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對決新階段：中攻美守與長期化對抗——步入中長期對抗的中美關係_風聞

進入中美對抗

當時間來到2024年的末尾，在轉年的一月份，特朗普就要開始他作為美國總統的第二個任期。縱觀2016至2024的這8年、兩任美國總統，中美關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特朗普從那個發起南海仲裁案的奧巴馬希拉里政府手中接過了政府，在承諾着我們要和中國做生意成為了總統。

    在訪華後的半年裏，特朗普政府決定發起對華貿易戰，以關税為起點的貿易戰逐步深入至以貿易禁令為主的科技戰，其中華為中興等公司首當其衝被美國所制裁。在後續的拜登政府時期，科技戰進一步加劇，表現為不受限制的對華裔科學家的政治審查，針對英偉達的禁售高端AI芯片。

    中美的對抗關係進一步加深，在拜登政府時期，形成了一系列對華的雙邊或多邊協定或多國聯盟，如AUKUS，QUAD，五眼同盟等。同時北約確認了以大國競爭為主題的發展方向，在最近兩年裏，英法德意等歐洲強國紛紛派兵前往亞太地區與日本等國展開針對中國的軍事外交行動。

     除了經貿和外交上的實際行動之外，美國本身更是制定了一系列法案和政策明確了大國競爭是基本國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2022年曾説道“中國是唯一不僅具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其日益增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又使之具備這樣做的能力的國家”。這一主題貫徹了拜登政府的四年執政時間。

復興霸權

    放眼全球，拜登政府在這一時期的主要政策是堅決執行美元潮汐週期的加息週期，並且為此不惜發動俄烏戰爭並摧毀歐盟特別是德國的工業能力為代價來促使美元加息穩定且順利進行。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年的今天筆者個人認為國際社會幾乎不存在質疑美國國家能力或質疑美元信用水平的聲音，如若有那這樣的聲音也非主流。從美元指數能夠很直觀觀察到這點，遙想2021年末，美元指數還是94，而就在俄烏戰爭和美西方集團的全面制裁下，美元指數很快飆升至110，而今則穩定在108。可以説拜登政府通過俄烏戰爭成功的穩住了美帝國霸權，也穩固了美元的霸權地位。

（在戰爭爆發前美元指數在96，但隨後便輕鬆突破了110）

    在2023年烏克蘭進行了一場失敗的進攻戰役，並且喪失了戰場主動權，在10月份針對以色列的阿克薩洪水行動迫使美國陷入了兩線作戰的窘境。而這一窘迫的境地並沒有持續太久。儘管俄軍在烏克蘭戰場上取得了較大進展，但其力量在全球範圍內反而是收縮的，作為二戰後最大規模最大烈度的現代戰爭或者説是某種總體戰，其消耗是巨大的，儘管戰爭將會以俄國人的勝利而告終，但其付出的成本還是太過於高昂。

    當時間來到了2024的年底，隨着俄國在烏克蘭方向上的投入而無暇顧及中東局勢之時，敍利亞政府崩潰了。伴隨着阿薩德的出逃，以色列和美國支持下的HTS取得了敍利亞地區的大片領土。而敍利亞的崩潰又導致所謂的抵抗之弧，伊朗-敍利亞-黎巴嫩走廊被切斷，哈馬斯在12月10日發佈了停火宣言，也在12月9日晚，伴隨着俄軍安225運輸機的起飛，俄軍徹底的離開了敍利亞，同一天俄軍駐敍利亞艦隊也從敍利亞起航返回黑海，自敍利亞內戰以來，俄軍的十年投入皆化為烏有。

    對於美國來説，其僅僅付出了一部分的冷戰庫存和少量的財政支出，就能夠完成美元加息迴流的大潮，而對於美元最大的競爭者歐元來説，對其不留餘力的打擊幾乎徹底摧毀了歐洲的工業能力，我們可以説美國成功的穩定住了美國作為世界霸權當之無愧的地位，拜登政府時期的對外政策無疑是相當成功的。

