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孀婦年輕化 過埠新娘喪偶易孤立 | 聯合早報

新加坡孀婦互助慈善組織發現，本地孀婦有年輕化趨勢，無子女的孀婦比過去多。

此外，隨着跨國婚姻數目逐年增加，更多過埠新娘在新加坡籍丈夫逝世後，繼續留在本地撫養子女。她們往往更容易陷入孤立無援的情況。

為孀婦提供互助和輔導等活動的新加坡孀婦愛心協會（Wicare Support Group）發現，近年來越來越多孀婦積極尋求支援，當中包括更多年輕孀婦。協會的會員人數逐年增加，從2018年的750人增至目前的1100多人，年輕會員比過去更多。她們當中，大部分是50歲或以上女性，10%介於40歲到49歲，3%不超過40歲。

令人關注的是，在本地已婚者中，孀婦的佔比遠遠超過鰥夫。每五名喪偶的已婚者，四名是女性。

去年勞動力綜合調查數據顯示，2023年的孀婦人數為13萬5400人，佔15歲以上本地女性居民的7.4%，佔結過婚女性的10.2%，絕大部分超過50歲；鰥夫則有3萬2500人，佔15歲以上男性居民的1.9%，佔結過婚男性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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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者喪偶後 普遍面對問題是如何處理內心悲痛

孀婦愛心協會執行長黃麗娟説，已婚者喪偶後，普遍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內心的悲痛。身邊的親朋好友，一般不具備幫助喪偶者走出悲傷的能力。協會通過輔導、小組治療及主辦講座、午餐會等活動，讓孀婦瞭解自己並不孤獨。

孀婦愛心協會舉辦參觀城市農場活動，促進會員的友情。（新加坡孀婦愛心協會提供）

近幾年，跨國婚姻日趨普遍，無親人在身邊的孀婦更為普遍。最新公佈的《2024年人口簡報》顯示，跨國婚姻約佔去年公民婚姻的36%，與過去10年的情況不相上下。

黃麗娟説，不少跨國婚姻的孀婦須獨自或在幾乎沒有支援下，解決喪偶帶來的各種問題。她們在處理法律和行政事務時，往往也面對語言和文化障礙，一些甚至面臨經濟困難。

那些有子女的孀婦，除了處理自己的情緒起伏，還得兼代父職，獨自撫養和照顧子女的責任。子女也須適應沒有爸爸的生活和伴之而來的壓力，有的因此影響學業成績或性情，有的則因害怕失去媽媽而變得焦慮。

擁有26年曆史的協會因此也特設兒童愈療方案，舉辦各種親子、社交和教育活動，以幫助會員的約1700名子女學習應對喪親之痛和新的家庭模式。協會每年趁6月23日的國際孀婦日，也會主辦慶祝活動。

有意聯繫協會者，可致電63542475或查詢網站wicare.org.sg。

【案例一】新加坡孀婦協會助中國妻子走出喪夫陰影

丈夫離世的第一年，每當五歲兒子哭鬧不停時，李倩（化名）有好幾次想抱着兒子輕生。還好，心裏那句微弱的“活下去”，讓她熬過一週又一週，一個月再一個月，今年，丈夫逝世已兩年了。

“今年初，我第一次有打扮自己、希望自己身體健康的正面想法。”這個轉變，歸功於孀婦愛心協會伸出的援手。

李倩六年前孤身從中國北京嫁給從事工程事務的新加坡籍丈夫，一直在家照顧兒子，因為不諳英文，家中大小事全由丈夫打理。兩年後，丈夫不幸患癌，抗癌一年多後不敵病魔去世。她頓時孤立無援。

“我不會英文，連簡單的網購日常用品都得翻譯來翻譯去。無論是水電費還是銀行手續，我也只能直接上門詢問，還好本地不少人會説華語幫了我。”

生活往前推進，她的心卻始終困在悲痛裏，她在新加坡的朋友是丈夫的朋友，丈夫去世後朋友漸行漸遠。婆家本來不太接受中國媳婦，兒子去世後，現在幾乎不相往來。丈夫逝世時又是冠病疫情暴發期間，中國邊境封鎖，她只能留在陌生國度，帶着不懂事的年幼小孩，咀嚼着喪偶的煎熬。

“那段日子，我兒子最常説‘我很寂寞’。我説，我們兩個都很寂寞。”

起初，她拒絕與朋友聊自己的感受，“就是覺得聊也沒有用，丈夫也不能起死回生”。

但悲喜的心情起起伏伏，很難預料悲傷何時來襲。就像她和兒子外出途中，看到情侶牽手，她忽然感到無法呼吸，必須馬上趕回家把自己拋在牀上痛哭，任由兒子呆坐看電視。遇到兒子哭鬧，她常無法自控地大聲斥責。

“我以前看新聞有母親帶着孩子結束生命，覺得她們殘忍，不能理解，但老公去世後，我才明白為什麼會如此。”

丈夫病後，擔心負擔不起原本住的公寓，準備換組屋。可惜丈夫沒來得及看新屋，李倩一人收拾丈夫遺物，告別兩人共築的公寓，“金錢方面他做好安排，可是我的心卻空了”。

直到一年後，友人把她介紹給新加坡孀婦愛心協會的會員。剛巧母親節她不想孤單度過，就與對方約見，“那天見面後，我才知道原來有人能懂我的心，和我一樣痛過，後來又站起來”。

