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的宿敵_風聞

    商業和戰爭，據説是人類所從事的兩項最大投機事業。在苛求一個人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與專業知識去決斷機遇和競爭優勢方面，“沒有硝煙的戰爭”所冒風險估計要更大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商業及其從事者的敵人可謂是埋伏十面。

    因此，不難理解，時至今日有些對市場制度刻骨的偏見，並不完全是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上的問題，它簡直是出自一種源遠流長的、隱晦曲折的厭惡。

    東方早期文明的經典之作《周易》對此類隱晦就有所體現。《周易》第三十九卦曰“蹇卦”，用現代的話説就是“行路難”。此卦下艮上坎，艮為山，坎為水，乃山水之象。坎為險，艮又為止，萬水千山，遇險輒止，不得行，乃難行之象。

    卦辭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直譯是“王臣行路難，不是現在難”。“王臣”冒險所謂何事？此處卻保持神秘，後世的研究者似乎對此也捉摸不透。若非後面的卦辭還有“大蹇朋來”（道路險阻常與貨利成正比）一句，很難讓人相信這位比“鑿通西域”的張騫早了一千年的周王特使出行是為了搞好對外通商和友好關係的。

    《周易》佔往之辭最多，64卦有36卦講往，佔一半以上，其中有明確為出師征戰而佔吉凶的，也有為出門迎親而佔的，卻不能明言遠行貿貨贏利而佔的。

    不過，我們現在能夠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了，商場如戰場，作為一個商人，假設他將如何及在何處弄到一種價廉物美商品的秘密公之於眾，他的競爭對手們勢必立即起而效尤，他的一切努力也就一錢不值了。

    對貿易的環境和條件感到害怕的也不光是東方先人。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曾談到，當他需要飄洋過海，需要去經受不同氣候條件的考驗，需要去別國就其援助進行答謝，從而感到某種潛在的風險，感到某種飄忽不定的前景時，他也戰慄不已。

    確實，對那些身處其中的人來説，對那些知難而返的人來説，當他們意識到成功在於努力，而對這種努力的結果又無法確知，或是無法控制，他們又怎能不心煩意亂，消沉氣餒呢？

    正如《周易》專卜財運的第四十五卦——“萃卦”所指，財運有賠有賺，經商者有“一握為笑”的，也有一夜血虧的，喜憂參半。作者很雞湯地説，人總有不順心的時候，哭完了，還得笑。然而，現實總比想象的更殘酷。

    自中世紀以來，正是在世界各地瀰漫的這種疑慮和恐懼，致使苦行僧那樣的凡夫俗子將商業不僅僅看作是與物質生產截然不同的東西，看作是混亂、多餘的環節，看作是方法論上的大失誤，而且可以説，商業本身似乎就是狡詐陰險、低級下流的活動，是為世人所不齒的勾當。

    縱觀東西方的社會歷史，商人的形象常常是不光彩的、遭人鄙棄的，賤買貴賣被看作是最根本的不忠。商人的行為與早先氏族羣落中形成的關係模式是格格不入的。美國傳奇作家埃裏克·霍弗（Eric Hoffer，1902—1983）説過：“歷史文牘流露的對商人的仇視，簡直與文牘的歷史一樣久遠、古老”。

    此種世風的形成，原因眾多，形式各異。從早期歷史來看，商人往往被拒之於社會團體門外。當然，遭此際遇也不光是商人。甚至一些手工匠人，尤其是鐵匠，由於被農夫和牧人疑為巫術，也常常只好狼藉徘徊於村落之外。

    鐵匠憑藉“魔法”改變了某種物質的形態，從相似的意義上説，商人也是如此。在那些凡夫俗子們看來，商人編織操縱的關係網絡簡直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令人油然畏懼。正如廣為人知的，西漢武帝初年的“郭解之死”，遊俠中的大富豪郭解恐怕正死於這種難言之癮。

    一般而言，商人通過改變商品的價值，也在從事某種非物質性轉換。在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一種商品滿足人們需要的功用怎麼會變化呢？正是商人，以某種人們看不見、猜不透的方式產生了這種變化，他們也就理所當然地被置於業已建立的地位與尊嚴等級序列的最底層。

古羅馬時代地中海商人

    及至封建時代，商品貿易仍然是一項等而下之的活動，因為知識在一些小城鎮以外，商人與手工匠人的人身財物安全，還得求助於那些武刀弄劍把持通關大道的底層人物的保護，只有依靠職業武人的保護，商業才能有所發展，關於這點，我們不僅在《清明上河圖》中可以看到，在小説《水滸傳》中也可以讀到；職業武人憑恃的是強悍有力的體魄，作為交換條件，他們反過來也就要求高社會地位與高水準生活。當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時，這種狀態在封建勢力的殘餘——地方保護主義強大的地區仍然一如既往。

    商業活動確實常常被裹以神秘色彩，那麼商人遭到鄙棄是用不着大驚小怪的。“商業的神秘性”在於利用別人所缺乏的知識得到某種東西，這些知識包括要懂得奇風異俗，要入鄉隨俗，甚至要敢於深入富於傳奇色彩的未知領域冒險。沒有支出，沒有物質創造，僅僅通過對現存事物的重新調配就能增加財富，這項活動不能不看作是充滿了巫術的浪漫意味。