美國兩黨制的變化

    隨着美國大選的塵埃落定，特朗普將在2025年一月入主白宮，成為新一任美國總統，儘管這是他的第二任期，但民主黨和共和黨在過去的8年裏發生了天翻覆地的變化。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期間，特朗普大肆任用非建制派官員，具有相當程度的草根草台班子特色，同時執行了以美國為主的，通過打擊全球化體系內的其他國家來試圖重建美國本土工業體系，這與所謂建制派的利益相悖。隨後特朗普迎來了共和黨的背叛，在彈劾問題上共和黨建制派大佬麥康奈爾就被刺了離任的特朗普。

    而民主黨則是幾乎由清一色的猶太人組成，從布林肯到沙利文，但是這樣的全球主義分子出身的班底卻同意重塑美國工業，在拜登政府期間大力執行工業補貼政策，特別是沙利文，作為希拉里班底出身的純正猶太政治人物甚至會親自在各種場合表達應該重新投資美國工業，作為文官而非國會議員他的再投資美國工業與傳統的選票選區政治是天差地別的，可以説新華盛頓共識奠定了美國戰略方向。

（圖為沙利文在布魯斯金協會的講話）

在拜登政府執政末期，特別是針對大選，民主黨內部發生了某種議會政變，推出了代表着極端自由主義的哈里斯，而其背後所站着的又是極端自由主義派別的猶太分子。而在大選塵埃落定後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的民主黨人士並沒有傾其全力支持哈里斯，哈里斯的得票率大幅下降，甚至遠不及希拉里。隨着大選結束，對極端自由主義民主黨分子的清算隨之而來，對LGBTQ的全面清算將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內開始。而民主黨的全球主義分子則和特朗普的MAGA在大體思路上不謀而合。

    美國的兩黨政治，從兩種不同的全球化進程獲利者集團的鬥爭變為了重塑美國霸權地位的自由主義霸權分子和激進的極端自由主義分子下的全球化之間的鬥爭。而在這次大選之中，共和黨人也拋棄了過去建制派對特朗普主義的排斥，甚至是全盤接受。所以我們看到，拜登所領導的民主黨政府在和特朗普交接過程中是絲滑的，拜登的民主黨、共和黨以及特朗普之間似乎是沒有太大隔閡的。

    美國的內部鬥爭主導着其相當程度的外部行動，拜登的民主黨在上台之初乾的第一件事就是撤出阿富汗，儘管上演了不體面的喀布爾飛人事件，但在短短半年後的烏克蘭，帝國的面子和裏子都又拿到了。而阿富汗戰爭正是小布什共和黨時代所開始的，奧巴馬時期嘗試結束的，但由於奧巴馬是個較為軟弱的總統並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在其執政末期阿富汗的情況則變成了制定撤軍時間表—又起戰火—推延撤軍時間表，直到奧巴馬政府的下台。同樣身為共和黨的特朗普則是力主通過和談來解決問題，但這一問題也拖延至其任期結束也沒能解決。而拜登政府一上任便是雷厲風行的果斷撤出，不難看出其對政府的控制力。

    對華貿易戰作為特朗普政府任期內幾乎是最為重大的政治決定，拜登政府不僅僅是延續了其政策，更是在此基礎之上不斷加碼，從新疆棉到高科技制裁，中美之間全面的對抗開始了。在拜登政府對其內部政治具有極大的控制力的情況下，兩黨政治在對華問題上出奇的一致，我們應該説美國的統治階級對世界的客觀認識發生了轉變，無論如何，在經歷了6年貿易戰後，進行對華戰略競爭是美國的第一要務。

中美的亞太軍事對峙

    在國際政治領域，大國之間的競爭首當其衝的則是以軍事力量應用為基礎的一系列硬實力的博弈，這構成了國際格局的基本框架。中美在亞太地區軍事博弈的歷史更是橫跨整個冷戰時期，並且在後冷戰時期一直存在，並且爆發過一系列的激烈軍事對峙。

