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全國性禁令將加劇紅州與藍州的分歧——彭博社

一面旗幟，兩個國家？

攝影師：賈斯汀·沙利文/蓋蒂圖片社現代政治中最顯著的趨勢之一是紅州與藍州間日益加深的割裂。如今，最高法院似乎準備進一步擴大這一鴻溝。

過去十年間，幾乎所有共和黨控制的州都在多領域大幅削減權利與自由：禁止墮胎、限制投票權、審查教師涉及種族性別等議題的授課內容、禁止為跨性別未成年人提供過渡治療。而民主黨主導的州均未實施此類政策。這導致各州公民權利差異達到自吉姆·克勞種族隔離時代以來最大——某些州保障的權利在另一些州卻被斷然剝奪。

彭博觀點民主黨再獲重塑品牌良機拆分哥倫比亞大學？或許其他常春藤盟校也該如此DOGE代幣未能阻止聯邦支出增長AI職位虹吸效應堪比當年中國衝擊共和黨任命佔多數的最高法院助推了這種分裂。2013年謝爾比縣訴霍爾德案削弱聯邦對州選舉規則的監督，2022年多布斯案廢除憲法墮胎權，這兩項裁決為紅州在兩大議題上右轉掃清障礙。本月口頭辯論中，共和黨任命的法官們似乎準備以新方式擴大州際差異：限制聯邦法院發佈全國性禁制令的權力。

對全國性禁制令的擔憂在兩黨中日益增長。在喬治·W·布什和巴拉克·奧巴馬的兩屆總統任期內，此類禁制令相對罕見，但根據《哈佛法律評論》的統計，特朗普在首個任期內面臨64項，而喬·拜登在執政前三年則遭遇了14項。《哈佛法律評論》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特朗普第二任期前100天，聯邦法院已對他下達了25項全國性禁制令。

特朗普之所以特別容易受到這種司法反擊，是因為他如此激進地挑戰——甚至多次無視——先前對總統權力的既定限制。但毫無疑問，如今兩黨都將全國性禁制令視為阻撓對方黨派總統的關鍵武器。

紅州與藍州的總檢察長聯盟尤其依賴這一策略。追蹤州總檢察長訴訟的馬凱特大學政治學家保羅·諾萊特指出，雙方已精於主要在由本黨任命法官主導的地方法院和巡迴法院挑戰現任總統的行政令。

州總檢察長們尋找立場友好的法官

針對總統政策提起訴訟的案件數量

數據來源：馬凱特大學萊斯·阿斯平政府中心主任、副教授保羅·諾萊特

這種激進的"挑選法院"策略往往能達成預期效果。哈佛大學分析顯示，在聯邦地區法院層面，由對立政黨總統任命的法官簽發了針對拜登或特朗普首任總統期間近95%的全國性禁制令。最高法院實證研究博客創始人亞當·費爾德曼統計，在上訴法院層面，保守派主導的第五巡迴法院更傾向阻止拜登政府的行政令，而自由派主導的第九巡迴法院阻止特朗普政策的概率更高——其傾向性差異更為顯著。

這些鮮明對比揭示了最高法院關於禁制令的裁決可能加劇各州分歧。若最高法院限制全國性禁制令的使用，將導致更多聯邦法院同時作出支持或否決總統行政令的衝突判決。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將在部分地區生效而在其他地區無效。最極端的例子是——該問題顯然在聽證會上令最高法院感到困擾——無證移民在美國生育的子女，依據不同法院是否允許特朗普推翻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出生公民權"的裁決，可能在某些州獲得公民身份，在其他州則無法獲得。

最高法院必將試圖解決更多此類爭議，因為巡迴法院的判決分歧正是其受理案件的重要動因。但法院能夠裁定的爭議數量存在現實限制。諾萊特統計，在特朗普整個首任任期與拜登四年任期內，最高法院僅審理了在野黨州檢察長提起的約十分之一訴訟。即便法院通過緊急案件表審理更多案件，廢除全國性禁制令仍可能導致各巡迴法院在總統權力與基本公民權利自由等核心問題上產生更多未解決的司法衝突。

這將加劇紅藍兩派的對立。儘管不完全重合，但大多數傾向民主黨的州所在的聯邦巡迴區，其法官主要由民主黨總統任命，而傾向共和黨的州情況則相反。（這種關聯的主要原因在於參議院的一項傳統——聯邦地區法院提名人的確認投票需獲得其所在州參議員的首肯；2018年之前，參議院對聯邦上訴法院提名人也沿用此規則。）

傾向民主黨的巡迴法院的保護可能使藍州基本抵擋住特朗普在其境內廢除基本權利（如出生公民權）的企圖，或削弱他強迫這些州採納保守社會政策的努力（例如通過威脅削減聯邦撥款施壓）。反之，傾向共和黨的巡迴法院的配合態度很可能讓特朗普在紅州全境推行其議程，除非（可能性較小）最高法院介入阻止。美國法律版圖將更趨碎片化。

“我們已看到紅藍兩州在政策和法律上的巨大分歧……而潛在的全國性禁令廢除只會加速這一趨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各州差異擴大的政治學者傑克·格倫巴赫表示。

從1954年最高法院廢除學校種族隔離的裁決，到2015年確立全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決，法院和國會長期致力於將民權國家化並限制各州的剝奪能力。如今我們正倒退至1960年代前的狀態——公民權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所處郵編。

全國性司法禁令是一種存在缺陷的工具，在理想情況下，兩黨應合作推動跨黨派改革，以限制未來總統使用此類禁令。未來有必要考慮兩黨提出的改革方案——要求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而非單一法官）批准任何全國性禁令。但若此刻倉促禁止，恐將加劇本已分裂的美國社會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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