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德超想當“大哥”好多年_風聞

本文系基於公開資料撰寫，僅作為信息交流之用，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最近一個月，信達生物利好消息接二連三地到來。

在研發進展上。達伯樂®（ROS1抑制劑）的第二項新藥上市獲批；達伯舒®（PD-1單抗）聯合愛優特®（VEGFR抑制劑）療法獲得附條件批准；他雷替尼（ROS1和NTRK雙靶點抑制劑）獲批上市。

在對外合作上。信達生物授予羅氏開發、生產及商業化IBI3009（靶向DLL3靶點的ADC藥物）的全球獨家權益，首付款0.8億美元，總交易金額超10億美元；獲得禮來的最新一代、全球首個且唯一獲批的非共價（可逆）BTK抑制劑匹妥布替尼在中國大陸的商業化權益，負責該產品的進口、銷售、推廣和分銷工作。

然而，這些利好並沒有推動公司股價上行，信達生物已然在二級市場中處於陰跌狀態，其背後的原因與公司創始人俞德超不無關係。自去年10月28日信達生物創始人俞德超的收購鬧劇開始以來，公司股價從44.25元一直跌落至如今的35元左右，累計跌幅約20%。即使公司最終宣佈取消提案，也沒有完全扭轉股價的頹勢。

市場的一系列反應，顯然超出了俞德超的意料。這位年過六旬的企業家，已經在國內打拼近20個年頭，卻一直困於“高級打工仔”的角色，令人唏噓不已。

01 打工皇帝也辛苦

自幼出生于山區的俞德超，算得上是一個“鄉里別”，他能夠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歸功於勤奮地學習。

他是家鄉第一個走出深山的大學生，於1982年成功考入浙江林學院（現已併入浙江大學），此後又繼續在南京林業大學、中國科學院攻讀碩士、博士學位。1993年，俞德超成功申請到加州大學進行藥物化學博士後研究，並在1997年畢業後加盟了美國的Calydon公司。

在入職Calydon公司那一年，俞德超把自己發明的溶瘤病毒“重組人5型腺病毒”的相關技術轉給了上海醫藥集團。後來，上海醫藥集團將這項“重組人5型腺病毒”成功孵化，誕生全球首個腫瘤溶瘤免疫治療類抗腫瘤藥物安柯瑞，用於治療晚期鼻咽癌。

除在事業上取得跨越式進步外，1997年還發生了另外一件改變俞德超的事情，那就是俞德超母親不幸患得胃癌，在接受了當時美國最新款專治腫瘤的新藥治療後康復了。這對於俞德超有很大的觸動，讓他認清了中美生物製藥領域的現實差距，也讓其催生了回國發展的想法。

一直致力於中藥領域的康弘藥業在2004年開始向創新藥轉型，先後在2004年6月和2005年5月，連續申請了兩個抗腫瘤藥物的專利。其中，2005年5月申請的專利，正是後來大名鼎鼎的VEGF抑制劑康柏西普，而俞德超正是康弘藥業認證的康柏西普唯一發明人。

2005年11月，俞德超正式回國，加盟了康弘藥業，參與組建子公司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並任康弘生物董事、總裁及首席執行官，以及康弘藥業集團董事、副總裁。當然，對於俞德超康柏西普唯一發明人的身份，坊間存在諸多爭議，有觀點認為房健民才是康柏西普的“總設計師”，但這卻無法掩蓋俞德超擁有深厚藥物研發資源的事實。

不過，俞德超和康弘藥業的蜜月期並不長久，2010年8月公司擬上市前夕俞德超就已經離職而去。對此，康弘藥業當時稱，俞德超在任職後期因與公司在未來發展戰略、新項目的選擇和引進，以及部分技術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最終又因個人原因提出辭職。

無論俞德超因何離職，這都顯然是一個不划算的舉動。作為主持核心項目的高管，俞德超無疑能夠在公司上市後獲得豐厚的回報，但可惜他並沒有堅持到那一天。俞德超離職之後，其主持研發的康柏西普在2013年獲批。上市以來，康柏西普憑藉先發和性價比優勢，實現快速放量。西南證券研報顯示，康柏西普2023年實現收入19.4億元。

這隻能説明，當初的俞德超在康弘藥業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也沒有掌握太大的話語權，只是一個拿工資的高級職業經理人。俞德超也曾對媒體表示：“在康弘的結果和我預期的不太一樣。”

