唏噓！三個月不死就沒法報銷，美臨終關懷成臨終催命_風聞

病人在火裏，醫生在水裏在我剛來美國住在費城的那幾年，我經常邀請我的擔保人傑克來我家吃飯。

有一天，我特意蒸了一打螃蟹準備一起大快朵頤。席間傑克老説他胃痛，不久左臂也麻木了。我給他吃了止胃痛的藥也不見好。其實胃痛是掩蓋了他真正的痛——胸痛。

後來他實在熬不住了，讓我打救護車的電話。打電話時我發現自己聲音顫抖，英語也結結巴巴説不利索。不一會兒，樓下有車來接了。不是救護車，而是警車先到。由於我背不動他，傑克自己硬撐着扶着牆慢慢走出了電梯。一名女警察一看他不需要擔架，二話不説就載着我們倆去了兩個街區以外的羅斯福醫院。

到了急診室一看，排隊的人幾乎坐滿了所有的長椅，而窗口的接待人員還在為傑克的醫保卡而糾纏不清，一個勁地打電話聯繫。我説：“你們有誰先來看看啊，病人已經喘不過氣來了！”過了好一會兒才來了一位醫生，她一問一看就知是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狀，馬上把傑克放在一個小牀上，推進去打點滴上藥了。

事後醫生告訴我們，你們送來還算及時。心肌梗死的黃金搶救時是二十分鐘到半小時，過了這個時段就很難説了。傑克流過心臟的血管已有百分之九十九被堵住了。他住在郊外，如果那天他不是倒在我市中心的家裏，恐怕沒人替他打電話，也不會那麼快就送到最好的醫院得到救治了。同時，要不是我不顧接待人員的糾纏依然到處求助，傑克也許就救不回來了。

美國醫院內景

我的一位同事家住長島。我問她，上班要到曼哈頓來，幹嗎住那麼遠？火車來去也費錢。她説是為了給她的三個孩子更多的玩耍空間。長島房子帶有院子，可以裝鞦韆架、滑梯什麼的。可是有一晚她媽心臟病發，從打電話到救護車開到她家，再開去醫院，已經超過了三刻鐘，她媽就沒有搶救過來。

我在想：是孩子們的玩耍空間重要呢還是一個人的命重要，我們每個人也許會有不同的想法。希望今後人們做租房或買房決定時，也應考慮附近醫院的距離和黃金救助時間。

紐約醫院連接樓

美國看病都是先到自己選擇的家庭醫生那裏去看，如要看其他專科則要到其他專科醫生的診所去看，一般要自付三四十美元一次。

兩星期前我的左耳患了突發性耳聾，聽力一下低了很多，聽到的聲音都失真了。我的右耳13年前就已聾了，那時反應還比較遲鈍，兩個多月後才去看病。如今我唯一仰仗的左耳也出了問題。我趕緊求助於人工智能，得知這種病的黃金搶救期是72小時。我打了紐約市內好多五官科醫生的電話，希望在三天之內約到醫生，可就是找不到。忙的醫生要一個月之後才能看到。我只能找最近的日子能看到的醫生，預約期也要在八天之後。我極力請求説能不能讓我“擠一擠”，請醫生這天多看一個病人，這對於我多麼重要啊！但診所的回答就是：抱歉，不行! 真是病人在火裏，人家在水裏。

按排隊規矩辦，雖看似鐵面無私，實際卻背離人道。我真是感到心寒和無奈。人工智能雖好，但它並沒處方權，最要緊的激素開不到，還不是乾瞪眼？耳內聽細胞一旦壞死，很難救得回來。如今我雖然還在吃着藥，但沒見任何效果。我對左耳的聽力恢復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

偷偷打了一針安樂死

我媽來到美國4年以後，患了中風，講不出話來，口頭表達含糊不清，兩三天吃不進東西，快到休克邊緣了。我們把她送到離家不遠的紐約市長老醫院，就是克林頓心臟病發時開刀的那家醫院。

