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複雜表演，樣板敍事_風聞

在提檔至12月27日，領先《誤殺3》一天上映的前提下，《小小的我》29與30日的單日票房均被《誤殺3》反超，目前貓眼專業版對《誤殺3》最終票房的預測在7.9億，而《小小的我》則在6.9億。

6.9億總票房，是可以位列2024年國產電影TOP20榜單的存在，在當下的劇情電影中也稱得上頭部體量，但無論是上映前《小小的我》整體熱度和預售數據大幅領先《誤殺3》但最終票房卻有可能低於《誤殺3》，還是豆瓣開分後不久影片評分從7.4下滑到7.3分，都意味着《小小的我》質量是略低於市場預期的。

誠然，影片敍事中不乏巧思，部分內容表達也相對大膽，如將殘障人士與老年人作為類比對象，如對親情牢固又脆弱的雙面性的闡述，但無法否認的是《小小的我》與佳作二字仍有差距。大篇幅的身體敍事與通篇的主觀視角壓縮了敍事空間與敍事深度，散文式的敍事手法則讓影片形散神亦散，種種因素疊加之下，《小小的我》最終也停留在了傳統温情勵志流商業劇情片的安全區內。

**敍事不乏巧思，**表達相對大膽

作為近幾年國內首部以腦癱患者為主角的影片，《小小的我》的社會價值不言而喻。現實中，腦癱患者有時會被視作智力低下的傻子，電影中也呈現了這一外界刻板印象，但通過劉春和可以看到，智力低下和腦癱不能完全劃等號，腦部損傷較輕的患者多數存在運動功能障礙，但智力與常人無異。

在對這一特殊羣體的生存現狀刻畫過程中，影片頗具巧思地選擇了同樣處於弱勢地位的老年人作為類比對象。電影通篇都在以劉春和的視角去呈現和反映殘障人士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他面對的是對腦癱疾病缺乏理解的普通人、是因形象問題將他拒之門外的培訓機構、是聘用他只是為了獲得宣傳噱頭的咖啡館，影片裏真正共情劉春和的只有一羣老人。

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當下，一部分老年人漸漸被時代甩在了身後，也被動成為了弱勢羣體，這是劉春和能順利融入姥姥的合唱團，並在其中尋找到存在價值並獲得平視彼此機會的重要前提。

敍事不乏巧思的同時，《小小的我》表達也是相對大膽的。影片上映後，不少人將《小小的我》與李滄東執導的《綠洲》作對比，認為同樣聚焦腦癱羣體，《小小的我》表達遠不如《綠洲》尖鋭。不可否認，《小小的我》底色確實緊貼勵志、治癒等關鍵詞，影片的宏觀敍事也在強調生命的韌性並肯定個體向上求索的價值，但它並沒有一味“包餃子”。

劉春和所處的世界本質上仍是殘酷而殘忍的，雅雅路過他的世界又離開便是證明，在劉春和與雅雅無疾而終的短暫感情中，影片大膽探討了殘障人士的情慾這一議題。不少人認為感情戲與殘障人士的情慾這一議題完全可以刪去，但它們導向的都是“去標籤化”的敍事目的，呼應的都是劉春和渴望被平視的訴求。

某種程度上來説，將《綠洲》作為《小小的我》的對標物，對後者並不公平。李滄東在《綠洲》《燃燒》等影片中注入的充滿批判性的現實主義思考，以及對人性冷酷一面的雕琢，本身就是獨樹一幟的。此外，即便《小小的我》不乏文藝氣質，但説到底它仍是一部商業片，將藝術片的評判標準套用在國產商業片身上也有失客觀。

除了探討殘障人士的情慾這一議題，《小小的我》也觸及了親情關係牢固但又脆弱的雙面性。此前社媒上曾探討過一個問題，即久病家庭是否是對病人與親人漫長的雙向消耗，關於這一問題，影片中的劉春和與母親陳露已經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多年來，陳露為了兒子不斷求醫問藥，生活中亦是兢兢戰戰，她深愛着兒子但同時她也渴望過解脱，渴望擁有一個新的健全的孩子。

以上都是《小小的我》的優點，但是，敍事上“寫巧”與“寫好”之間還是存在差別的。《小小的我》巧思頗多，但種種因素疊加之下，這些巧思多數沒能被完全消化，這也導致影片最終滑向了平庸之作的範疇。

主體視角與散文式敍事之弊

《小小的我》的核心問題，在於過於絕對的主體視角與主觀視角，可以説影片諸多缺點都是由此催生的，比如全片充斥着大量劉春和的身體敍事，例如開頭的上樓梯、培訓機構講課、咖啡店應聘、聽證會發言、吃糖果輕生等，這些橋段幾乎都是男主易烊千璽的個人表演秀，複雜而重複化的身體敍事一是容易讓觀眾產生疲憊感，二是犧牲了敍事空間。

影片中劉春和父親近乎消失，他成為了匆匆登場幾次的背景板，被一筆帶過，幾乎沒有給到任何刻畫也沒有給出任何性格錨點，這不是一句“父親扮演的都是賺錢養家的角色”便能解釋的。在一個存在殘障人士的家庭裏，每個人所承受的艱難都是遠超想象的，劉春和父親不應該也不能缺席。

但在大量戲份給到劉春和、姥姥、母親的前提下，父親這一角色是缺乏敍事空間的，其他普通人同樣如此。《小小的我》中個體與羣體及社會的交互性是極弱的，比如在咖啡店應聘這一場景中，劉春和為了證明自己的體力與記憶力足以勝任咖啡館的工作，拼盡全力展示個人能力，但這場戲中咖啡店員工、顧客等皆是接近失語與失焦的。

