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不再是全球最具創新力的國家會怎樣？——彭博社

美國加州庫比蒂諾的蘋果全球開發者大會。

來源：彭博社

理解世界的障礙之一是我們對競技思維的執着：誰在領先，誰在追趕？這種情況在政治領域長期存在——我們痴迷於白宮之爭，卻忽視了可能讓整個體系崩潰的債務大山。商業領域也日益如此。我們往往只關注爭奪第一的競賽，而不去更廣泛地思考在這個行業或那個細分領域領先意味着什麼。

透過這種競技稜鏡看，創新格局很簡單。美國仍然遙遙領先。幾乎定義當前時代的所有突破性技術（人工智能、智能手機、社交網絡）都源自美國，正如定義上一個時代的所有突破性技術（個人電腦、互聯網、半導體）也源自美國。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三家人工智能公司——OpenAI Inc.、Anthropic PBC和Databricks Inc.——總部都位於舊金山兩英里範圍內。英偉達公司（Nvidia Corp.）在高端芯片市場佔據如此主導地位，以至於一位評論員評論説“人工智能領域正在發生一場戰爭，而英偉達是唯一的軍火商”。

彭博社觀點* 斯塔默對特朗普的示好可能讓他在國內付出代價

• 關税？在這種經濟形勢下？祝你好運
• 庇護城市裁決是州權的勝利
• 這是一個比社會保障更好的退休計劃 然而中國正緊咬美國不放——在監控和高超音速火箭等領域甚至已取得領先。人工智能領域被引用最多的論文ResNet，就是由四位從未出國深造的中國學者撰寫的。超過1300家外資企業在中國設立尖端科研實驗室，以挖掘這裏日益壯大的人才庫。而歐洲呢？整個歐洲所有科技公司的市值總和還遠不及美國微軟一家公司。

但若跳出體育競賽的比喻呢？世界經濟論壇梅蘭·古爾的新書《創新新地理學》揭示了更耐人尋味的圖景：實際上存在多場創新競賽，各自終點與成功標準迥異。美國或許擅長私營領域的突破性創新，但公共領域的漸進式創新呢？採用不同衡量標準，就會得出不同結論。

若聚焦於新理念的傳播而非發明，中國可以説遙遙領先美國。大量證據表明，中國憑藉工程實力與敬業精神的結合，堪稱"快速追隨者"典範。中國高鐵里程是其他國家的兩倍；比亞迪今年二季度銷售60.7萬輛電動車，遠超特斯拉的38.4萬輛；大疆創新佔據全球商用無人機市場的半壁江山。

但如今，中國正在做一件更激動人心的事——將實驗室中的構想轉化為現實，並先於其他國家實現商業化。北京和上海街頭已有數百輛無人駕駛出租車穿梭往來。阿里巴巴集團和百度等巨頭企業，本質上更像是創新與執行的機器。如果説美國仍在引領未來的發明創造，那麼中國則在將未來變為現實的賽道上領跑。

若將目光從私營部門轉向公共部門，我們會發現另一個創新典範——新加坡。多數國家若能實現常規政務職能數字化，便自詡為政府改革競賽的贏家。新加坡政府雖已實現與公民的全程線上互動，但其創新遠不止於此：街頭傳感器即時調控交通流量，無人機巡查疫情區域，組屋內的動作感應裝置守護獨居老人健康。

新加坡政府擁有一個"集體大腦"——智慧國及數碼政府工作團（SNDGG），這裏匯聚了全國最傑出的精英，自視為公共部門的"谷歌"。當多數國家將高科技業務外包給私營企業時，新加坡選擇自主培育核心競爭力；當多數政府疲於追趕技術浪潮時，SNDGG始終扮演着領跑者角色。沉迷私營部門創新的美國人或許認為新加坡的政府治理優勢不過是創新競賽的陪襯。但當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追問"是什麼阻止人類陷入孤獨、貧困、骯髒、野蠻與短壽"時，他給出的答案是利維坦式的國家機器，而非東印度公司。

古爾甚至對日益被視為落後大陸的歐洲發表了一些看法。德國在所謂的"深度"或"漸進式"創新方面表現出色：其優勢在於中型企業——著名的中型企業——這些公司生產高度專業化的產品，並集中所有精力確保它們是世界上最好的。這些通常隱藏在小城鎮的公司如此專注於工程卓越，以至於幾乎沒有時間進行公關：Herrenknecht AG無疑是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隧道公司，但只吸引了埃隆·馬斯克巧妙命名的The Boring Company的一小部分關注。

古爾居住的瑞士將對中型企業的類似熱情與大型公共項目的天才結合起來，如瑞士鐵路系統（無疑是世界奇蹟之一）、大型強子對撞機和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多虧了CERN，世界上第一個網站不是.com或.net，而是.ch，代表瑞士的拉丁名Confederatio Helvetica。

歐洲的案例能否超越幾個孤立的卓越領域進一步擴展？歐洲模式的經典論點是它比美國模式更具可持續性——它關注可持續性和生活質量等事物，而不僅僅是數十億美元的退出。如果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世界，而人工智能卻被用來銷售更多的貓糧或獲得更多的貓視頻點擊，那有什麼意義呢？其中一些問題甚至開始困擾美國科技核心地帶的人們：Palantir首席執行官亞歷克斯·卡普和公司法律顧問尼古拉斯·扎米斯卡最近出版的書籍技術共和國認為，美國的創新機器過於關注送餐應用等瑣事，而對將改變社會的大創意關注不足。

歐洲文明優先策略的問題並非構思不當，而在於其未能創造出體現其價值觀、改變世界的企業，這導致它在國際舞台上被視為無足輕重。古爾無疑是對的，我們需要用多種不同的標準來衡量創新，而不僅僅是市值。但有時，你必須在全球市場上被視為贏家，才能擁有真正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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