唏噓!三個月不死就沒法報銷,美臨終關懷成臨終催命_風聞
大眼联盟-51分钟前

病人在火裏,醫生在水裏在我剛來美國住在費城的那幾年,我經常邀請我的擔保人傑克來我家吃飯。
有一天,我特意蒸了一打螃蟹準備一起大快朵頤。席間傑克老説他胃痛,不久左臂也麻木了。我給他吃了止胃痛的藥也不見好。其實胃痛是掩蓋了他真正的痛——胸痛。
後來他實在熬不住了,讓我打救護車的電話。打電話時我發現自己聲音顫抖,英語也結結巴巴説不利索。不一會兒,樓下有車來接了。不是救護車,而是警車先到。由於我背不動他,傑克自己硬撐着扶着牆慢慢走出了電梯。一名女警察一看他不需要擔架,二話不説就載着我們倆去了兩個街區以外的羅斯福醫院。
到了急診室一看,排隊的人幾乎坐滿了所有的長椅,而窗口的接待人員還在為傑克的醫保卡而糾纏不清,一個勁地打電話聯繫。我説:“你們有誰先來看看啊,病人已經喘不過氣來了!”過了好一會兒才來了一位醫生,她一問一看就知是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狀,馬上把傑克放在一個小牀上,推進去打點滴上藥了。
事後醫生告訴我們,你們送來還算及時。心肌梗死的黃金搶救時是二十分鐘到半小時,過了這個時段就很難説了。傑克流過心臟的血管已有百分之九十九被堵住了。他住在郊外,如果那天他不是倒在我市中心的家裏,恐怕沒人替他打電話,也不會那麼快就送到最好的醫院得到救治了。同時,要不是我不顧接待人員的糾纏依然到處求助,傑克也許就救不回來了。
美國醫院內景
我的一位同事家住長島。我問她,上班要到曼哈頓來,幹嗎住那麼遠?火車來去也費錢。她説是為了給她的三個孩子更多的玩耍空間。長島房子帶有院子,可以裝鞦韆架、滑梯什麼的。可是有一晚她媽心臟病發,從打電話到救護車開到她家,再開去醫院,已經超過了三刻鐘,她媽就沒有搶救過來。
我在想:是孩子們的玩耍空間重要呢還是一個人的命重要,我們每個人也許會有不同的想法。希望今後人們做租房或買房決定時,也應考慮附近醫院的距離和黃金救助時間。

紐約醫院連接樓
美國看病都是先到自己選擇的家庭醫生那裏去看,如要看其他專科則要到其他專科醫生的診所去看,一般要自付三四十美元一次。
兩星期前我的左耳患了突發性耳聾,聽力一下低了很多,聽到的聲音都失真了。我的右耳13年前就已聾了,那時反應還比較遲鈍,兩個多月後才去看病。如今我唯一仰仗的左耳也出了問題。我趕緊求助於人工智能,得知這種病的黃金搶救期是72小時。我打了紐約市內好多五官科醫生的電話,希望在三天之內約到醫生,可就是找不到。忙的醫生要一個月之後才能看到。我只能找最近的日子能看到的醫生,預約期也要在八天之後。我極力請求説能不能讓我“擠一擠”,請醫生這天多看一個病人,這對於我多麼重要啊!但診所的回答就是:抱歉,不行! 真是病人在火裏,人家在水裏。
按排隊規矩辦,雖看似鐵面無私,實際卻背離人道。我真是感到心寒和無奈。人工智能雖好,但它並沒處方權,最要緊的激素開不到,還不是乾瞪眼?耳內聽細胞一旦壞死,很難救得回來。如今我雖然還在吃着藥,但沒見任何效果。我對左耳的聽力恢復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
偷偷打了一針安樂死
我媽來到美國4年以後,患了中風,講不出話來,口頭表達含糊不清,兩三天吃不進東西,快到休克邊緣了。我們把她送到離家不遠的紐約市長老醫院,就是克林頓心臟病發時開刀的那家醫院。
那應該是座不錯的醫院了,可是裏面的急診室人滿為患,陪客更是連坐的地方都沒有。我和我爸直挺挺地在我媽的窄牀旁站了5個小時,感覺陪客都吃不消了,別説病人了。這過程中沒有醫生過來簡單探詢一下。急診室醫生應該至少區分一下輕重緩急,根據需要分配醫療救治啊!我大怒,説道:“想不到醫院比家裏還要糟糕!我們回家去吧!”正要抱起我媽,總算有位醫生看到了,跑來看了看,問了一下情況,終於把我媽收到急診病房裏去了。起碼換了個軟一點的牀。我和我爸這才鬆了口氣。如果不怒不爭、不引起注意的話,不知還要等多久呢!