    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的外交戰略強調兩洋存在，特別是其執政後期在烏克蘭爆發克里米亞危機後仍然強調重返亞太，最終在2016年雙方在南海仲裁案中進行了全面的對弈。而隨着俄烏雙方進行了8年備戰後，在美國的授意或支持下，俄烏戰爭爆發，美國以及美軍內部對於亞太地區的聲音則是發生了某種天翻覆地的變化。最直接的則是亞太地區的美軍代表人物並不滿意動用亞太地區的資源特別是彈藥儲備投入至俄烏戰場上，其直接效果則是美國從亞太前沿地區的全面撤出。

    美國開始極大地重視澳大利亞所扮演的角色，從修建供B2轟炸機活動的機場設施，到支持澳大利亞核潛艇計劃，再到支持澳大利亞在地區發揮更重要的角色。簡而言之美國在澳大利亞一系列的動作和行為表明了他們計劃把澳大利亞當成亞太地區最大的後勤基地。

（部署於澳大利亞的B2機隊）

    美國的前沿部署政策在近些年裏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首先是在中程彈道導彈和轟炸機羣組成的遠程火力打擊威脅之下，美軍開始對關島進行了一系列的堡壘化建設，修築大量固定機堡，建設各種大型雷達，防空陣地，以及一系列的高價值防空力量的綜合應用。除了加強其作為前線堡壘的作用之外，作為遠離一線的某種二線要塞，前線兵力被分散至了關島，美軍在2024年年底把部署在沖繩的5000餘海軍陸戰隊部署至關島。一些相關重要的後勤能力也在進行着某種疏散，如對艦艇的維護保養能力，其中作為AUKUS核潛艇協議的一部分，澳大利亞將會承擔部分核潛艇維護任務。

    更大的變化則是基於海軍陸戰隊的能力變化，重新塑造亞太地區的海軍作戰能力。海軍陸戰隊從一支傳統由一支兩棲突擊車、坦克、大型兩棲艦艇、直升機等等突擊進攻型裝備組成的、極其強調由海向陸極的兩棲作戰力量，逐漸轉型為一支以反艦導彈、無人艇、多用途多管火箭炮、小型登陸艇組成的追求戰區內存在和拒止能力的某種類島礁作戰部隊。伴隨着這一重大轉型，海軍對其艦隊力量的應用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就整體而言，美軍把其在亞太的兵力以對距離為核心，分為了外線和內線。其內線兵力便是由海軍陸戰隊的多域旅，靈活快速部署的航空力量，小型登陸艇，LCS等兵力構成的，外線兵力則是一系列高價值目標，航母艦隊，驅逐艦編隊，大型機場，轟炸機羣，預警機加油機等單位。其外線兵力主要遊離在距大陸2000公里的地方，以避免被多種遠程火力的直接打擊。同時通過多種途徑加強其外線兵力的遠程打擊能力，從航母艦載機部隊的無人機加油，到給DDG1000和水下艦隊裝備遠程彈道導彈，再到重視轟炸機羣甚至大型運輸機的打擊能力。

    不難看出，美軍對於在近距離，特別是在傳統的第一島鏈內進行決戰的態度是極其消極的，在亞太地區整體的態勢是保守的，特別是把內線作戰寄期望於強調靈活部署的小股部隊來維持存在和進行阻滯。這也意味着隨着中美兩國數十年的軍力發展，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較大變化，在90年代我們還會遭遇特大空情事件，而到今天的美軍航母艦隊在追求2000公里的打擊能力。

（圖為美軍近期內部文章保衞第三島鏈）

    這樣的力量天平發生變化的趨勢並不會因為雙方單件或多件兵器的投入而發生變化，在即將迎來的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在亞太地區兩國在軍事上的對抗會處於某種我攻他守的形勢。

