籌辦一個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學生活動為主題的展覽,還有配合相同主題的系列活動,過後在我們的期刊刊登相關內容。當時,圓切線還動員了一些支持歷史研究工作的朋友們參加,負責與三叔面談的是社員周偉立,以及博士論文與南大相關的周兆呈。口述歷史訪問定稿前,再由我和三叔電郵溝通,補充資料。他詳細談的,正是1955年成立,1956年被解散的全星華文中學生聯合會(中學聯)。這個新加坡管理大學惠借展廳的歷史展,來了各路的參觀者,其中包括三叔評價比較高、當年中學聯主席孫羅文。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悄悄着手,把自己的青春回顧了一遍。從他幾次接受我們的訪問時,他抽取出來的資料、照片來看,我估計他原本就保存了很多剪報,也保存了林清祥相關的資料。去了英國國家檔案館,以及後來社會開放的趨勢,應該都推動着他醖釀自己的回憶錄。有一天,他把一個大信封交給我。我打開時,發現是他的書稿。他讓我看看,問我會不會有問題。我反問,這是他的版本,會有什麼問題?我閲讀後給他的反饋是:我對書裏的K很感興趣,那一個熱火朝天時代的女性很值得研究。
他的書在2014年正式出版。我看了他的自序,跟他有過簡訊交流:
我:“是用青春做抵押寫的書。書成了,青春卻要不回來。”
三叔:“沒錯,只要沒浪費了青春。”
我:“沒有浪費。你忘了你們第一次見面時跟年輕人説,無怨無悔?”
三叔:“那是還不太認識她才那麼説,應該説無愧無悔。”
星期天,細雨中送別了三叔,車裏正好播着空靈的《半山聽雨》。今年他手術後去看他時,他已經康復。康復得很快,但似乎更為寂寞,有一種歷盡萬事,時不我與的無力感,説自己在等日子。
三叔的遺體被推入焚化爐時,我心中閃過還要問他的問題:那些理想主義,是不是最終會焚化成灰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