我媽以後的幾天是在重症病房度過的。我以為她的中風能夠救得過來,因為我外婆在上海中了兩次風,左右各偏癱了一次,但都救過來了。可是在這個醫院三星期了,就是沒見好轉,相反又給我媽開刀裝了胃管。每次醫生帶着實習生來查房,對着病歷寫了什麼,又跟實習生們講了幾句,對我們家屬殷切的目光視而不見,一句話不説就揚長而去。雖然醫院有保護病人隱私的規定,但至少家人應該有知情權,我們也好參與和配合啊。
住院以來他們做了什麼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還以為一切交給醫院可以放心了。偶然我有機會拉住一位女實習生要求打聽病情,她只告訴我:“你媽病得太久,抵抗力也很低,各方面器官都不好了。”可我還不相信,説:“剛才她醒過來後還説很餓,要我快給她東西吃。”醫生不讓我給媽吃東西,説食道會感染。
忽然有一晚,那個把我媽收進病房的醫生帶着一羣實習生來到我媽牀邊。他們一語不發,環立四周達十幾秒鐘之久。我心想:不是查房時間,來看病人是什麼意思?後來才知道,他們早認為我媽沒治了,根據醫院的人道主義規矩,肅立是為了跟病人告別。
後來我媽就陷入了昏迷,大口喘氣日夜不止。他們也不告訴家屬,就偷偷地給她打了一針安樂死。我見我媽呼吸有所舒緩,以為她好一點了,就交班給我姐姐回去睡覺了。不料不久就被我姐的電話叫醒,説我媽已停止了呼吸。我很生氣,原來醫生打針是為了讓我媽慢慢停止呼吸!為什麼醫生不告訴我實情,讓我們在最後的時間都能守在我媽身邊呢?!害得我急急開車趕去,還開錯了一個出口,誤我更多時間!
我至今後悔,20多天來沒讓我媽嚐到一點可口的飯菜。根據我媽當時的情況,是能夠救得回來的呀!我應該緊盯醫生,讓他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治療方案。我爸爸是藥劑師,也許我爸可以給出點意見。上次外婆中風,就是上海的醫生聽取了他的意見,用了一種他點名的藥,加在點滴裏打進靜脈,外婆才得以好轉。而這次,媽,對不起,我們太相信美國的醫生了!

作者父親為她母親梳頭
得到了一個“零治療”
我媽去世後,我爸很悲傷。由於他長期悉心照顧我媽,他的身體也不好了。洗漱時吐痰看到有點血絲。在美國,想做個痰液檢驗要一個月以後。我鼓勵他回中國去散散心,看望一下他前妻的子女,並在上海做痰液檢驗。
上海的胸科醫院有他的老同事,痰液檢查報告當天就出來了。很不幸,報告查出他得的是肺癌,而且患的是哪種類型都已查明瞭。不得不説上海的醫院還是很高效的。
根據他的病情,上海的長征醫院給他做了伽馬刀腫塊照射和後續的化療。由於化療使我爸的免疫系統弱了,一塊膽結石掉了下來,堵住了他的膽道,疼痛難忍。醫院馬上開刀除去了膽結石,又救回了他一命。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辭職回滬,租房五個月照顧他,一直等到他開刀拆線恢復了一些,才把爸帶回美國,滿心希望他在美國能得到更好的治療。
看醫生又預約了很久,由一個紐約大學附屬醫學院的老醫師看。他讀了我爸以前的病歷、片子和治療措施後也沒説什麼,不記得他給出任何意見和治療方案,也沒有囑咐,或預約下次再來的時間,就匆忙地打發我們走了。
我們走到過道里,我叫我爸等我一下,我再返回到那個醫師那裏,跟他説:“你怎麼讓我們一點收穫也沒有就回去呢?這樣對病人來説太失望了。起碼你開點藥,哪怕只是止痛藥也是一種安慰呀!”他聽了我的話,才開了一種藥給我。我爸本身是藥劑師,拿來處方一看,是一種讓人吃了會上癮的止痛藥,自然不會去配了。想不到回到美國後得到的竟是一個“零治療”!