中美的經貿博弈

    在中美經歷了6年的貿易戰後的第二任特朗普政府中，我們不難發現其中有一個我們都很熟悉的人，馬斯克。馬斯克本人身上有着各種各樣的標籤和光環，若把他放在中美關係中進行探討，那麼就會發現他是今天中美兩國之中最懂中國產業經濟的美國人，和最懂美國的中國企業家。在今天中美兩國都取得了中國是一個擅長實現產業化，高科技應用場景的落地的國家的共識。而恰恰作為這種共識的具體代表，馬斯克應該説是最能理解並體會這一共識的人。

    馬斯克的中國超級工廠和美國的特斯拉工廠在交付能力上是天差地別的，同時馬斯克的SpaceX在美國面對了一系列的監管問題特別是來自民間非營利組織的指責，比如最著名的是SpaceX和動保與海豹之間的故事。

（圖為特斯拉超級工廠）

    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敍事下，伴隨着長達數十年的工業遷移，東亞地區成為了世界上最大工業製造地區，有着為工業化所服務的一切資源，龐大的受教育的工業人口，世界最高水平的物流基建，為工業化服務的地方政府，良好運行的工業資本等等。而在西方受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工業的遷移和析出，導致上述的最為基本的四個條件均處於惡化和每況愈下的情況，美國的紅鏽帶，幾乎一無所成的高鐵，地方項目繁雜的審批流程，數不勝數的非營利組織，以及工業企業注重短期資本市場收益導致的長期工業能力下降均是這一結構性問題的體現。

    當時間來到2024年之時，美國人已經意識到了新自由主義不能打贏俄烏戰爭，也不能贏得大國競爭，更不能維持霸權的情況下，開始了一系列的主動調整。從沙利文和布林肯的數次演講之中我們可以明確的看到這種政策的轉向，拜登政府注重了工業生產能力，並且嘗試進行基建，高科技技術產業等一系列的重資產投資和提供相當程度的政府補貼，雖然結果不盡人意，但這明顯的和冷戰結束後的延續30年的新自由主義論調格格不入。簡而言之拜登政府時期的政策儘管有着巨量的財政或貨幣的支持，但由於不對美國本身的新自由主義體制結構進行任何變革，導致這樣巨量的貨幣無法真正的形成工業能力，這就好比高血壓一樣，由於血管內壁的堵塞導致的供血不暢，同時又供給了大量的貨幣，致使血壓進一步升高，最終造成了超高的通脹，最後無計可施又只能把血壓降下來，進行了強硬的加息。

    隨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首當其衝的則是對選民承諾清除極端新自由主義特色左派運動，而馬斯克則是打算成立效率部對聯邦政府官僚機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作為一個知道如何實現工業化的人，他知道如何讓政府配合工業化落地，更不用説作為同時在中美兩國建廠的企業家，他是對新自由主義下的工業企業營商環境有清晰的認知。筆者認為他是有決心徹底扭轉當下新自由主義對整個社會環境的侵害的，不然也不會收購推特並對其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

    而在經濟問題上情況則複雜的多，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話那麼就是在經歷了40年的全球化發展至今日，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互依存的局面。無論如何在冷戰結束了30年有餘的今天，美國的霸權帶來的美元的霸權局面並沒有改變，美元霸權秩序之下，中國的強大生產能力和美國的強大消費能力構成了美元體系中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兩國的這一緊密關係使得兩國之間的任何經貿上的波動都會對兩國的經濟運作產生巨大的影響，從貿易戰開始的關税問題，到疫情期間的熔斷問題，再到美元加息資本回流潮，科技戰和稀有金屬為主的新一輪貿易衝突。儘管雙方貿易爭端摩擦逐漸加大，甚至在拜登政府時期主導的重塑去中國化供應鏈的背景之下，雙方往來的貿易額在2024年甚至同比增加了將近百分之3。

（圖為中美貿易數據）

    而以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待情況則大有不同，隨着中國的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特別是在中國製造2025的政策主導下，全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大幅提升，在終端產品上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特別是半導體行業，新能源汽車，大飛機等高科技高利潤率的大型工業行業上的成就。這些領域上所取得的成就與進步迫使美西方通過行政手段來扭轉中國產業升級的態勢。

