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販賣的女性，和東南亞的瘋狂生意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賀一

編輯 | 阿樹

最初，是受害女性的母親察覺到事有蹊蹺。她不明白，本該在工作的女兒，為什麼會突然被送往醫院，並最終因疑似吸毒過量而離世。

這位母親報了警。印度尼西亞警方介入調查後，她才意識到，女兒身亡前被迫為中東遊客提供非法性服務。而她原以為的正當僱主，實際上是從事人口剝削的犯罪分子。

據印尼警方2024年12月26日的通報，這名25歲的受害女性DR（姓名縮寫）來自印尼西爪哇省的展玉縣（Cianjur），被“僱主”DS（姓名縮寫）帶到著名旅遊城市茂物後，一直被迫從事非法性交易。

印尼西爪哇省的展玉縣（Cianjur）

在最後的交易中，DR為來自中東的“客户”提供為期兩天的服務。每次服務的價格是40萬印尼盾（約合190元）。

目前已被逮捕在案的DS，供認自己過去兩個月一直從事這種勾當，每次受害者接待外國遊客，他和同夥都會抽取一部分報酬。

儘管展玉縣警局刑事偵查部門負責人託諾·利斯蒂亞諾表示，依據2007年《反人口販運法》，DS等肇事者恐面臨最高15年監禁和最高6億印尼盾（約合27.13萬人民幣）罰款的處罰，但在印尼，只有少數人口販賣罪犯才會被起訴。

一直以來，印尼的人口販賣問題就很嚴峻。儘管近年來印尼政府加大了打擊力度，也做出了更有野心的承諾，但監管薄弱、腐敗問題和法律缺陷等核心問題，仍未得到妥善解決。

其他東南亞國家同樣面臨類似的困境。由於貧富差距懸殊，大量當地居民為了生計不得不鋌而走險。與此同時，蓬勃發展的旅遊業和相對寬鬆的監管環境，導致這些地區的社會環境複雜多變，滋生了許多隱患。

貧富差距懸殊，大量當地居民為了生計選擇鋌而走險

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如何有效保護本國公民與外國遊客的權益，已成為這些國家必須認真面對的挑戰。

“旅遊勝地”

受害者DR的家鄉展玉縣，是一個相對落後的地區。儘管距離首都雅加達不遠，但因羣山環繞、丘陵起伏，基礎設施建設薄弱，長期未能從國家經濟發展中受益，大部分村莊至今仍以傳統農業為主。

在印尼，很多人口販賣受害者，都來自類似的地區，也都是像DR這樣，以工作名義被誆騙。他們往往被承諾“高薪”工作，但最終淪為人口販賣交易的商品。

印尼大多數的人口販賣受害者都是女性。根據印度尼西亞移民工人保護委員會提供的數據，這一比例高達88.4%。其中，就像DR經歷的那樣，針對女性，以及兒童的性剝削也在愈發氾濫。

自巴厘島的“甜頭”為印尼提供了大力發展旅遊業的動力和信心後，印尼希望能將旅遊業發展為全國範圍內的經濟支柱。但旅遊業的繁榮，不光帶動了相關服務業的發展，但也為非法性交易和性販賣提供了隱蔽的渠道。

巴厘島的風景

印尼性販賣者經常利用家庭債務問題，或通過假意提供餐館、工廠或家政服務等工作，來脅迫和欺騙婦女和兒童從事性服務。巴厘島、雅加達和北蘇拉威西島，以及水療中心、酒店、酒吧和卡拉OK等場所都是重災區。

可以説，對於普通人而言，從旅遊業的發展中獲益的幾率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當經濟不好時，本就處於弱勢地位的婦女兒童，也開始面臨着更加艱難的處境。

以巴厘島為例，這個三分之一勞動力都被納入旅遊業的地區，新冠疫情爆發後陷入困境，經濟萎縮幅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4.5倍。在2021年1月至10月，這裏僅接待了45名國際遊客。