去年底，她第一次在新加坡工作，當兼職侍應生。今年，她再次裝扮自己、愛惜自己，不再像丈夫去世頭兩年那麼渴望自己患癌病逝。

“沒有協會和其他孀婦的幫助，我不敢想象我現在怎麼過。”

重要的是，兒子喜歡參加協會的畫畫、聖誕慶祝等親子活動，這讓李倩有獨處的空間去療傷，也緩和與兒子的緊張關係。李倩也接受輔導員的建議，慢慢學習與悲傷共處，不急着逼自己走出傷痛。

【案例二】愚人節噩夢：妻子親手拔管送別丈夫 後罹患乳癌

2023年4月1日下午2時許，56歲的劉韻霖接到生平最大、最殘酷的玩笑。

丈夫的同事來電説他跌倒了，該怎麼辦？劉韻霖讓同事叫救護車，自己直接去醫院，結果還是來不及説上最後一句話。丈夫是餐館副主廚，準備下班，臨走前發短信給劉韻霖，兩人説好一起吃晚餐，“那天剛巧是4月1日愚人節，我還以為是惡作劇！”

劉韻霖和丈夫以及兩個兒子難得拍全家照，因為自己手機遺失了，收藏在手機裏的珍貴照片也找不回。（受訪者提供）

丈夫腦部淤血，切開半個頭顱後還是不理想，醫生説即使醒過來多半成植物人。幾經考量，劉韻霖同意次日拔管。兩人育有30歲和28歲的兒子。

“我好像是那個親手拔掉他生命維持器的人。後悔嗎？我不後悔，只是很痛，我們早上才一起吃煎蛋麪包早餐，還約好一起吃晚餐。我們幾天前才從吉隆坡回來，怎麼就成了這樣？”

兩人10天的泰國普吉島之遊也取消了。丈夫逝世三個月後，劉韻霖被診斷患上乳癌，漫長的治療讓她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審視內心的痛楚。自己一人接受化療，一人到醫院動切除乳房手術，一人在家療養。

兩個兒子外出工作，空蕩蕩的屋子，她不敢待在放有丈夫遺照的客廳。她常不由自主和他説話，“如果外出，我儘量在外頭待到很晚”。

她也沒有勇氣整理逝者的遺物，丈夫的衣物原封不動，雙人牀一邊堆滿丈夫的東西，“家裏四處放着他的東西，感覺他還在”。

丈夫至今不曾入夢，每次提起丈夫，淚水無法自控。兩人沒談過死亡，也沒立遺囑，算是遺憾。

“死亡來襲那刻是如此難以預測。失去一個與自己生活這麼久的枕邊人，是外人無法理解的痛。要我説出悲痛，對我來説很殘忍，我不一定説得出。”家人固然支持和關心，卻害怕她傷心，選擇避而不談。

即使面對同樣守寡10年的母親，她也無法開口。母親也是乳癌患者，不久前去世。同是孀婦，劉韻霖説，母親似乎哭得少很多，只是照常生活。

劉韻霖（左一）和全家為母親慶祝生日。現在，丈夫（橙色上衣）和母親都已不在人世。（受訪者提供）

“上一代女性和我們不同，我們受過更多教育，想知道更多，也知道真的撐不過時去哪裏求助。”

去年，她經朋友介紹加入孀婦愛心協會，會員的類似經歷讓她敞開心扉，每次分享，悲傷似乎少了點，“我覺得，這個對我非常重要的人，沒有被遺忘，這是我抒發傷痛的方式”。

幾個月前，她弄丟舊手機，兩人的照片隨之消失，“或許是他要我快點放下吧！”喪偶留下的心靈空洞，將伴隨另一半的餘生，而時間是最好的治療。

【案例三】親友慰問 既是關心也是負擔

丈夫去年12月因病離世，留下40歲不到的妻子何秀琪和一對七歲和九歲子女。

原本預定12月學校假期的日本家庭旅行，她帶着丈夫的遺願與子女完成。

失去靈魂伴侶，何秀琪慶幸許多家人朋友伸出援手，幫忙處理家中瑣事。

然而，她想哭卻不敢也不能痛快地哭。她是子女的精神支柱，身兼父職，以一份收入維持生活。她必須處理家務賬單等瑣事，這些是丈夫生前包攬的；她得強裝笑臉面對“你有小孩，一定要堅強”的慰問，這些話語，既是關心，也是負擔。

全家出遊的景象，隨何秀琪丈夫的逝世，再也無法重現。（受訪者提供）

兩人結婚11年，她和丈夫也是多年同事。丈夫去世後，她不敢走到他原先工作的部門，擔心在同事面前露出脆弱的一面。在家裏，她發現兒子脾氣變壞，卻不曉得如何應對。喪偶的傷痛，在這些“正常生活”面前無處表露。

後來，上司把孀婦愛心協會介紹給她，她總算找到抒發悲痛的避風港。為期三週的“關懷和聯繫小組”，讓她學習如何面對喪偶之痛。除了與協會輔導員交談，輔導員還安排家訪，教兩個孩子如何抒發情緒。她後來加入孀婦互助小組。

“認識其他孀婦，傾聽她們的故事，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之前我會問，為什麼是我？但聽到一些孀婦的故事，像一個比我年輕的孀婦，孩子未出世丈夫就過世，我覺得我還是幸運的，至少我和孩子來得及聽丈夫説愛我們。”

如果重來，還會嫁他嗎？何秀琪想也不想：“為什麼不會呢？他是好人，愛家疼孩子，很疼我。”説完，忍住一個多小時的眼淚，再也收不住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