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汽車要裁3.5萬人：德國製造，不靈了？_風聞

利刃剜心。

德國最大工會（金屬行業工會IG Metall，擁有差不多230萬會員）的地區負責人格勒格爾（Thorsten Gröger）憤怒地説。

因為，大眾汽車宣佈要關閉至少3個工廠，裁員數千人，即便是沒被裁員的也要降薪10%。

晴天霹靂，德國工人們想不通：

一是大眾，全球最大汽車集團（按照營收），百年老店，怎麼説不行就不行了。

二是要知道，汽車工人們的預期是：漲薪7%。現在不光不加工資，怎麼還要裁員降薪。

實在不能忍，近10萬工人圍了大眾最大的工廠沃爾夫斯堡，抗議。

大眾危機，其實只是表象，深層的原因是：

德國一直把製造業作為國本，但現在這個國本卻不穩固了。

漲薪不得，卻換來裁員降薪

經過工人們的鬥爭，據説，大眾和工會達成了妥協。

根據路透社消息，大眾汽車2030年前將在德國裁員超過3.5萬人，並將削減德國工廠的產能，但明確短期內不會關閉任何德國工廠，不過其中兩家較小的工廠將停產汽車。

獎金就更別惦記了，此次減薪將導致4000名管理人員在2025年和2026年減薪10%。在接下來的三年裏，他們的工資將分別下降8%、6%和5%。

不只是大眾，11月底，200多年曆史的工業明珠蒂森克虜伯鋼鐵子公司宣佈，計劃在六年內將員工人數從目前的2.7萬人縮減到1.6萬人，共裁員1.1萬，比例達41%。

5000個工作崗位就此消失，另外6000個工作崗位將通過外包或購買方式轉移出去。

西門子自動化業務失利，CEO Roland Busch在公佈旗艦數字產業業務利潤暴跌46%後，明確表示將全球裁員至多5000人。

差不多同一時間，汽車零部件巨頭博世證實將在全球裁員5550人，其中包括在德國本土的3800個崗位，另外還將縮減約1萬名員工的工作時間和薪資。博世智能駕駛跨域計算解決方案部門成了重災區，涉及人數達到3500人。

當然，和博世管理層展開對抗的，還是IG Metall工會組織。

整個德國汽車工業系統遭遇“滑鐵盧時刻”，一大羣超過150年的企業在排着隊裁員降薪。

素材來源：根據公開報道整理

企業舉步維艱，影響的則是千萬普通人的生計。

索貝茨卡（Valentyna Sobetska）是德國萊茵河畔路德維希港一家救助協會的主席，這個協會專門在民間募集捐款，買熱爐、毯子、醫用繃帶等物資，送到烏克蘭。

但是，不只她一家機構感覺到，德國人捐款的意願在大幅度下降，因為：

地主家也沒有餘糧了。

因為通貨膨脹，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掙錢卻愈發艱難，德國人普遍日子不太好過。

曾經引以為豪的德國製造業，正面臨的裁員大浪潮，是幾代德國人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對於德國和德國製造來説，這一連串的壞消息，可是動搖國本的大事。

作為老牌發達國家，德國一直把製造業當作立國之本，2021年時德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達到26.6%，高於美國的18.4%和法國的16.8%。

2023年，德國的GDP達到44560億歐元，而整個製造業公司的總營業額就超過了29000億歐元。

對於全球市場來説，“Made in Germany”（德國製造）簡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高端硬朗、質量可靠、工匠精神長期都是德意志民族的標籤。

汽車、機械製造、化學和電氣工業，一直是德國製造的四大支柱。

按營收計算，在2023年汽車工業的總營收達到5581億歐元，是德國當之無愧的定海神針。

其中大眾集團是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商，2023年收入3223億歐元，而巴斯夫和西門子分別是全球最大的化工企業和電子及工業自動化供應商，這些都是龍頭公司。

第一梯隊中還有戴姆勒、寶馬集團、博世、西門子、拜耳等等這種定位高端、利潤豐厚，佔據商業價值制高點的品牌。

除了超級公司，德國人最引以為傲的是大量散佈在民間的中小企業，德國人稱之為“Mittelstand”。

它們可能規模不大（年收低於5000萬歐元），常常是家族式經營，代際連續，以高標準的工匠精神專注於一個細分領域，或者是大企業的配套供應商，或者是獨立銷售產品的行業隱形冠軍，一起發揮着不亞於大型公司的重要性，穩穩地佔據產業鏈的上游——這樣的企業，佔德國公司總數的99%。

