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脱鈎”障礙的全球價值鏈發展｜會議實錄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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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024年12月7日至8日，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東京大學中國學基地聯合主辦的**“第四屆清華大學暨東京大學發展政策聯席會議”**在東京召開。本屆會議的主題是“競爭與合作：全球不確定性下的中日經貿關係”。會議組織中國學者赴日本進行研討交流和實地調研。

12月8日在東京大學舉辦了主題研討會，會議分為三個議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長聘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高宇寧，專修大學經濟學部教授大橋英夫圍繞“東亞經濟區域發展與展望（中日韓、RCEP、CPTPP）”議題展開研討。

本文由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丸川知雄教授根據現場發言整理，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博士後王聰翻譯。日文原文請參看文末“閲讀原文”。

超越“脱鈎”障礙的全球價值鏈發展

高宇寧（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長聘副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

貿易增加值佔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之前大幅上升，但此後持續上下波動，部分原因是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2019年以來有所下降，部分原因是受疫情的影響。因此，在經歷了全球化的調整期後，世界進入“緩慢全球化”時期。

2018年之前，中國通過全球價值鏈出口到美國和歐盟的附加值一直在增加，隨後有所下降。其中，中國經過簡單加工後出口到美國的貿易模式在2018年前一直增長，但在2020年急劇下降。相比之下，**中國通過複雜價值鏈對美國的出口穩步增長，**而對歐盟的出口在2018年之前一直增長，但隨後出現下降。

在疫情期間，亞洲內部的中間產品貿易大幅增長，特別是亞洲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中間產品出口。雖然中國對歐洲和美國的中間產品出口下降，但中國作為中間產品進口國的存在卻增加了。

2018年，就**在中美貿易摩擦全面爆發之前，出現了中國和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通過從美國購買中間產品來為貿易摩擦做準備的現象。**同年，從歐盟進口的中間產品也大幅增長。

後來，在疫情期間，中國的最終產品出口增長，而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代替中國，成為了中間產品出口國。此外，在疫情期間，價值鏈縮短，貿易從全球轉向區域。然而，這只是一個平均值，以中國的電動汽車產業為例，其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反而越來越高。

中美貿易繼續萎縮。到2023年，中國從美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降至第四位，僅次於歐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然而，墨西哥和越南對美國的出口中約有10%實際上源自中國。因此，中國通過第三國間接出口到美國的價值估計從2017年的160億美元增加到2022-2023年的530億美元。將這些間接出口額與中國對美國的直接出口額相加，貿易額幾乎恢復到貿易摩擦開始前的水平。美國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大重新分配”。

中國在美國最終產品進口中的份額從2018年的33%下降到2021年的24%。與此同時，美國從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最終產品進口份額從10.0%上升到15.3%。而中國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中間產品進口份額從52.5%上升到68.5%。**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員將這種現象稱為“脱鈎錯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國企業直接投資于越南和墨西哥等國。

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也克服了疫情造成的下滑，到2022年分別超過疫情前的25萬億美元水平。世界生產的前向鏈接部分（作為中間產品進入外國產業的部分）和後向鏈接部分（外國中間產品進入本國產業的部分）自2012年以來保持平穩，並在2019年至2020年期間有所下降，但在2022年，它們都超過了以前的水平。換句話説，疫情之後，再全球化可能已經開始。這背後可能是亞太地區貿易耦合度的提高，RCEP和CPTPP的形成促使了這種耦合度的提高。

總之，中美貿易衝突、地緣政治摩擦和疫情對原有的全球價值鏈造成了重大打擊，並導致價值鏈縮短。此外，基於疫情和美國經濟安全考慮的貿易壁壘也增加了相關成本。特別是，一個國家生產成品或經簡單加工組裝出口的傳統貿易活動，在疫情期間也受到了衝擊。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的許多跨境價值鏈均有所擴大。今後，面對特朗普第二次執政等不確定因素，RCEP和CPTPP等亞太自由貿易協定對於價值鏈的穩定運行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中美貿易摩擦下的太平洋貿易變化

大橋英夫（日本專修大學經濟學研究科教授）

******▌**中國向中間產品和零部件出口國的轉變

回顧過去幾年，特別是在2020年前後，由於“疫情引發的居家特殊需求”，中國對美國的個人電腦和遊戲機出口一度出現短暫增長，但疫情後又轉為下降。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價值低於800美元的小批量貨物出口量卻逆勢上揚，這得益於通過Temu和SHEIN等平台的電子商務活動的增加。目前，小批量貨物已經成為僅次於電腦和智能手機的第三大出口商品。中國對美國中間產品的下降直接關係到美國製造業生產和出口。