早就聽説美國醫院內部有些規定,人一過80歲,患癌就不必治療了,因為已超過美國人的平均壽命76歲了。如你正好是這羣人中的一個,你會怎麼想?即使活到90歲,其他身體條件都很好,誰又不想再活幾年呢?如今剩下的只是用所謂的“保守療法”撐到死。特別是對待那些低收入的醫保卡(俗稱白卡)的持有者,政府給醫院的報銷總是很慢,報銷金額很少,拖欠時間長,所以醫院不願給予此類病人多少實際的治療。治療癌症的藥更貴,全報銷怎麼行?所以實際上病人也就沒藥可吃。
我爸就是靠八十幾歲病情發展較慢而硬撐了三年多,跟他自己估計的一樣。最後,他在華盛頓特區我姐家裏陷入了昏迷。我馬上叫我姐打911電話把爸送到醫院去,我與男友隨後立刻出發趕去。因半夜在市區車開得快了點,還吃了一個罰單。等我們花了五六個小時趕到,醫院已經讓我姐簽了不要搶救的文件,並給我爸打了一針安樂死讓他走了。
我又沒送到我爸的最後一程,悲傷得大哭。帶給病人家屬的這種痛苦其實完全可以避免:院方早點與我商量,讓我們有點精神準備,也讓我替爸擦擦身,整理好一切再説啊。時至今日,這種痛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中,在美國,我父母得到的就是這樣的救治。
我所看到的臨終關懷
歲月荏苒,我已在紐約市生活了30年。有一天,接到我當初的經濟擔保人傑克的外甥女瑞秋的電話,説傑克在浴室裏摔倒,第二天才被她送到醫院裏。現在不行了,吃什麼東西都咳嗆。醫生説這是臨終的兆頭了,就讓瑞秋將傑克轉到附近的臨終關懷所去了。她的意思是問我,想不想去見他最後一面。我的回答當然是“想”。我準備了一下,第一次大膽孤身一人開車向費城駛去。
到了臨終關懷所,我見傑克睡在牀上,半睡半醒。他因白內障開刀時醫生失手把他的視網膜毀壞了,視力只剩0.01不到了,基本只能感到一點光影。我問:“傑克,你知道我是誰嗎?” 他説:“我聽出來了。”由於我的到來,他有點振奮。我問他:“想吃東西嗎?我帶來了北京酸奶,這是我一到北京,第一件想吃到的東西。”這一下子勾起了他的興趣,所以他想試試。我把酸奶打開,用彎曲的管子放入他嘴裏。一開始,他咳嗆了幾聲,他外甥女急忙説:“他吃不進了,不行的。”不想傑克居然慢慢地把酸奶嚥了下去。大概這使他的食管和胃一下子滋潤起來,他“滋滋”地主動吸起來, 像是好久沒吃過東西一樣。
醫院也真是,一到時間食物全部收走,八點以後不給家屬探訪了。護士也不常來查房,沒人幫助,只有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吃的。我又拿出一板黑巧克力,我知道這也是他的最愛。我把巧克力掰成小塊塞進他的嘴裏,任他美美地化開嚥下。我還把剩餘的巧克力藏在他的枕頭下,囑咐他餓的時候自己拿來吃。
這時傑克的另一位表侄女桑迪也來看他,想跟他告別。我跟她説:“看,傑克還能吃東西,而這裏卻控制他吃食物。”過了一會兒,傑克想喝水,我到處找,看不到病牀邊有水杯,就去護士台討。一個護士説他們會給他喂水的。我等了好久水也沒來。我就打開第二罐酸奶給傑克喝,他居然也喝完了,並且好像開了胃口,喚回了他的生趣。