與此同時，當大量勞動力被迫失業後，不少人開始轉行成為販賣者，並將目標瞄向了家庭困苦的未成年女孩。隨着紅燈區的關閉，巴厘島上針對兒童的性販賣案件急劇增加。

2023年6月20日，巴厘島地區警察局特別刑事調查局揭露了涉嫌販賣人口和詐騙潛在印尼移民工人的犯罪行為嫌疑人

由於外國旅客的驟減，這些新入行的人口販子，只能瞄準國內的遊客和當地人。在相關外媒報道中，據稱性交易的價格也降了一半，大概在10至30美元之間。

與此同時，當地警察也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人口販子主要利用微信、Telegram和MiChat等軟件與客户聯絡，這超出了當地警方的能力範圍，急缺網絡部門支持，而通常只有受害者挺身而出，或有人指控犯罪時才有所行動。

如何應對這一困境，幾乎是個找不到切入口的死循環。經濟繁榮時，剝削現象由於需求的增加而擴大；而在經濟衰退時，剝削又由於生存壓力而更趨隱蔽、持久，剝削方式也變得更加不堪。

除了巴厘島，印尼茂物市的蓬查克地區，也經常會有從中東來的遊客尋求特殊服務。這裏宗教氛圍濃厚，往往可以將一些非法行當包裝成合法行為。

印尼茂物市的蓬查克地區由於宗教氛圍濃厚，往往可以將一些非法行當包裝成合法行為

在不少茂物山區的度假聖地，中東遊客僅需要支付300到700美元，便可以與當地女性，特別是未成年人結成臨時的“契約婚姻”。

這種婚姻通常持續一週，這些男性可以在不違反伊斯蘭法律的情況下，與女童發生婚外性關係。當他們旅行結束離開印尼時，這段婚姻關係也會自動解除。

目前，這些違法活動，已經成為當地發展旅遊業以及促進經濟發展的支柱性存在，被當地媒體稱為村長經濟的命脈。

儘管印尼官方對此類行為進行嚴厲譴責，但在地方執法過程中，往往選擇視為不見，甚至是要分一杯羹。淪為性販賣商品的女童，也很難擺脱這一境地。因為在最初，她們往往是由家人或熟人介紹給遊客，直到有人發現這一行當有利可圖，才逐漸由中介把持。

再加上與國際法不同，印尼2007年出台的《反人口販運法》要求必須證明存在強迫、欺詐或脅迫行為，才可認定為兒童性販運犯罪。這種相對寬容的監管環境，更是讓熱衷性剝削和性虐待犯罪者，將這裏視為性旅遊的天堂。

非法勞工

在印尼的人口販賣中，最為嚴峻的要數勞工販賣問題。

早在2015年，印尼政府就因中東地區的印尼勞工頻繁遭受身體虐待、性侵、過度勞動和工資拖欠等問題，決定以保護外派勞工為由，暫停向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內的21箇中東國家輸出家政工人（包括女傭）。

但禁令掩蓋不了需求。國內受限的就業選擇，迫使當地人不得不向外看，與此同時，中東國家對印尼勞工的需求也只增不減。

這樣的背景下，許多中介和非法機構開始通過偽造文件等方式繞過禁令，將勞工秘密送往中東。這也進一步促使這些處於弱勢地位的勞工陷入了任人擺佈的境地。

在2019年，印尼警方曾破獲一起重大人口販賣案。當時，涉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在幾年內將1200餘人販賣到中東國家，擔任非法勞工。

警方宣佈逮捕人口販賣嫌疑人

其中，當年僅有20歲、只有初中學歷的Jingga就因鄰居的誘導，捲入了這場堪稱噩夢的人口交易之中。

當時，她被許諾每月可以在沙特獲得500萬印尼盾的薪水（約合人民幣2300元），如果通過體檢，還能額外獲得500萬印尼盾的獎金。對於當時每月僅能賺取30萬印尼盾（約合人民幣140元）的她來説，這是無法拒絕的條件。

所有文件準備齊全後，Jingga被輾轉送往馬來西亞、迪拜、土耳其、蘇丹、敍利亞，最終到了伊拉克。在整個過程中，Jingga表示她從未拿到過一分錢的工資，並且經常被虐待。在伊拉克，她還曾遭受僱主兒子的性侵。

即便Jingga曾鼓足勇氣逃到印尼駐敍利亞大使館尋求幫助，但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卻將她送回了中介公司。隨後，她便因為向僱主投訴，而被指控犯下誹謗和偷竊罪，在已有三個月身孕的情況下，被關進了監獄。

