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王德威：從“華夷風”到“走廊説” 借文學去思考 | 聯合早報

學者王德威2012年受陳六使中華語言文化教授基金到南洋理工大學演講時，借華語語系（Sinophone）的視野提出“新加坡的10個關鍵詞”，引起巨大回響。兩年後他到馬來西亞，造訪馬六甲與檳城等地，重新思考華語語系，改以“華夷風”來翻譯，以“風”的屬性，加上“土”的概念，試圖擺脱華語語系論述開創者、知名學者史書美帶有冷戰思維、二元對立，甚至“反離散”的論調。

文學評論家王德威教授認為，不弄清中國傳統中“情”與“理”的問題，就不能釐清中國的現代性。（互聯網）

2024年12月上旬，王德威再次來到新加坡，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聯辦的工作坊上演講，以“走廊”的概念進一步闡述他對這一課題的思考。“走廊”概念上承已故學者費孝通的民族走廊論述，下啓另一位已故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研究海外華人時談論的海上走廊説。

王德威認為，當這些管道結合地方風土，整個華語世界的狀態就會更鮮活，而“‘華夷’這樣一個通道，最重要的場域就是文學。”

王德威現為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愛德華·亨德森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近作有《危機時刻的知識分子》《可畏的想象力——當代小説31家》《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等。他在新期間接受《聯合早報》採訪，分享了他與新馬的淵源，以及接下來重寫中國文學史的計劃。

王德威近作《危機時刻的知識分子》與《可畏的想象力》。（互聯網）

王德威説，2012年提出的10個關鍵詞，無疑是一個外人對新加坡的初步觀察。親身到新馬後，才瞭解到治學必須非常謙虛地對待一個地方，他還記得當時讀了陳六史、陳嘉庚、林文慶等南洋先賢的事蹟後非常感動。接着2014年馬來西亞之旅更是深深改變了王德威看待南洋文學、文化與歷史的態度。他在檳城認識了建築史研究者陳耀威，後者帶他走訪許多會館、宮廟、新村，認識地方風土人情。

王德威説：“淺薄的那個態度必須改變，你必須尊重這個人這個地方。你知道的其實這麼少，沒有什麼資格去做什麼了不得的評論來講一個什麼了不得的關鍵詞。”

強調風土回到生活

因此王德威才會更強調風土，回到生活本身的意義，而不是站在某個制高點，去批評人們為什麼不抗爭，為什麼不融入。如今更進一步，他加入了“走廊”的概念，借文學去思考人的流動、文化之間的互通。“走廊”也可以是管道，包括文學作品的出版管道，他以新加坡作家謝裕民最近兩部作品在台灣出版為例，認為都可以進一步做學術的思考。

“華夷之辯／變”將是王德威主編中國近三百年文學史的其中一卷。新書是他與台灣中研研究院與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合作的項目，目前已進入最後的編寫階段。

王德威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小敍事鋪展歷史全貌；他與高嘉謙、胡金倫編選的《華夷風》讀本則聚焦流動的文學關係；《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則是他重新理解“情理”問題的著作。（互聯網）

王德威説，2017年他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時，延用“哈佛新編”系列文學史的體例，以輻射性打散、眾聲喧譁的方式，重構文學史。他説：“出版後引起很多不同的反應，有的人覺得很新穎，有的人覺得你這樣刻意打破了中國文學的主流線索，也不見得可取，過分後現代。有各種批評。其實我覺得它至少給了我很好的動力，解放了我對於‘什麼是文學史’的思考。”

不過王德威強調，他並不認為後現代抵抗大敍事的策略能真的解構中國文學史，尤其在華語語境中，華人傳統上對“文”始終抱持敬畏之心。

重新書寫中國文學史

中國近三百年文學史將會有四卷，除了上文提到的“華夷”，還有“文史”“古今”與“情理”，分別由台大中文系副教授高嘉謙、台灣中研院特聘研究員胡曉真、台大中文系特聘教授梅家玲與王德威各自主編。

“近三百年史”的靈感源自梁啓超與錢穆分別在1920與30年代所著的同名鉅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啓超與錢穆立足民國，其論述範圍從明末到清末，而王德威如今的構想是1720年代至2020年代，從雍正乾隆盛世，到當今習近平的盛世。

王德威説：“兩個盛世，這也是另外一種微妙的反諷吧。”

他指出，雍正到乾隆的盛世，是中國文字獄最慘烈的時期，文人慘遭迫害，彷彿越是盛世，對文學就越暴力不仁。

王德威透露，這次重新書寫中國文學史，他心中想要對話的對象其實是中國思想史學者汪暉。汪暉在代表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中提出，中國的現代性是從宋代以來的天理觀到清末民初的公理觀之轉變。

王德威説：“汪暉覺得這是中國現代轉變的兩個最重要的關鍵時間點。他隱喻的這個公理到最後就變成馬克思主義了，成為唯一的重要人類公理，對不對？就是如今在這樣一個歷史的康莊大道裏面，繼續進行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瞭解和思考。我覺得也沒有説錯，這麼一個14億人的社會主義偉大進程。但是你看到這個世界真的就是你原來想象的那個公理的世界嗎？真的是你想象的烏托邦的世界嗎？恐怕未必……（離開中國）在不同的華人的領域，我們覺得就應該這樣嗎？可能也未必。”

藉由“情理”思考中國盛世

王德威延續此前對抒情傳統的研究，認為可以藉由“情理”去思考，中國過去三百年兩個盛世起承轉合的現代性問題。

王德威説，文人能以廣義文化、狹義文學改變世界觀的最後一波運動是五四，包括魯迅在內，大家仍相信文學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國家和政治。如今看來現實改變了，文學似乎不再有改變國家和政治的力量，但弔詭的是，中國大陸看文學的人少了，大家不相信文學了，甚至文人自己也不相信了，但官方卻擺出很在意很相信的姿態，這或許牽涉到中國幾千年來對“文”這個傳統的尊重與信念。王德威舉兩個例子，第一是中國對中國作家能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焦慮，第二是方方在冠病疫情期間書寫《方方日記》遭打壓同時被多國語言翻譯的文化事件。

王德威説：“這不是你想象的，梁啓超那個時代，寫了一個文學作品來介入現實，但是我們又怎麼能夠很武斷地説（現在）文學就沒有影響？你永遠也不會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