    以美西方最具有優勢的半導體行業為例，本國半導體產業遭遇到了美西方動用一切力量的全面圍追堵截，其中包括政府行政力量，政府情報機構，產業巨頭，上下游供應商，甚至發動了全方位的輿論戰來進行打擊。但我國的半導體仍茁壯成長，取得了巨大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可以説自邁入工業社會特別是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產業能夠經受得住如此全面打擊。

（圖為華為發佈會，其中滋味冷暖自知）

    而在美西方並無能力的其他工業領域，雙邊或多邊的貿易爭端則顯得微乎其微。在應對新能源汽車行業崛起所導致的全面衝擊方面，日本的汽車行業迫於這一巨大的壓力而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企業合併，歐洲在嘗試以關税和市場來換技術，美國則是依靠百分百的關税給本土行業一片自留地。C919更是一個著名的國際合作案例的典範，由於波音自身的能力不足，導致歐美廠商對於窄體客機的競爭選擇了融入合作的方式，而非大爭大斗進行貿易摩擦。更不用説其他具有外資背景的工業企業了，如嘗試生產轉移至印度的蘋果公司仍不可避免的又迴流至中國進行生產。

    就結論而言，在中國的工業能力已經成為毋庸置疑的世界第一的今天，想要在短期內以人為因素來扭轉中國產業升級的這一趨勢，是違背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後冷戰時代的今天，美元霸權仍然存在的今天，全球化仍在前進的今天，我國承擔了美元體系內的工業生產者這一角色仍然不變，只是從初級生產者成長為中高端的生產者。而作為生產者，客觀上我們存在一個顯著的結構性問題，那就是需求具有極大的外向依賴。

    在最近一段時期，我們先是在美元提供大量流動性的情況下，經歷了外部輸入性通脹，外部需求推動的經濟增長，又在美元加息週期經歷了全球需求下降，資產迴流導致的流動性短缺，以及房地產債務和地方財政的雙重問題。儘管我國的經濟本身充滿了韌性，但在外部環境的快速劇烈變動之下，我國經濟實際陷入通縮困境。除了短期對我國經濟的實際影響之外，由於我們實際依靠外部市場，並且在當下的美元秩序裏賺的盆滿缽滿，我們自身對於反對美元霸權本身的任何行為都有着巨大的阻力和政治成本。

    而在國際層面上來看，伴隨着美元的流動性氾濫，任何獲取美元的國家，個體，實體單位，都可以通過中國獲得相應的工業製成品，而不存在提供了遠多於生產能力的貨幣而導致的通貨膨脹。近期的美元量化寬鬆加息週期表明，大量的通脹問題實際上上發生在脱離大陸的海外市場，由於原材料市場的普遍金融化導致的原材料價格高漲的輸入性通脹，美國自身基建運輸能力限制下導致的物流通脹，同時由於其金融市場的節節攀高帶來美國國內的全面通脹。就結論而言，在實際上中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和美軍完完整整的構成了今天美元霸權的兩個支柱，這也是在過去曾經G2論壇的根本含義。

    在中美實際構成了美元霸權的一體兩面的情況下，縱觀2018年開始至今的中美貿易戰，中美雙方均猶如在瓷器店裏的大象，費心費力的閃轉騰挪也不過是在針對極其少數的公司和供應鏈進行高強度高烈度的貿易爭端，這與美國對俄那樣高烈度高強度覆蓋面廣的制裁可謂是天差地別。造成這一情況的根本原因在於雙方的緊密的經貿關係導致了雙方內部均有大量的既得利益團體，這種來自內部的反對聲音使得中美愈演愈烈的貿易爭端仍趨於理智。