那應該是座不錯的醫院了，可是裏面的急診室人滿為患，陪客更是連坐的地方都沒有。我和我爸直挺挺地在我媽的窄牀旁站了5個小時，感覺陪客都吃不消了，別説病人了。這過程中沒有醫生過來簡單探詢一下。急診室醫生應該至少區分一下輕重緩急，根據需要分配醫療救治啊！我大怒，説道：“想不到醫院比家裏還要糟糕！我們回家去吧！”正要抱起我媽，總算有位醫生看到了，跑來看了看，問了一下情況，終於把我媽收到急診病房裏去了。起碼換了個軟一點的牀。我和我爸這才鬆了口氣。如果不怒不爭、不引起注意的話，不知還要等多久呢！

我媽以後的幾天是在重症病房度過的。我以為她的中風能夠救得過來，因為我外婆在上海中了兩次風，左右各偏癱了一次，但都救過來了。可是在這個醫院三星期了，就是沒見好轉，相反又給我媽開刀裝了胃管。每次醫生帶着實習生來查房，對着病歷寫了什麼，又跟實習生們講了幾句，對我們家屬殷切的目光視而不見，一句話不説就揚長而去。雖然醫院有保護病人隱私的規定，但至少家人應該有知情權，我們也好參與和配合啊。

住院以來他們做了什麼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還以為一切交給醫院可以放心了。偶然我有機會拉住一位女實習生要求打聽病情，她只告訴我：“你媽病得太久，抵抗力也很低，各方面器官都不好了。”可我還不相信，説：“剛才她醒過來後還説很餓，要我快給她東西吃。”醫生不讓我給媽吃東西，説食道會感染。

忽然有一晚，那個把我媽收進病房的醫生帶着一羣實習生來到我媽牀邊。他們一語不發，環立四周達十幾秒鐘之久。我心想：不是查房時間，來看病人是什麼意思？後來才知道，他們早認為我媽沒治了，根據醫院的人道主義規矩，肅立是為了跟病人告別。

後來我媽就陷入了昏迷，大口喘氣日夜不止。他們也不告訴家屬，就偷偷地給她打了一針安樂死。我見我媽呼吸有所舒緩，以為她好一點了，就交班給我姐姐回去睡覺了。不料不久就被我姐的電話叫醒，説我媽已停止了呼吸。我很生氣，原來醫生打針是為了讓我媽慢慢停止呼吸！為什麼醫生不告訴我實情，讓我們在最後的時間都能守在我媽身邊呢？！害得我急急開車趕去，還開錯了一個出口，誤我更多時間！

我至今後悔，20多天來沒讓我媽嚐到一點可口的飯菜。根據我媽當時的情況，是能夠救得回來的呀！我應該緊盯醫生，讓他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治療方案。我爸爸是藥劑師，也許我爸可以給出點意見。上次外婆中風，就是上海的醫生聽取了他的意見，用了一種他點名的藥，加在點滴裏打進靜脈，外婆才得以好轉。而這次，媽，對不起，我們太相信美國的醫生了！

作者父親為她母親梳頭

得到了一個“零治療”

我媽去世後，我爸很悲傷。由於他長期悉心照顧我媽，他的身體也不好了。洗漱時吐痰看到有點血絲。在美國，想做個痰液檢驗要一個月以後。我鼓勵他回中國去散散心，看望一下他前妻的子女，並在上海做痰液檢驗。

上海的胸科醫院有他的老同事，痰液檢查報告當天就出來了。很不幸，報告查出他得的是肺癌，而且患的是哪種類型都已查明瞭。不得不説上海的醫院還是很高效的。

根據他的病情，上海的長征醫院給他做了伽馬刀腫塊照射和後續的化療。由於化療使我爸的免疫系統弱了，一塊膽結石掉了下來，堵住了他的膽道，疼痛難忍。醫院馬上開刀除去了膽結石，又救回了他一命。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辭職回滬，租房五個月照顧他，一直等到他開刀拆線恢復了一些，才把爸帶回美國，滿心希望他在美國能得到更好的治療。

