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裕民新書《我的遊離性遺忘》：備忘了的也可以被忘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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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離性遺忘（dissociative amnesia），又稱分離性遺忘症、解離性失憶症、創傷性失憶症，因為遭遇巨大創傷與悲傷，患者啓動了自我保護機制，出現記憶喪失的現象。
新加坡小説家、文化獎得主謝裕民的新書就以此病症為名——《我的遊離性遺忘》，寫一個本地左二代的成長困境。小説採用你我他，三種敍事視角穿梭主人翁的現實與記憶，重構失蹤左派父親的形象、大學時代真愛的失落以及中年現實中新戀情的意外開花結果。
一代人之創傷
謝裕民去年出版了重構新加坡建國微觀史的《不確定的國家》，並獲得2024年新加坡文學獎華文非虛構寫作大獎，2018年小説《建國》中的人物也通過SG50那一年的剪報，與建國曆史對話。新書《我的遊離性遺忘》處理的則是建國鬥爭之後，一代人的創傷。
謝裕民憑《不確定的國家》獲2024年新加坡文學獎華文非虛構寫作獎。（檔案照片）
其實《我的遊離性遺忘》的寫作早於《建國》與《不確定的國家》，始於2015年，謝裕民後來卻因為SG50之年與2019年的一場文史講座，走了“岔路”，最後才完成這部小説。三本書合起來看，彷彿謝裕民的“建國三部曲”。
謝裕民受訪時説：“竟然、已經十年過去——開始寫一個左二代的故事，彼時不知道後來會寫《建國》與《不確定的國家》。左二代故事沒説完，學人家趕SG50熱潮，寫了《建國》，那時也不知道會接下來寫《不確定的國家》。2019年初——COVID-19傳開之前，去了台灣大學講新加坡歷史人物；高嘉謙教授主編的‘浮羅人文書系’有空位，要了一個，寫新加坡歷史人物，寫到李光耀，太長，單獨成書，就成了《不確定的國家》。過後才回頭寫左二代，就是現在的《我的遊離性遺忘》。三者的立意、表達方式不同，也不受彼此影響。當然，三者都具有機結合，後二者更是我輩的必修課。”
小説主人翁是一個在大學中文系任教的學者，故事一開始就被女學生投訴非禮，他不當一回事，以為當上系主任的老友會保護他，結果惹了一身蟻。諷刺的是，主人翁因為童年陰影，對性極度恐懼，甚至因此失去了大學時代的真愛。
陰影來自主人翁人生最初的記憶片段，他看見一個女人用筷子夾一個面目模糊男人的陰莖：“小雞不聽話，傾向一邊。女人夾了幾次，小雞仍東顛西倒，女人索性放下筷子，用嘴巴——像老鷹般，銜起小雞。小雞入口，女人不經意地抬頭，看見他，意外，張開嘴，小雞不聽話，掉回去。”
1967年，新加坡曾出現“縮陽症恐慌”，人人聞之色變，本地作家黃凱德的短篇小説《鱉瘟》將之放在剿共與英國撤離駐軍的歷史情境，隱喻家國命運。謝裕民新書則將之籠罩在左二代、受華文教育一代的成長曆程，形成他們一輩子的陰影。
小説中性的去勢來自記憶深處的恐懼，而性的得勢則來自主人翁與白人恩師千金Fish的重逢。時報出版社在新書書腰寫了一句頗有力的概括：“縮陽的左翼父親失蹤／不舉的兒子在大英帝國女兒牽引下康復／一個文化陽痿故事”。
白人女性之救贖設定
白人女性作為救贖（或誘惑）這樣的設定，熟悉謝裕民的讀者或許會聯想到《安汶假期》（收錄在《重構南洋圖像》）中那個陪着父親到安汶尋找先人的Choo，在機場邂逅的那位荷蘭女記者Jolanda。《我的遊離性遺忘》尋父，《安汶假期》尋祖，對比閲讀，頗可玩味。
對此，謝裕民説：“東南亞國家都從殖民地走過來，只要回頭，都有白人的影子，移民——無論豬仔或朝廷要犯——的身影。相隔20年，《安汶假期》與《我的遊離性遺忘》以這樣的方式交匯，不提還沒留意。小説分三條主線。先是男主角小時候看見媽媽用筷子夾着爸爸的陽具——爸爸‘患上’1967年突然流傳的‘縮陽’。另一條主線，男主角上大學交了女朋友，小時候的畫面不斷浮現干擾，令男主角性無能，從此不再交女朋友。第三條主線，英國老師全家來訪，男主角對老師女兒Fish有好感，也只限於曖昧；在Fish挑逗下，男主角忘卻陰影，回覆正常，Fish也意外懷孕。小説涉及不同時空下的殖民、種族與意識形態，交織後相互滲透，應有更繁複、深刻的解讀——作者不應畫蛇添足。”
其實在三條主線外，小説還安插了許多插曲。正進行“魯迅子弟：馬來亞左翼文學研究”的主人翁，借學術研究尋找失蹤的父親，採訪了許多參與馬共鬥爭的老左。這些老左的證詞，成為主人翁個體遭遇的註腳，讓個人經歷具備集體經驗的厚度。
魯迅之特定意識形態代表
主編《魯迅在東南亞》的本地學者王潤華教授曾指出，當年流行於東南亞的歌曲《我們是魯迅的子弟》其實改編自歌頌毛澤東的《我們是民主青年》，魯迅與毛澤東在冷戰時代的東南亞是可以代換的名詞，代表特定的意識形態。馬華作家黃錦樹曾有短篇小説《他説他見過魯迅》，故事裏主人翁也與新加坡有關，筆調荒誕，調侃歷史。不同的是，謝裕民筆下的魯迅子弟並沒有冒充魯迅，沒有偏執到底，反而對自身遭遇有所反省，甚至已經不再是魯迅的子弟，離散在世界各地。這樣的設定，似乎是一種對過去的告別抑或和解。
謝裕民説：“魯迅早逝，無法預知他後來的遭遇，以及他與時代對話的方式。但是，他的南洋子弟必須面對接下來三五十年的變化——從冷戰的意識形態，到網絡時代的元宇宙。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對青春無悔——理想不存在對或不對，只是五六十年代的年輕人，青春烈火燃燒了整個時代；來不及沉澱，人間便換了風景，殘留無限風光在險峯。理想則繼續前撲後繼，在他方。晚來風急，點點滴滴，怎一個愁字了得。”
新書原來的題目叫“備忘與遺忘”，謝裕民説：“遺忘或被遺忘雖是主動與被動，還究個人感受與視角，也才有當初‘備忘與遺忘’的設想——寫下來是為了‘備忘’；然則，‘備忘’一樣可以‘被忘’。”
記憶與記憶的意志是脆弱的，因此作家須要不斷地書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