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對中國的依賴遠不止於勞動力成本——彭博社

上海某處的iPhone16廣告。

攝影師：沈啓來/彭博社上週，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發文威脅稱，將對iPhone徵收25%關税，直到蘋果公司開始在美國生產這些手機。鑑於特朗普在宣佈和取消新關税方面的一貫表現，這一威脅很可能不了了之。但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帕特里克·麥吉引人入勝的新書《蘋果在中國》（Scribner出版社，5月13日出版）解釋了為何無論總統政策最終如何落地，這家企業都不會大規模將手機生產遷回美國。

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最初的競爭優勢主要來自低廉的工資，但麥吉有力地論證了蘋果對中國的依賴遠不止於勞動力成本。這家巨型設備製造商獨特的海外生產模式最初源於無奈之舉，如今已演變為強大的競爭優勢。麥吉認為，這與史蒂夫·喬布斯的遠見和喬尼·艾維的美學天賦同樣造就了蘋果的成功。受益者也不僅是蘋果：麥吉指出，該公司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和公開分享的技術，是推動中國本土科技企業崛起的關鍵因素，使其以驚人速度縮小了與西方競爭者（包括蘋果自身）的差距。

20世紀90年代末，蘋果公司首次將生產轉移到海外時，遠非今日這般全球巨頭。當時的蘋果只是一家生產備受喜愛但市場小眾的個人電腦製造商，曾多次瀕臨倒閉邊緣。對這家苦苦掙扎的企業而言，外包是削減成本的無奈之舉。但以完美主義著稱的喬布斯最初極力反對這一舉措，擔心會影響公司的高品質標準。

然而喬布斯和蘋果管理層很快發現，海外製造（最初在韓國和台灣，後來逐漸轉向中國大陸）反而讓公司對生產流程有了更強的掌控力。與康柏或戴爾等競爭對手不同，蘋果不僅提供規格參數，還派遣工程師團隊常駐代工廠，與當地工程師同吃同住，共同解決如何將艾維設計工作室那些精妙複雜的圖紙轉化為實際產品的難題。

隨着規模擴大，蘋果開始重金投入製造技術。他們會發掘科研實驗室專用的特殊材料或設備，買斷全球供應（有時會協助設備製造商擴大產能），然後將這些設備安裝在富士康等代工廠的深圳車間。根據麥基掌握的數據，截至2015年蘋果在華製造年投入已達550億美元，“這個天文數字”，他強調，“還不包括蘋果硬件零部件的成本”。這種模式的優勢在於，若更換合作伙伴，蘋果可直接拆卸工廠設備轉運至新址。

但即便蘋果自身有意與中國脱鈎，也無法剝離並收回中國合作伙伴在多年協作中積累的寶貴技術專長。多年來，蘋果通過壓榨代工廠的利潤空間來提升自身收益。但正如以嚴苛精明著稱的富士康創始人郭台銘最早領悟到的——其工程師在與蘋果合作中獲得的技術訣竅藴含着巨大價值。

然而如今，連台灣的富士康也正被深諳此道的大陸競爭對手趕超。麥吉指出，儘管面臨美國禁令與制裁，中國科技企業推出的產品（如華為Mate 20 Pro手機）性能已超越蘋果。“蘋果推動的技術轉移，“麥吉寫道，“使其成為北京’中國製造2025’計劃——這項旨在切斷對外技術依賴的雄心勃勃的反西方戰略——最大的企業支持者。”

自2012年習近平主政以來，中國政府對外企技術轉移的要求變得愈發直白且具有脅迫性。但即便合作條款已對蘋果不利，這家公司仍無切實可行的脱身之道。

麥吉著作的核心主題之一是獨裁式領導的多樣性：有對下屬咆哮的喬布斯，有以軍事化方式治廠的郭台銘，更有終極強人習近平。書中受訪的蘋果現任及前任高管們描述了他們為按時推出筆記本電腦、手機或平板近乎崩潰的工作狀態，以及週而復始的循環。許多人最終為家庭和健康選擇離職。他們還談到那些他們認為被工作壓力奪去生命的同事。至少這些高管獲得了豐厚報酬，與製造設備工廠裏龐大而可替代的中國青年勞工形成鮮明對比。

事實證明，將極其嚴苛的想法轉化為現實的一種方式，是將參與這一過程的人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從定義上講，中國共產黨信奉這一點。而蘋果公司，則以另一種方式，似乎也認同這一點。25%的關税不太可能改變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