看醫生又預約了很久，由一個紐約大學附屬醫學院的老醫師看。他讀了我爸以前的病歷、片子和治療措施後也沒説什麼，不記得他給出任何意見和治療方案，也沒有囑咐，或預約下次再來的時間，就匆忙地打發我們走了。

我們走到過道里，我叫我爸等我一下，我再返回到那個醫師那裏，跟他説：“你怎麼讓我們一點收穫也沒有就回去呢？這樣對病人來説太失望了。起碼你開點藥，哪怕只是止痛藥也是一種安慰呀!”他聽了我的話，才開了一種藥給我。我爸本身是藥劑師，拿來處方一看，是一種讓人吃了會上癮的止痛藥，自然不會去配了。想不到回到美國後得到的竟是一個“零治療”！

早就聽説美國醫院內部有些規定，人一過80歲，患癌就不必治療了，因為已超過美國人的平均壽命76歲了。如你正好是這羣人中的一個，你會怎麼想？即使活到90歲，其他身體條件都很好，誰又不想再活幾年呢？如今剩下的只是用所謂的“保守療法”撐到死。特別是對待那些低收入的醫保卡（俗稱白卡）的持有者，政府給醫院的報銷總是很慢，報銷金額很少，拖欠時間長，所以醫院不願給予此類病人多少實際的治療。治療癌症的藥更貴，全報銷怎麼行？所以實際上病人也就沒藥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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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就是靠八十幾歲病情發展較慢而硬撐了三年多，跟他自己估計的一樣。最後，他在華盛頓特區我姐家裏陷入了昏迷。我馬上叫我姐打911電話把爸送到醫院去，我與男友隨後立刻出發趕去。因半夜在市區車開得快了點，還吃了一個罰單。等我們花了五六個小時趕到，醫院已經讓我姐簽了不要搶救的文件，並給我爸打了一針安樂死讓他走了。

我又沒送到我爸的最後一程，悲傷得大哭。帶給病人家屬的這種痛苦其實完全可以避免：院方早點與我商量，讓我們有點精神準備，也讓我替爸擦擦身，整理好一切再説啊。時至今日，這種痛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中，在美國，我父母得到的就是這樣的救治。

我所看到的臨終關懷

歲月荏苒，我已在紐約市生活了30年。有一天，接到我當初的經濟擔保人傑克的外甥女瑞秋的電話，説傑克在浴室裏摔倒，第二天才被她送到醫院裏。現在不行了，吃什麼東西都咳嗆。醫生説這是臨終的兆頭了，就讓瑞秋將傑克轉到附近的臨終關懷所去了。她的意思是問我，想不想去見他最後一面。我的回答當然是“想”。我準備了一下，第一次大膽孤身一人開車向費城駛去。

到了臨終關懷所，我見傑克睡在牀上，半睡半醒。他因白內障開刀時醫生失手把他的視網膜毀壞了，視力只剩0.01不到了，基本只能感到一點光影。我問：“傑克，你知道我是誰嗎？” 他説：“我聽出來了。”由於我的到來，他有點振奮。我問他：“想吃東西嗎？我帶來了北京酸奶，這是我一到北京，第一件想吃到的東西。”這一下子勾起了他的興趣，所以他想試試。我把酸奶打開，用彎曲的管子放入他嘴裏。一開始，他咳嗆了幾聲，他外甥女急忙説：“他吃不進了，不行的。”不想傑克居然慢慢地把酸奶嚥了下去。大概這使他的食管和胃一下子滋潤起來，他“滋滋”地主動吸起來, 像是好久沒吃過東西一樣。

醫院也真是，一到時間食物全部收走，八點以後不給家屬探訪了。護士也不常來查房，沒人幫助，只有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吃的。我又拿出一板黑巧克力，我知道這也是他的最愛。我把巧克力掰成小塊塞進他的嘴裏，任他美美地化開嚥下。我還把剩餘的巧克力藏在他的枕頭下，囑咐他餓的時候自己拿來吃。

