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極右翼自由黨是對民主的警鐘 - 彭博社
Marc Champion
赫伯特·基克爾,極右翼奧地利自由黨的領導人。
攝影師:邁克爾·格魯伯/蓋蒂圖片社歐洲奧地利,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生地,似乎將迎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第一位極右翼總理,即自由黨領導人赫伯特·基克爾。這看起來不像是一個異常,而是正在席捲發達西方的趨勢的一部分,因此對於我們這些相信自由民主及其制度價值的人來説,我們應該有多擔憂呢?
關於奧地利民族主義現象的加速因素,有很多文章在討論。這些因素包括俄羅斯的網絡水軍和另類右派網絡,以及奧地利中右翼決定“正常化”奧地利自由黨(FPO),通過採納其一些觀點並邀請其分享權力。基克爾本人是前內政部長,他曾讓警方突襲該國情報機構的辦公室,試圖使其失去信譽。
彭博社觀點抖音出售應該是特朗普的第一筆交易不要讓數據愚弄你:美國正在辜負職場女性私募股權不應出現在你的401(k)中特朗普的內閣人選為低光時刻做準備但是,雖然這些都是合理的擔憂,但專注於幫助FPO在九月份贏得29%選票的外部政治因素,可能會忽視核心問題。無論有什麼惡劣影響,重要的是它們落在的土壤的肥沃程度。而在奧地利,土壤是肥沃的。
奧地利在許多方面都顯得不尋常,尤其是在二戰後沒有像德國那樣被迫面對其納粹歷史。對法西斯精英的清洗要少得多,至少在1980年代之前,奧地利人將自己描繪成德國侵略的受害者,儘管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願意的合作者。
因此,奧地利戰時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安東·賴因塔勒(Anton Reinthaller)能夠在戰後建立一個政治黨派FPO,即使在因其戰時角色被逮捕和判刑之後。他可能不是納粹中最糟糕的,但他無疑是其中之一。
但是,無論人們對自由黨的歷史和思想有多麼厭惡,如果正在進行的聯盟談判成功,基克爾(Kickl)成為總理,那麼與其感到存在性的恐慌,不如審視更自由的政黨哪裏出了錯,以及如何維護將自由社會與不自由社會分開的獨立機構。這在全球範圍內都是一個日益嚴峻的挑戰,因為公眾對民主獨特價值的信仰正在減弱。
對民主失去信心
在12個高收入國家中,滿意度下降
來源:皮尤研究中心
注:2024年春季對加拿大、法國、德國、希臘、意大利、日本、荷蘭、韓國、西班牙、瑞典、英國和美國約1,000-1,500人的調查。
奧地利的戰後政治總是讓人感到不安地像是中間派政黨之間的勾結,旨在分享權力的戰利品。當社會民主黨和保守的人民黨輪流執政時,每個黨都會替換對方在國有公司和機構的任命。當共同執政時,他們共享這些職位。這本質上是腐敗的,並且越來越受到醜聞的困擾。前總理和曾經的保守派 wunderkind 塞巴斯蒂安·庫爾茨(Sebastian Kurz)因賄賂指控於2021年辭職,並在今年早些時候因偽證罪被定罪。他曾對自己在國家主權財富基金任命中的影響撒謊。
民粹主義者在這種失敗留下的空白中蓬勃發展。因此,FPO的信息——從對不受歡迎的外國人的“再移民”,到解除對莫斯科的制裁並重新啓動廉價俄羅斯能源的進口——能夠找到受眾並不令人驚訝。但重要的是,奧地利的不完美民主應該在自由黨政府下生存下來。這裏有希望的理由,但也需要極度警惕。
畢竟,波蘭的極右派法律與公正黨在執政期間盡其所能地摧毀了該國年輕的民主制度——從獨立的法院和媒體開始——但在2023年仍然輸掉了選舉。即使是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的權力掌控看起來也越來越不穩,儘管他經過14年的不受限制的憲法選區劃分來確保他保持權力。意大利總理喬治亞·梅洛尼,另一位來自有法西斯根源的政黨的領導人,到目前為止一直以務實主義者的身份執政。
與此同時,修復波蘭制度損害的工作證明極其困難。説唐納德·特朗普在第二個任期內不會對美國的憲法權力分立造成持久傷害也是一種勇敢的説法;他第一次就已經努力過了。極右派在防守中長時間處於被動,越來越多地與莫斯科的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步調一致,正在向前推進。
至於FPO的法西斯根源,戈德温法則——通常被誤解為説在政治辯論中第一個提到希特勒的人會輸掉爭論——仍然適用。1990年提出這一規則的美國律師邁克·戈德温曾表示,他這樣做是為了強調他當時所看到的誇張和對德國在猶太大屠殺期間所經歷的特殊深度的深刻缺乏視角。這仍然是一個有用的糾正。然而,正如戈德温最近所説,談論希特勒再次變得重要。
我們再次處於一個時期,我們的人口中有很多人正在在經濟上掙扎,並對傳統政黨未能提供解決方案感到沮喪。正如在30年代,民粹主義強人提供簡單的補救措施並針對外國替罪羊。貿易戰即將來臨,這將再次結束一個創造了財富和不平等極端的漫長全球化時期。
沒有什麼是註定的,許多事情是不同的,包括困境的規模(今天的低增長率並不是大蕭條)、替罪羊的選擇(穆斯林移民比猶太人更多)以及今天上升的民族主義所涉及的暴力程度。當希特勒的納粹黨在1932年德國國會選舉中贏得37%的選票,首次獲得多數席位時,就像FPO現在在奧地利所做的那樣,它已經擁有一個被禁止的“衝鋒隊”。這些在權力分享協議中合法化,後來的歷史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西方民粹主義者沒有部署相當於棕衫軍的力量(儘管驕傲男孩及其朋友們存在)。沒有人寫過一本我的奮鬥。而且許多人代表着複雜的聯盟,正如歷史學家和記者Katja Hoyer在這裏寫到德國的“德國選擇黨”。
因此,與希特勒的直接比較仍然是誇張的。但我們需要更加關注強人如何輕易摧毀使他們最初上台並保護我們個人權利的制度。在這一點上,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仍然是我們最好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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