    那麼什麼時候美國能夠具備和中國徹底脱鈎的能力呢，在短期看來完全取決於馬斯克和他的效率部在未來的四年裏能取得如何的成就，是否能夠創造出一個適合工業化發展的土壤。而長期看來美國想要實現再工業化至少需要在四個方面上取得長足的進步，良好的勞動力，適當的基建能力，可以實現盈利的產業運作，以及良好的營商環境。而在新自由主義的侵蝕下這四個目標均很難實現，以拜登政府時期主推的半導體供應鏈遷移為例，由於美國本土的勞動力素質極差，台積電不得不引入台灣工程師，但又由於當地基建能力受限，台積電工廠的建設數次推遲，而在當地工會的強制要求下，台積電不得不僱傭大量本地員工導致其產出的良品率極低，而更加失敗的案例則是近期倒閉的電池廠商。

    在近期基礎勞動力的問題則愈演愈烈，演變為了圍繞着H1B工作簽證的一系列政治衝突，以馬斯克為代表的DOGE團體與舊的美國本土MAGA團體產生了持久的互聯網辯論，儘管特朗普支持馬斯克但這種爭吵最終仍需要在國會和議員們的提案裏走上一遭。

（圖為馬斯克和特朗普）

    而無論如何，在6年的貿易戰後中國某些人所設想的經濟崩潰並沒有到來，同樣部分美國人所想的美國再工業化也沒能實現。雙方相互依存，和雙方能力上的不足導致這種狀態不得不延續的情況使得雙方均無力在直接的經濟往來上而致對方於死地。

    在雙方的直接正面接觸之中，雙方均無力取得決定性的優勢的情況之下，兩者之間的鬥爭則會轉向長期化，歷史無數次的證明了這種發展態勢。從古羅馬時期的皮洛士的勝利，到近代的施裏芬計劃的破產，再到莫斯科戰役的失敗，以及美蘇跨越半個世紀的冷戰無不驗證了。而今天的太平洋更是遠比蘇聯國土的縱深還要廣闊，足以容納中美兩國，也意味着中美兩國之間的鬥爭將會足夠漫長。

    而一旦進入到了長期拉鋸的對抗之中，體系之間的規模則是決定性要素。在1914年開始的塹壕戰進行了四年之後，德國人仍然能夠發動皇帝攻勢，並且取得突破，但是在隨後美軍在西線的戰壕中投入到了對德國人的作戰之中，德國人再也不能支撐下去，這樣巨大的體系差距迫使德國人投降，同樣蘇東集團的崩潰也源於體系之間可用資源的巨大差別。而今天我們也同樣面臨相似的問題，以智能手機產業為例，蘋果坐擁70億人口的市場，而華為則被限制在了14億人口的市場之內，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並非依靠華為自身的努力，或拆分成立新公司進行文字遊戲式的規避，而是依靠國家綜合實力。國家，主權國家才是國際社會中的行為主體，而非大型公司或跨國企業，更不用説我們生活在一個一超多強的單極體系之下，寄期望於個人、公司或某種經濟實體來反對美帝國主義是不切實際的，而在實際操作之中，華為也並非依靠公司自身的力量和整個美帝國進行對抗。

（圖為孟晚舟回國）

國際大三角與美俄關係

    以中國傳統看待國際關係來説，我們普遍認為國際上存在一個大三角關係，在冷戰期間表現為美蘇中大三角，冷戰後則是美俄中大三角。同樣在美國人看來也存在着某種三角或者説是三國關係，隨着中國國力的穩步增長，中美俄三國關係中，俄國被認為是力量最為薄弱的一環，而中國則在不同境地下被認為是最為強大或第二強大的力量。

    美國作為霸權國家，在亞太地區面臨着來自中國的挑戰和壓力，在歐洲則面臨着一場即將走向失敗的全面熱戰，在世界島的中心則是打的一團糟。而以上一任特朗普政府的聯俄抗中政策來説，這屆美國政府很可能延續這一對策，美俄關係可能得到緩和，這種緩和一方面是美西方並不能在戰場上取得勝利，另一方面則是如何看待國際大三角中的力量對比問題，可能還有值得一提的則是俄國內部的政治變化，即普京的繼任人的問題。

