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頓計劃為特朗普大學資金風波埋下伏筆 - 彭博社
Stephen Mihm
聯邦大學研究經費附帶條件。
圖片説明:泰勒·泰森/彭博社;tomasworks和Zeiss4Me via Getty Images;奧爾加·特拉瓦特 via Unsplash
最近幾周,美國最頂尖的大學正面臨一個新現實:長期支撐它們的數十億美元聯邦資金如今有了附加條件。特朗普政府已向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發出警告,威脅要扣留研究資金,除非它們滿足政治要求。
美國頂尖研究型大學為何會陷入如此脆弱的境地?雖然有人歸咎於校園"覺醒"文化,但這場衝突的根源可追溯至約80多年前——當時美國首次召集科學家參與曼哈頓計劃研製原子彈。這一歷史性時刻為前所未有的聯邦援助鋪平了道路,但也為當前危機埋下伏筆。
彭博觀點大學資助應改革而非削減特朗普關税或引發災難性三重打擊你將更熱、更髒、更窮滯脹已成美國最佳情景在美國曆史大部分時期,科學家與聯邦政府幾乎互不干涉。國會對大學研究的支持興趣寥寥。“1940年前,"歷史學家丹尼爾·格林伯格寫道,“不僅聯邦政府與科學界最具影響力和創造力的羣體之間相互疏離,雙方還強烈認為這種分離是可取的。”
即便是與聯邦政府適度接觸也會引發爭議。1933年,當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成立科學諮詢委員會時,一些研究人員認為這是不恰當的糾纏。哈佛大學化學教授埃德加·布萊特·威爾遜警告説,該委員會將"剝奪科學家的獨立性”。
萬尼瓦爾·布什有不同的想法。這位才華橫溢的電氣工程師和博學者在1933年成為卡內基研究所所長之前曾擔任麻省理工學院副校長。他可能是美國最有關係的科學家。他了解大學實驗室的情況,也與軍方、白宮和聯邦政府的其他部門有着密切的聯繫。
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布什開始了一場非凡的幕後運動,招募科學家為戰爭做準備。“我身處華盛頓,瞭解政府,也熟悉內情,“他後來回憶道,“而且我能看出美國在技術方面處於沉睡狀態。“他招募了親密的盟友: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科南特、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卡爾·泰勒·康普頓以及其他高層學術管理人員。
布什及其盟友遊説羅斯福總統創建了新的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OSRD)。該機構由布什和其他民間科學家掌控,雖直接向羅斯福彙報並致力於軍事目標,卻不受軍方管轄。流經這一新機構的資金並未流向軍方,而是撥給了大學研究人員。
正如格林伯格指出:“美國曆史上首次有大量聯邦資金注入大學實驗室。“布什立即着手讓他們開展國家級重點項目:研製原子彈及其他可能幫助美國贏得與德日之間(當時普遍認為)不可避免的戰爭衝突的科技。
觀看克里斯托弗·諾蘭的*《奧本海默》*時,若誤以為洛斯阿拉莫斯是軍事基地也情有可原。實際上,儘管有萊斯利·格羅夫斯將軍坐鎮,同意在此建立實驗室的學者們,是在該基地轉為基本脱離軍方控制的民用機構後才入駐的。即便實際運作中不盡然,但名義上洛斯阿拉莫斯是加州大學的研究前哨站。
三所大學參與了原子彈研製: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輻射實驗室(即”Rad Lab")、哥倫比亞大學的特種合金材料實驗室,以及芝加哥大學的冶金"Met"實驗室。
其他大學機構分到了核能研究經費中的較小份額,以及開發其他武器和防禦系統的合同。例如,麻省理工學院自身的輻射實驗室在研發微波雷達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但原子彈的研製使這些其他貢獻黯然失色。
當科學家們目睹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即1945年7月16日進行的所謂“三位一體”試驗——他們對自己釋放的力量感到震驚與敬畏。但這些科學家回到各自大學後也得出了一個實際教訓:納税人資金若能慷慨投入,將催生驚人的科學進步。
1945年,布什發表《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主張政府應大力投資於國家頂尖大學的研究工作。*“我意識到如果戰後政府不持續支持,科學將一蹶不振,”*他後來回憶道。此後十年間,布什與其盟友——其中多數是曼哈頓計劃的老兵——開始構建實現這一願景的機構體系。
經過十餘年耕耘,隨着國家科學基金會、國立衞生研究院等聯邦科研管理機構的建立,美國研究型大學終成全球豔羨的對象。在這一體系下,國會負責基礎研究撥款,而資金的具體使用主要由科學家自主決定。
1953年,聯邦政府投入了157.2億美元(按2022年美元計算)用於非國防科研開發,其中大部分資金流向了大學。到1968年,這一數字達到1029.1億美元,而到2022年則增至1909.3億美元。這種研究資助使美國頂尖大學得以蓬勃發展,因為資金不僅覆蓋了研究的直接成本,還支撐着維持大學運轉的更大間接開支。
然而,整個體系已使每所主要研究型大學都危險地依賴聯邦資金。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憑藉利用對手弱點的職業手段,顯然比大學更早意識到這一現實。他明白,只要能找到凍結資金的途徑,即便是最富有、捐贈最豐厚的私立大學,也難免遭受重創。
因此,哈佛及其同行陷入了兩難境地:要麼屈服於特朗普的要求——無論他們如何安撫,這些要求只會變本加厲;要麼切斷支撐其崛起為頂尖學府的資金命脈。
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應認識到,當前困境與其説是多元化平等包容計劃(DEI)或校園衝突所致,不如説是原子時代初期便種下的、長達數十年的依賴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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