關於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問題，雙方在2020年達成了“第一階段協議”，旨在將貨物和服務的出口額增加2000億美元。然而，隨着疫情的加劇，這一協議最終未能實現。此外，中國反而從巴西及其他國家增加了大豆等農產品的進口。

**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國通過第三國向美國出口的模式正逐漸增多。**從貿易附加值上看，中國通過直接出口至美國獲得了3614億美元的附加值，而通過墨西哥、東盟等進行的貿易活動創造了802億美元的附加值。若將中國對美出口的附加值計算在內，2004年國內附加值佔總附加值的比例約為76%，隨後這一比例持續上升，到2020年已接近85%。

此外，越南對美國出口中來自中國的附加值比例已上升至18%。在墨西哥以及東盟國家（例如泰國和柬埔寨）對美國的出口中，中國附加值的佔比也在上升。在泰國，日本在2013年前後創造的附加值比例一直較高，但隨後中國生產的附加值開始超越日本。這些現象意味着，中國出口至東南亞國家的中間產品（如零部件）經過加工後再次出口至美國的產業鏈正變得更為深入。

另一方面，就太平洋貿易的主要商品——電子、電氣產品和汽車而言，從中國電子電氣產品出口所包含的各國附加值來看，最多的依次是韓國、中國台灣、日本和美國等主要半導體生產國。至於中國汽車出口所含各國附加值，主要汽車生產國日本的附加值最高，其次是德國。

比較各國電子電氣產品出口中所包含的中國附加值，可以發現，墨西哥的出口附加值最高，越南和泰國緊隨其後。比較中國在各國汽車出口中的附加值，泰國的出口附加值最高，其次是墨西哥和韓國。

這些數據表明，**中國正在成長為資本財富和中間財富的輸出大國。**在對美國製造業的投入品供應中，中國佔據了65%的份額（美國本土以外）。一些分析表明，如果追溯到原產地，高達94%的投入資金都來自中國。

********▌****特朗普新政府的展望

美國拜登政府一方面維持了上屆特朗普政府推出的額外關税等對華限制措施，另一方面調整了上屆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轉而加強國際合作。同時，推行了旨在提升產業競爭力和優化供應鏈為目標的產業政策，如《芯片與科學法案》和《通貨膨脹消減法案》。這些法案禁止對使用中國零部件的產品提供補貼，或禁止接受美國政府補貼的公司在10年內擴大對中國的投資。美國對中國的態度顯示出更高的警惕性。同時，美國還推動了與盟國以及志同道合國家的國際合作，並啓動了“印太經濟框架”（IPEF）。然而，特朗普新政府很可能會廢除IPEF。

即將新上任的總統特朗普的承諾是平衡貿易收支。為了實現這一承諾，他表示將對所有進口商品額外徵收10%的關税，並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60%的關税。根據民主黨的總統選舉綱領，對一般進口商品徵收10%的税將使美國家庭每年的生活成本增加1,500美元，而對從中國進口商品徵收60%的額外關税將使美國家庭每年的生活成本增加1,000美元。特朗普表示，他將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還將取消對購買電動汽車（EV）的補貼。他還計劃擴大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生產，力爭使美國成為製造業超級大國。

亞洲經濟研究所估算了特朗普新政府的關税政策一旦實施所帶來的影響，與我們的預想基本一致。換句話説，美國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受到較大的負面影響，東盟和印度將受到正面影響，而日本不太可能受到太大影響，正面和負面影響能夠相互抵消。

********▌****中國投資的重要性

2022-2023年，日本的貿易和服務收支出現赤字，但收入性收支出現大量盈餘，這使得2023年經常性收支保持盈餘。收入性收支盈餘是由外國投資收入推動的。其中，日本公司在對中直接投資中依然取得了很大的收益。

然而，**近年來日本企業對華投資意願明顯下降。**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24年的調查，表示將在未來一到兩年內擴大業務的日本子公司中，香港的比例最低，僅為12.7%；中國大陸次之，僅為21.7%，這也是在世界各國開展業務的日資企業中最低的。

日本企業還把生產基地從中國轉移到越南和泰國。疫情期間動態清零政策的實施、《反間諜法》的修訂實施以及2024年在中國境內發生的日本人受傷事件影響，被認為是日本企業降低在華投資意願的主要原因。從商業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本土企業競爭加劇等因素以及地緣政治因素也被認為是重要的原因。

全球經濟有可能進一步分化，世界將有分成幾個陣營的風險。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和東盟正在通過貿易和直接投資加強了市場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