    所謂的特朗普主義，即通過關税等行政手段來扭轉美國工業利潤率從而促使美國工業的再度振興的思路，在上一任期對跨大西洋關係造成了較大的影響，歐洲各國都不樂意見到特朗普的再度上台。而在拜登政府的初期，修復傳統盟友關係是一件頭等大事，最終形成了對俄的美西方包圍網，並且在這樣的背景下，徹底的摧毀了歐洲和俄國的經貿關係，迫使歐洲的能源價格大幅上升且不得不依賴美國能源，德國的PMI指數自2022年8月以來沒有一個月超過50。相較於嘴上叫的震天響，揮舞着關税大棒的特朗普來説，拜登的民主黨政府對歐洲的打擊是巨大的。

（圖為PMI指數，一蹶不振的德國製造業）

    特朗普政府所面對的是一個經濟上特別是工業上虛弱的西歐，一個即將贏得戰爭並且在持續擴軍的強大俄羅斯，在歐洲熱戰已經爆發的今天，傳統的集體安全政策早已不適用於今天的環境，歐洲只能一味的尋求美國的安全保護。而對於俄羅斯來説，想要徹底的結束當前的戰事狀態，還有賴於美國停止對烏克蘭的持續援助，並且從北約那裏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如此觀之特朗普政府對歐方向上可以用的牌太多了，在歐洲各國都有求於美的情況下，塑造一個符合美國利益，跟從美國政策的歐洲不是特別困難的時期。

    同時在過去的三年裏所進行的這一場戰爭也驗證了，俄國不是一個依靠美西方集團的冷戰庫存就能夠戰勝的國家，儘管俄國的實力方方面面遠不如美西方集團，但征服這樣的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在傳統的安全問題認知上，應對兩場戰爭是某種對美軍能力的基本要求，而在今天無法戰勝俄國使得美國人不得不重新看待自己的北約東擴戰略，即通過不斷的對俄壓縮包圍圈並寄期望於俄國的崩潰，從而完成徹底的對俄國的肢解和統治。這一政策的背後則是冷戰結束後連貫的持續的北約東擴政策和持續的擠壓俄國政策，以及貫徹落實這一系列政策的執政者和文官集團，在深層政府確實存在的今天，在合理陰謀論之下那就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集團在國際社會上作威作福三十年後確實需要反思了。

    在中美直接進行軍事對弈的亞太地區，隨着能力的此消彼長，美國從亞太的前沿撤出已成定局，但距離的暴政對兩國雙方來説都是一樣的，我國在遠洋力量投送上仍存在明顯不足，除了最為矚目的大甲板平台上的不足之外，後勤艦隊的建設也具有較大差距，同時在印太地區軍事基地等基建設施的不足也限制了艦隊的綜合運作能力。簡而言之美國人仍然具有較大的後撤迴轉空間，同時我國力量投送能力扔處於快速爬坡階段，想要迫使美國進一步後撤仍需時間。由於大型艦艇的建造週期和生成戰鬥力以及新型補給體制的摸索都需要時間，在今天我們仍未看到大規模的補給艦隊的建造，可以認為在未來的四年特朗普政府時期，亞太地區態勢不會有極其顯著的變化，戰線或者説力量延伸範疇仍在第二島鏈內。

（圖為雙航母編隊）

    簡而言之從軍事角度來説，由於距離的暴政和中國軍力的崛起，美軍不得不從過去的前沿陣地撤出進入二線位置，在戰時執行某種彈性防禦作戰，當然基於現狀雙方的持續發展能力不對等，美國人甚至已經在考慮第三島鏈防禦作戰了。

    從經濟的角度來説，作為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並且有充足的工業能力甚至為俄烏雙方提供大量的工業產品的國家來説，甚至僅軍工業能力是遠大於美西方之和的，更不用説在新興領域裏更是中國一家獨大的。很顯然在美國看來，工業能力和中長期發展上中國是遠大於美國的甚至大於美西方之和的，那麼未來的美國的政策也很好判斷。