他又問有沒有布丁吃。那是一種兩寸圓的小塑料罐裏的白色半流質,是關懷所裏提供的食品。等我去要時,護士推説沒有了。真的嗎?冰箱裏、儲藏室裏,廚房裏會一點沒有嗎?我才不信呢!聽到外甥女在跟護士抱怨我給傑克吃喝了,一定打亂了她和臨終關懷的計劃了。他們都很不高興,竊竊私語,集體努力想把我擠走。

紐約醫院
我知道一般美國醫院內部規定不讓病人住院三週以上,過了這個時間醫院就拿不到政府部門或醫保公司報銷的錢了。所以醫院就把傑克踢到臨終關懷所去了。那裏也是一樣,三個星期後如病人還是不死的話,也拿不到報銷的錢了。美國法律規定臨終關懷所不許給病人打催死針,所以他們就逐漸減少你的吃,特別是喝,讓你全身衰竭,沒力氣抗爭。然後陷入昏迷,這樣離溘然長逝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我本打算就住在附近的傑克家,這樣我可天天來陪伴他,帶東西給他吃,看他好轉或去世。可直到探訪時間結束,他外甥女仍推説鑰匙在她女兒那裏,就是不見送來。我一邊開車一邊在GPS上尋找旅館,可是旅館不是客滿就是電話沒人接聽,有的旅館已不存在了。市中心倒是有個旅館有空房,可價格是570元一天,我能住幾天?人家又遙指隔江的一個旅館,可開過去上錯了道,竟上了去紐約的高速公路。這時已經晚上12點45分了,我決定乾脆還是開回紐約去。我一路上心情很沉重:我能起的作用太小了,原來臨終關懷hospice就是這樣——“耗死必死”(音似)。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傑克,由一個護士把無線電話的聽筒放在傑克耳邊。我告訴他:“你還有權利改變這一切,你有權利要吃的、要喝的,甚至可以要求搬出臨終關懷所。”傑克聽了未發一語。也許瑞秋或護士都在旁聽着和盯着呢!可惜的是,我估計他大腦已經昏沉,無力做任何改變了。
傑克有一個兒子,年輕時叛逆離家,很少來探望父親。傑克就把遺產全部留給他同住在費城的外甥女。外甥女等了這麼多年早不耐煩了,她當然希望在這裏結束一切。我只好跟傑克告了別,説我永遠愛他。
後來他的表侄女桑迪也責怪瑞秋,在叔叔還能吃喝的情況下應該讓他享受,讓他活下去。這使瑞秋在傑克死後還是心有愧疚的。後來瑞秋打電話給我,問我要不要傑克的骨灰。我問他傑克什麼時候死的,她怕我推算日子,沒有告訴我,也不肯告訴我傑克埋在哪個公墓和牌號。我就叫她寄一包骨灰給我,我把它放進一個細瓷罐,就放在我的牀邊櫥上,我才不怕黴運那一套迷信呢!傑克,你陪我入睡,你有我心安。
在美國經歷過這些事後,我覺得最近瓊瑤女士的去世安排倒是蠻好的。在該結束生命的時候以最少的痛苦自己走,這是要有勇氣的。瓊瑤一生浪漫,所以有勇氣這麼做。在美國,如果有人想送親人去臨終關懷所的話,那就是準備讓其受飢渴的折磨衰竭而死。
如果你問我對美國的醫療制度和現狀的看法,回看我所經歷的一切,我會説:“失望加絕望!”
欄目主編:伍斌 曹靜 文字編輯:許雲倩 題圖來源:紐約曼哈頓的醫院。作者提供 圖片來源:照片由作者提供
來源:作者:費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