自2014年以來，至少有1,200名非法勞工被送往中東國家，Jingga就是其中之一

最終，是伊拉克人道組織和國際移民組織的律師將Jingga保釋了出來。

經歷這一遭，Jingga只希望印尼政府能徹底封鎖到中東的勞工輸出渠道，但這幾乎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多年打擊人口販賣的行動中，印尼政府採取的手段，往往都是治標不治本。國內貧困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便無法抑制人們到國外謀生的需求。所以，即便印尼政府為人口販運受害者開設了多個庇護所和服務中心，卻難以留住這些人。

在這些庇護所，他們常常以管理和保障安全為由，沒收勞工的護照，勞工的行動受到嚴苛限制。大多數受害者都會選擇離開庇護所，另尋出路，並不再參與針對販賣者的起訴。

在網絡討論中，不少人出於善意，提供了諸多如何識別騙局的建議，但就像有評論説的那樣，“很多人不明白離開印尼找工作的人到底有多絕望”。

從區域犯罪到全球危機

應對人口販賣，離不開印尼脱貧的進展。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曾表示，消除貧困是其執政的重要任務之一，並提出“包容性增長”的理念，確保經濟發展惠及所有人。

但發展經濟與兼顧底層生計，往往會發生齟齬。特別是維多多同時提出了“十個新巴厘島”計劃，計劃發展高端化旅遊業。比如，曼達利卡，不光引入了高檔酒店，還花了大價錢修建曼達利卡賽道，為承辦世界摩托車錦標賽做準備。

從發展旅遊業的角度來看，這裏確實是個好地方——白色沙灘，湖藍色的海洋，一望無垠的海岸線，以及鬱鬱葱葱的綠色山脈，但根據聯合國專家小組於2021年發佈的聯合聲明，在該項目的推進過程中，當地人“受到威脅和恐嚇”，有人“在沒有補償的情況下被強行驅逐出自己的土地”。

在最初，很多不願離開的村民，只能被迫住在建築工地旁邊，而那些已經離開的村民也沒有得到妥善安置。

離開自己土地的村民也沒有得到妥善安置

“有屋頂遮風擋雨，有水、電和食物，並不足夠”，聯合國赤貧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奧利維爾·德舒特表示，“你還需要有維持生計的能力。否則，這些社區將陷入絕望的境地”。

相似的問題，不只發生在這裏。在2023年9月，布羅莫騰格里塞梅魯國家公園拍攝婚紗照時使用煙火導致火災的事件，也曾引發當地媒體對印尼旅遊業發展的關注。

這不僅關乎生態保護問題，還涉及高端旅遊業發展帶來日益嚴重的紳士化現象，生活水平被提高到超出當地居民可負擔的範圍。

這種發展模式將本地社區排除在外。開發結束後，留下的是被破壞的環境和更加貧困、分裂的本地居民。看似發展的項目，本地人卻成了受益最小的羣體，甚至淪為受害者。

但這不僅是印尼面臨的挑戰，東南亞諸國也或多或少陷入了相同的困境。旅遊業的興盛未能成功賦權本地社區，也對改善貧困家庭生活無益。在很多時候，這片地區甚至淪為人口販賣的樞紐地——不光是重要的輸出地，也是關鍵的輸入地。當地人不僅被販賣，也深度參與這些非法活動。

正在販賣旅遊產品的當地兒童

根據聯合國與泰國政府合作報告提供的數據，早在2003年，泰國人口販賣產業利潤就超過了毒品走私。聯合國估計，在2023年，僅柬埔寨和緬甸就有超過20萬人被迫在詐騙中心工作，而泰國這些地方，往往就是人口販賣的中轉站。

國際刑警組織秘書長於爾根·斯托克在2024年於新加坡舉行的簡報會上就曾表示，東南亞的區域性犯罪，現在已經演變成一場全球人口販運危機。

這意味着，這早已不再是一個社會經濟現象，還是個嚴峻的地緣政治問題。這些國家是否願意加強內部管理，是否願意進行深度合作，對非法勢力進行施壓，以及國際社會將以一種什麼樣的姿態，參與到政治博弈中，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