    而回到最初的問題，美國是如何看待今天國際大三角問題中的力量對比的？很顯然俄國人仍然處於大三角關係中最弱的一環，並且在經歷了三年的戰爭之後更加虛弱了，其海外力量能力顯著性的下降，其力量更加的聚焦於東歐。而美國人只需要增加歐洲駐軍就能夠解決這一方向上的威脅，甚至還可以逼迫西歐諸國更緊密的捆綁在北約戰車之上。最終我們能夠得到一個，現在的狀態處於某種中強美弱俄更弱，中攻美守的結論。

走向中長期中美對抗與特朗普時期的對抗

    作為某種理論性的分析，我們應當從已知的一系列條件中進行一定的推論，得到一系列的答案。首先已知，中美兩國的直接軍事對弈在亞太地區處於了某種平衡狀態，兩國兩軍在應用軍事力量上充滿了理智，同時兩國在亞太地區進行大規模的直接軍事衝突的條件仍不具備，兩國之間的全面戰爭是遙不可及的。

    已知烏克蘭戰事進入尾聲，同時俄國在國際範圍內的力量衰退，可以預期未來俄國仍將聚焦於在東歐地區的力量能力建設，俄羅斯在事實上成為國際大三角中最弱的一環，而中國由於強大的綜合實力在眾多領域被視為國際第一，因此美國對於俄羅斯的政策轉變是可以預期的。

    在大國競爭的核心領域，軍事工業能力上中國不僅僅全面領先於美國，更是在國際範圍內佔據了絕對的優勢，在這一大趨勢下美國將仍在亞太地區處於收縮和防守態勢。

    其次已知雙方在經貿領域均有着改變現狀的動機與能力，可以預期雙方在經貿領域進一步產生摩擦。同時雙方由於直接的貿易相互依存關係，美國不具備同等的工業生產能力的情況下，雙方進行直接的貿易衝突規模很可能是受限的，雙方的經貿衝突更可能聚焦於遊離於兩國之外的供應鏈體系的上下游產生。

    已知中美經貿不能脱鈎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無法組建去中國化的供應鏈，原因是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具備與中國同等生產能力條件，而作為深知這一點的馬斯克在新一任特朗普政府組建了效率部嘗試進行某種改革，而人不能違背客觀規律，若馬斯克追求短期努力那隻能最終付諸於人為的扭曲供應鏈利潤流向，最終以某種關税的形勢與中國可怕的生產能力進行競爭。

（讓我看看馬斯克能整出什麼大活來）

    已知新自由主義並不能保衞霸權，真正的包圍霸權還是需要烏克蘭真刀真槍的打上一仗，扭轉資本流向，而打上一仗需要實際的軍事工業能力，在戰爭進行了三年/美國冷戰庫存嚴重消耗的今天，重塑美國工業能力是重中之重。短期來説，中美之間的爭鬥將仍聚焦於經貿關係，特別是以美國再工業化為主展開的一系列鬥爭。

    那麼已知在中美雙方短期內都無法解決對方的情況下，中美對抗將會走向長期衝突，歷史告訴我們大國之間的長期衝突則一定是以體量的相互碾壓而結束。在今天中美不太可能爆發一場全面戰爭的情況下，同時雙方直接的經貿衝突不能致對方於死地的情況下，圍繞着雙方經濟體、供應鏈關鍵制高點、供應鏈上下游等問題在外圍、在全球進行一場全面的競爭已經到來。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這場競爭則會更多的捲入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國家，漫長、殘酷、激烈的全球鬥爭是未來一段時期的發展趨勢和主題。

（圖為成飛六代試驗機，強大國力的真實體現）

    最終儘管我們是個熱愛和平的國家，但無論如何鬥爭總是存在的，我們不能假裝我們身處和平，不能假裝矛盾是不存在的。當然面對矛盾、鬥爭需要的是勇氣和決心，希望我們每一個都做好了迎接新時代的準備，國力的富足，讓我們有底氣能夠直面驚濤駭浪，讓百年未有之變局轟轟烈烈的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