我們當然可以説它展示了劉春和作為殘障人士的不易，但也僅限於此。外界確實不乏對腦癱患者存在刻板印象的普通人，但在絕對的主體視角與主觀視角下，影片也展示了自己對羣體的刻板印象，即將矛頭對準羣體中的所有人，這何嘗不是一種偏向二極管式的反向凝視。

泛化羣體的失語與被凝視，讓影片中人與人的複雜關係被扁平化，也讓影片的社會思考停留在了完成命題作文的層次上。拋開影片所承載的價值厚度，僅從觀影情緒而言，複雜表演但樣板敍事帶來了一個顯著問題：觀眾感受到了強烈的視覺衝擊，但能從具體的表演與片段中提煉出的情緒卻是相對模糊的。

同時，因為影片缺乏真正有效的敍事主軸支撐，這些問題又進一步被散文式敍事放大，比如影片對母子關係、母女關係、殘障人士如何獲得社會尊嚴、殘障家庭中的成員如何相處並自處等議題的討論都缺乏連貫性，都稱不上有始有終。這些議題被“劉春和的暑假”這一唯一時間線零散串聯，討論也多如蜻蜓點水般淺嘗輒止。

劉春和的個人成長線，本有望阻止影片步入形散神亦散的境地，但可惜他的成長線缺乏清晰脈絡且充斥着矛盾性。前半程，《小小的我》在偏紀實風格的電影語言中塑造了一個意志堅定且思想獨立的男主，他並不苦情、鮮少自怨自艾、也早早完成了與命運和自我的和解，但這樣一位內核強大的個體，卻在影片後半程突然被拋入了疾風驟雨般的戲劇衝突中。

關於失戀與母親隱瞞自己誕下二胎，是否足以摧毀劉春和的心理防線甚至讓他走向輕生，答案或許見仁見智，但顯然，結尾一封錄取通知書便“治癒”了所有是稍顯倉促的。只能説，《小小的我》最終停留在了傳統温情勵志流商業劇情片的安全區內，它的巧思與大膽，也都僅落地了一半。

是否消費弱勢羣體如何定義？

12月27日和28日《小小的我》和《誤殺3》接連上映，因預售票房亮眼，一開始市場對《小小的我》有着更高的預期，貓眼專業版票房預測超過7億，但29日和30日《誤殺3》連續兩日單日票房超過《小小的我》，如今預測總票房也高於《小小的我》。同時，《小小的我》豆瓣評分開分後短期內下滑了0.1分，雖是微差，但意味着影片質量是略低於市場預期的。

目前《誤殺3》豆瓣評分6.2分，鑑於多數觀眾對《誤殺3》的觀影訴求集中在“復仇爽”這一燃點上，影片的容錯率是相對更高的，但劇情片《小小的我》不同。誠然，即便最終票房不能突破7億，將《小小的我》放在2024年國產電影票房TOP20行列亦是佼佼者，只是從當下“消費弱勢羣體”這一相關輿論中，我們已經能感受到一絲令人不安的風向。

2023年春節檔《深海》上映時，外界便出現了“消費弱勢羣體”的聲音，只是相關討論並未大規模傳播，到了2024年，《熱辣滾燙》《逆行人生》《小小的我》上映時幾乎都未逃開此類輿論，其中受影響最深的無疑是《逆行人生》，影片票房最終停留在3.59億。如今，輿論似乎逐漸有了裹挾同類型電影之意。

輿論確實不一定客觀，但僅從內容層面來説，它的發酵卻必有誘因。比如電影《深海》聚焦抑鬱症患者，但在強烈的導演個人風格與藝術化表達下，影片對抑鬱症這一疾病缺乏相對清晰的描述，抑鬱症患者需要心理上的自我救贖這一落點以及愛治癒人心的結尾也存在爭議。在這點上《小小的我》處理得更好，電影並非紀錄片，但聚焦特殊羣體還是需要更為謹慎。

《逆行人生》對外賣員艱辛與不易的呈現相對客觀，它引發爭議的關鍵在於主角的中產身份，“中產的跌落”對電影而言是一個天然的敍事主軸和起承轉合支點，但它和影片模稜兩可的結局共同導致了片子對主流觀影羣體有意或無意的“冒犯”。《小小的我》的主體視角與反向凝視也催生了這一問題，只是它在影片中表現得更為隱晦。

《小小的我》陷入“消費弱勢羣體”的爭議，也和主演易烊千璽有關，過去幾年，易烊千璽主演的《奇蹟·笨小孩》《送你一朵小紅花》《少年的你》《小小的我》人設不乏相似之處，即都偏向弱勢羣體。但説到底，一切的關鍵仍是如果缺乏社會敏感度、如果故事講得不夠好，佔據題材紅利的類型影片便會避無可避陷入“消費弱勢羣體”的爭議中。

回頭來看，同類型國產影片中的標杆至今仍是《我不是藥神》，它沒有和《熱辣滾燙》《逆行人生》《小小的我》一樣停留在温情勵志流商業劇情片的安全區，關於弱勢羣體生存處境的思考更為尖鋭鋒利，但同時又與現實主義的温暖底色實現了完美平衡。觀眾的確不應該以藝術片的標準要求商業片，但商業片同樣不能止步於樣板敍事，尤其是聚焦特殊羣體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