    與這種先入之見密切相關的，是人們對物質性努力、對肌肉運動和“額上汗水”的強調。體魄力量及其常見工具和武器的使用，不僅是可考察的，而且是實實在在的。這些東西沒有任何神秘性可言，即使對那些缺乏武器和工具的人來説，事情也依然是這樣。

    物質性的力量值得崇尚和頌揚這一信念早在封建時代到來之前就已確立了，它也是某些小團體遺傳本能的一部分，並在農夫、牧人、武士甚至一些家庭手工業者的血液中流淌不息。人們能夠看到的，是農夫和匠人的物質性努力怎樣增加了有用物品的總和，從而對財富和權力的差別，他們也能根據公認的原因有條有理地説出個所以然來。

    因此，隨着原始人類的進化，在權力與技能的爭鬥中，通過有形力量強弱的比較，人類最初推崇的是這種有形的競爭。但是，一旦看不見、摸不着的知識作為一個因子加入競爭，由於知識並非人人具有，事實上也不可能人人掌握，早先人類的和諧感、公平感便立刻煙消雲散了。

    加入知識因子之後的競爭既威脅到人們的團結，也威脅到對公認目標的追逐。當然，從擴展秩序的觀點看來，這樣一種反動未免顯得相當自私，或者説，它也是強調羣體團結高於個人利益的羣體自私行為的一種表現。

*清明上河圖，*局部

    這種觀點到19世紀仍風靡全世界。曾在知識界很具影響力的蘇格蘭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1795-1881）鼓吹“唯有勞動崇高”的論調時，他津津樂道的顯然是物質性的成果。對他來説，正如卡爾-馬克思所堅持的那樣，唯有勞動才是財富的真正源泉。這種偏頗觀點今天卻已經黯然無光，甚至完全被倒掛了起來。

    雖然我們從本能出發，仍看重與人類體力技能相關的生產力的某個方面，但它在社會勞動中所起的作用確實越來越小了。就能力而言，不再意味着拳頭即公理。當然，我們還需要有一些體魄強健的個體，但他們畢竟已只是一些日益分化的專業小團體中的一分子。唯有在個別原始性的事務中，體魄強健才仍居統治地位。

    不管經商是否被看作是一項正經職業，它畢竟通過人腦而不是人體肌肉的活動，既為個人也為集體造就了滾滾財源。僅僅通過貿物易手就能使所有參加者從中漁利，而且這種獲利並不意味着以犧牲其他人的利益（或稱剝削）為代價，僅憑人類直覺，這確實是從古至今都難令人相信的。

    由於以上種種緣由，在許多人看來，商業貿易過程中的智力勞動即便不是巫術，也仍然是為人不齒的雕蟲小技，或者説，也仍然是一些陰謀詭計。由此獲得的財富與其説是論功行賞（如以體力勞動為基礎的獎賞）的結果，還不如説是靠的是獵人或漁夫般的運氣。

    但是，如果連通過“重新調配”而獲得財富的行為也使人大感不解，那麼商人蒐集信息的活動就更會讓人疑竇叢生了。只要經過耐心細緻的解釋，現在即便是外行，也會承認包含在商品交易過程中的運輸（物流）至少部分地是生產性行為。

商人遭驅逐，文藝復興時期油畫

    舉例來説，我們指出許多產品只有通過將相距廣袤的物品進行組合才能製造出來這一事實，那種認為商業僅是轉手物資而已的觀點就會不攻自破。而且，這些物品的相當價格並不依其各種組分的屬而定，而是依其在一定距離上可得到的數量而定。

    進一步地説，原材料與半成品的交易乃是終極產品自然數量增加的首要條件，終極產品只有在得到零星分散的各種原材料之後才可能製造出來。有些需要特定地點提供資源的特定產品的產量，往往又依賴於另一種物品的產量，而這種物品完全可能要走遍天涯海角才能購到。所以説，正是商業為物質性生產創造了有力也有利的前提。

    這種生產，或者説這項各種物品組合成產品的工作又依賴於對廣為分散的、千變萬化的信息的準確把握，這一點雖然還有些難以理解，但對那些真正懂得生產過程的人來説，這已經是不言自明的公理了。因為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商業創造和指導着物質生產，而物質生產又隨時受制於有關各地各商品相對稀缺的信息。當然，如果政治家們説生產的分工將帶來了一種新的經濟秩序，那得另當別論了。

   總而言之，人類對商業經營行為的長期蔑視也許最初僅僅是出於無知，出於理性的缺陷，但實際上它也混雜有人類對未知事物的恐懼情緒。這就是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恐懼，對深入我們機體的知識本身的恐懼，也是對《創世紀》一書開宗明義就談到人類被逐出伊甸園的故事的記憶上的恐懼。

    可以説，人類一切迷信行為，正是依靠這種恐懼，才得以維持的。“恐懼的力量也許是很強大的，但它畢竟是沒有根基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