論就業，德國的製造業容納了大約750萬員工，佔德國2023就業總人數的15%左右，可是員工開支卻超過了全部就業人口的20%。

也就是説，優勢行業的員工薪資普遍很高。

2021年還在疫情泥潭中時，德國製造行業的全年平均薪資仍超過5.7萬歐元，高於政府工作人員。

金融保險、信息技術、法律服務行業的收入更高，能達到七八萬歐元，可又容納不了那麼多崗位。

最龐大的中產羣體其實是在製造業裏。

製造業，養活了大半德國經濟和德國家庭。

2021年德國部分行業平均年收入水平

但關鍵的特徵是，德國製造工業是給全球配備的，完全的出口導向型。

出口佔到德國GDP的40%以上，相比之下，中國只有20%左右。

有接近一半的製造業產值是出口貢獻的，而將近56%的製造業崗位和出口相關。

可見德國對世界的依賴。

可問題，也正出在這裏！

德國製造雖強，但卻是典型的“兩頭在外型”經濟體：

能源、市場都依賴外部世界。

德國一次能源消耗結構

曾經在歐洲，“環保就是政治正確”，德國作為帶頭大哥本來是要作出表率，在2030年讓至少80%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

理想是很美好，可現實不允許，俄烏戰爭的爆發一下子打亂了陣腳。

德國目前一次能源中天然氣佔到約四分之一（2020年約875.5億立方米），且95%依賴進口，而進口天然氣中55%又來自俄羅斯。

這下麻煩大了，因為天然氣進口受到影響，價格一路飆升，2022年8月，天然氣期貨價格突破了每千立方米350歐元的歷史高點，漲幅超過300%，電力價格也隨之飆升得更狠。

德國電價曲線

工廠哪裏受得了這個，因為能源是製造業的血液。

大公司還能狠狠心，像大眾這樣斷臂求生，大量中小企業直接一言不合就死給你看。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2023年申請破產的公司數量同比增長22.1%，達到17814家，而2024上半年，這個數字是10702家。

原因就是因為通貨膨脹造成成本上升和市場需求疲軟。

那我們再看市場需求，還是以汽車行業為例。

上半年大眾在華銷量134.5萬輛，同比下跌7.4%，佔全球市場份額也隨之跌到了30.9%，最頂峯時可是接近40%。

根據乘聯會的數據，2024年9月廠商批發銷量數據中，一汽大眾銷量同比下降18.2%，上汽大眾下降了21.7%。

旗下高端車型保時捷銷售更是不忍直視，2024年前三季度在華交付量跌近三成，落到了北美和歐洲之後，不過其實北美銷量也下滑了5%。

保時捷總部甚至打算明年要削減經銷商網絡，而經銷商反戈一擊，向總部投訴中國區庫存壓得太狠，讓經銷商們流動資金吃緊，快活不下去了，並以停止提車表達抗議。

雙方的矛盾最終以“換帥”中華區CEO而告一段落。

2024年9月廠商批發銷量排行榜

質量再硬的產品，也得賣得出去才行。

如果沒有中國的經濟崛起，德國工業可能早在20年前就熄火了。

但現在，面對全世界最卷的消費市場，德國巨頭們也是一籌莫展。

中國新興的汽車品牌，造的已經不是車，而是新能源智能移動夥伴，對於雲端通訊、人工智能、自動駕駛、語音控制甚至娛樂休閒，在中國互聯網行業浸潤多年的產品經理們如魚得水，快速迭代。

反觀德國製造呢？

曾有一檔德國節目派記者去北京車展，採訪了一名中國姑娘，問她對德國汽車的看法。

姑娘回答得乾脆：德系更像我爸爸那輩人的車，但不是我的選擇。

德國節目嘉賓在觀眾鬨笑中，聳了聳肩，一臉的無可奈何。

對於一個企業也好，國家也罷，發展要算成本，而這個成本不單單是材料成本和費用。

經濟學中存在一個“社會總成本”的概念，它是指為達到一定目標，所付出的包括內部成本、外部成本在內的所有代價。

能源和物流價格只是最容易看到的幾大塊。

新能源轉型是件好事，但在短期內也會形成巨大的沉沒成本，本來先用俄羅斯的廉價天然氣頂着，慢慢過渡留出緩衝時間也問題不大，但戰爭一下打亂了節奏，造成巨大的能源價格動盪。