這時傑克的另一位表侄女桑迪也來看他，想跟他告別。我跟她説：“看，傑克還能吃東西，而這裏卻控制他吃食物。”過了一會兒，傑克想喝水，我到處找，看不到病牀邊有水杯，就去護士台討。一個護士説他們會給他喂水的。我等了好久水也沒來。我就打開第二罐酸奶給傑克喝，他居然也喝完了，並且好像開了胃口，喚回了他的生趣。

他又問有沒有布丁吃。那是一種兩寸圓的小塑料罐裏的白色半流質，是關懷所裏提供的食品。等我去要時，護士推説沒有了。真的嗎？冰箱裏、儲藏室裏，廚房裏會一點沒有嗎？我才不信呢！聽到外甥女在跟護士抱怨我給傑克吃喝了，一定打亂了她和臨終關懷的計劃了。他們都很不高興，竊竊私語，集體努力想把我擠走。

紐約醫院

我知道一般美國醫院內部規定不讓病人住院三週以上，過了這個時間醫院就拿不到政府部門或醫保公司報銷的錢了。所以醫院就把傑克踢到臨終關懷所去了。那裏也是一樣，三個星期後如病人還是不死的話，也拿不到報銷的錢了。美國法律規定臨終關懷所不許給病人打催死針，所以他們就逐漸減少你的吃，特別是喝，讓你全身衰竭，沒力氣抗爭。然後陷入昏迷，這樣離溘然長逝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我本打算就住在附近的傑克家，這樣我可天天來陪伴他，帶東西給他吃，看他好轉或去世。可直到探訪時間結束，他外甥女仍推説鑰匙在她女兒那裏，就是不見送來。我一邊開車一邊在GPS上尋找旅館，可是旅館不是客滿就是電話沒人接聽，有的旅館已不存在了。市中心倒是有個旅館有空房，可價格是570元一天，我能住幾天？人家又遙指隔江的一個旅館，可開過去上錯了道，竟上了去紐約的高速公路。這時已經晚上12點45分了，我決定乾脆還是開回紐約去。我一路上心情很沉重：我能起的作用太小了，原來臨終關懷hospice就是這樣——“耗死必死”（音似）。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傑克，由一個護士把無線電話的聽筒放在傑克耳邊。我告訴他：“你還有權利改變這一切，你有權利要吃的、要喝的，甚至可以要求搬出臨終關懷所。”傑克聽了未發一語。也許瑞秋或護士都在旁聽着和盯着呢！可惜的是，我估計他大腦已經昏沉，無力做任何改變了。

傑克有一個兒子，年輕時叛逆離家，很少來探望父親。傑克就把遺產全部留給他同住在費城的外甥女。外甥女等了這麼多年早不耐煩了，她當然希望在這裏結束一切。我只好跟傑克告了別，説我永遠愛他。

後來他的表侄女桑迪也責怪瑞秋，在叔叔還能吃喝的情況下應該讓他享受，讓他活下去。這使瑞秋在傑克死後還是心有愧疚的。後來瑞秋打電話給我，問我要不要傑克的骨灰。我問他傑克什麼時候死的，她怕我推算日子，沒有告訴我，也不肯告訴我傑克埋在哪個公墓和牌號。我就叫她寄一包骨灰給我，我把它放進一個細瓷罐，就放在我的牀邊櫥上，我才不怕黴運那一套迷信呢！傑克，你陪我入睡，你有我心安。

在美國經歷過這些事後，我覺得最近瓊瑤女士的去世安排倒是蠻好的。在該結束生命的時候以最少的痛苦自己走，這是要有勇氣的。瓊瑤一生浪漫，所以有勇氣這麼做。在美國，如果有人想送親人去臨終關懷所的話，那就是準備讓其受飢渴的折磨衰竭而死。

如果你問我對美國的醫療制度和現狀的看法，回看我所經歷的一切，我會説：“失望加絕望！”

欄目主編：伍斌 曹靜 文字編輯：許雲倩 題圖來源：紐約曼哈頓的醫院。作者提供 圖片來源：照片由作者提供

來源：作者：費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