2024年，紅海地區的軍事衝突加劇，造成不可預估的海運風險，運費抬升，保險費率大幅上漲。

2024年年初，承保人對通過紅海地區船舶收取的費用為船舶價值的0.75%至1%，到9月初據稱漲到了2%。

什麼概念？

對於一艘價值1億美元的新船，1%的戰爭險費率意味着，僅僅通過紅海和亞丁灣就必須支付100萬美元。

搞不好繞道非洲好望角還會“性價比更高”，製造業最害怕的“黑天鵝”飛過來就不走了。

相比之下，勞動力成本上升更像是温水煮青蛙。

德國企業支付着全世界最昂貴的薪資，市場卻未必在德國，業績向好時，“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銀”倒也相安無事。

可誰能保證業績一直好？

2022年時德國全國範圍內兩次提高最低時薪，薪水從當初的9.82歐元上升至12歐元。

為防止工人罷工，德國最大的工會IG Metall又推出了兩年共兩輪加薪8.5%的方案，覆蓋到德國汽車、金屬和電氣行業390萬名員工，可這些人未必掌握未來需要的技能。

全球一體化下，同樣一台設備在德國生產的成本幾乎是越南的兩倍，憑什麼？

2015年2月19日，IG Metall舉行罷工，要求加薪5.5%並改善待遇

人員結構的固化，讓德國的技術創新也有點老牛拉破車的意思。

德國的技術以嚴謹和穩定著稱，相關法律制度也很嚴密周全，問題是過於嚴密的專利權保護、隱私保護、環保法規對於發展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這種新興行業很不友好。

這些新興產業在起步階段常常像破車上路，邊跑邊修，試錯迭代，這就超出德國人的舒適圈了，他們既不習慣也不擅長，何況德國社會融資近70%靠傳統銀行貸款，風投行業很不發達。

德國每年有約3%的研發費用，多數是進行漸進式微創新，巨大的成本包袱嚴重壓制了企業做顛覆式創新的決心，新興科技產業最終是讓中美兩國搶了先。

儘管十年前德國就提出了工業4.0方案，代表了未來最先進的理論和戰略，但落地的動作並不明顯，慢騰騰地，缺乏活躍的市場環境來實踐，人才配套也不完整。

比如大眾在本土做新能源車的部門工程師，是從燃油車部門調過來的，他怎麼可能成功？

一些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德國更多的問題是環境和制度上的。

製造業企業就像野生的娃娃魚，對水質要求很高，對環境格外敏感。

政治團結、交通便利、社會廉潔、政策友好、治安穩定甚至國民情緒都是企業會考慮的因素，反之也會構成企業的隱形成本，根據聯合國最新數據2023年共有2783家外商選擇逃離印度，就反映了這個道理。

據德國化學工業協會VCI的數據顯示，德國化工和製藥行業最近有20%的投資流向了中國。

巴斯夫關閉了在德11家工廠，可在中國南京的大型工廠卻蓬勃發展，另外還在湛江投資100億歐元新建了一家超級工廠。

巴斯夫廣東湛江一體化基地

有多家德媒報道稱，是德國的能源成本太高、官僚主義嚴重、以及過度監管（包括激進的減碳政策）導致巴斯夫這家化工巨頭沒有盈利空間，失去信心，不得不對德國敬而遠之。

散裝的歐洲，不論是性別對立、移民問題、環保主義、對華態度等等，什麼事情都能吵成一鍋粥，勾心鬥角，老氣橫秋，各國心懷鬼胎，政治人物、資本勢力和民間嚴重割裂，很難達成共識，極右翼勢力抬頭，企業不勝擔憂。

歐洲人心知肚明卻不敢聲張的，就是整個歐盟被綁架到“美國優先”的列車上，進退兩難。

俄烏戰爭、巴以戰爭、敍利亞動盪，都讓美國高舉“民主”大旗漁利，整個歐洲吃“啞巴虧”承擔代價。

比如截至2023年4月，德國記錄了超過106萬來自烏克蘭的難民，佔德國總人口的28.7%的人有移民背景。

在不樂觀的經濟形勢下，怎麼管理？

從議會到民間又吵成一團。

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德國轉型的“社會總成本”，還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

當然，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德國在二戰前一度引領了全世界的科技創新，在電氣化革命中也吃了約百年的時代紅利，如今頹勢顯現，正説明時代的發展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對此，我們更不能抱着看笑話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