2015年，康弘藥業終於憑藉康柏西普的商業化而登陸A股市場，根據管理層持股情況來看，副總裁級別基本持股在500萬股以上，價值約在1.5億元以上。而這一切的財富，當然也與俞德超無緣。

不過，這個時候的俞德超已經無暇顧及這些，因為他已經在為自己的第二項事業努力奮鬥了。

02 創始人也是打工仔

離開康弘藥業後，俞德超開始轉變思路，不再打工而是轉為創業。一年之後，信達生物正式成立。

自信達生物成立以來，其就受到了資本機構的密切關注。2011年10月，創立僅2個月的信達生物就獲得了富達亞洲1000萬美元A輪投資。8個月之後，信達生物再次獲得了禮來亞洲和富達等機構的2500萬美元B輪融資。相關資料顯示，從創立到上市前，信達生物在一級市場累計完成了五輪融資，合計5.62億美元。

對於一家新創立的biotech公司而言，能夠吸引如此多的資本紛沓而至，無疑靠的就是創始人“俞德超”這塊金字招牌。兼具美國高管經驗、國內創新藥操盤經驗，讓“俞德超”這三個字背後光環閃耀。甚至很多家投資機構，最初是想投康弘藥業的，但因俞德超而最終變成了投資信達生物。

被吸引的不僅有投資機構，還有國際大藥企。2015年3月、10月，信達生物兩次與美國禮來達成戰略合作，共獲得後者超過15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實現了中國藥企第一次與全球500強企業達成高端生物藥從研發、註冊、生產到銷售的全面合作。

在眾多資本和合作夥伴的青睞下，俞德超帶領着信達生物一直不差錢地進行研發、生產和銷售。

2018年10月31日，信達生物在港交所成功上市，IPO共發行2.36億股，募集資金33億元港元。緊跟着不到兩個月後的12月24日，達伯舒獲批上市，這是信達生物第一款商業化產品，也是國內第二款獲批的PD-1藥物。達伯舒2019年迅速成長為10億元級別的國產大藥，並持續在PD-1的紅利之下，節節攀升。2021年，銷售額已經約30億元。

產品上市+公司上市，在康弘藥業沒有完成的事業，俞德超終於親自創業完成。這次，俞德超不再是局外人，而是作為“創始人+股東”享受了這份榮耀。但取得這樣的成就，也需要付出不小的犧牲，最大的代價就是失去了對公司的控制權。在一次次獲得融資後，俞德超的股權也在慢慢被攤薄。

上市6年多來，除了IPO首發募資的33億港元，信達生物又先後通過多次配股增發，累計融資超140億港元。俞德超的持股比例也從上市時13.03%逐漸下降至現在的6.533%。目前，信達生物前三大股東分別只佔股5%～7%的水平。

圖：信達生物股東一覽

也就是説，俞德超雖然是公司的創始人，但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卻並不高，這也導致了他在公司中並沒有絕對的話語權。

03 好想做一回主

2023年6月召開的股東大會上，出現了中國資本市場罕見的一幕：多項議案均出現了30%以上的反對票。這些議案多是關於公司管理層的股權激勵兑現，當然也包括向俞德超授予股權。

一手創建的公司，但提案卻遭到股東的反對，這樣的情況在公司創始人身上出現並不多見。而最近的收購事件中，再次看到了俞德超的無奈。

去年10月25日，信達生物發佈公告，負責海外業務的全資子公司Fortvita，與俞德超主要持有的Lostrancos公司簽訂認購協議，後者以2050萬美元的價格認購Fortvita 20.39%的股份。交割後，Fortvita將由信達生物直接持有79.61%，Lostrancos直接持有20.39%。Fortvita仍將為信達生物的非全資附屬公司，俞德超持有Lostrancos 82.93%的股份，將成為Fortvita的實控人。

我們從善意的角度來分析，這個交易的目的也許並非市場上所渲染的“管理層低價收購資產侵害散户利益”那般具有惡意，但顯然也並不完全符合股東利益。

一直以來，資本市場對於中國醫藥公司已經形成了普遍共識，國際化是中國生物醫藥的必走之路。Fortvita作為信達生物推動國際業務的平台，無疑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資產之一。取得對Fortvita的絕對控制權，可以避免其未來像信達生物一樣變為無實控狀態，也是俞德超能真正擁有一份屬於自己事業的重要機遇。因此，俞德超不惜減持信達生物的股權，也要湊足收購Fortvita的資金。

只不過這樣的算盤，還是被過於分散的股東們用腳推翻。信達生物的股價更是從10月25日的收盤價44.25港元開始，持續下跌四天至33.8港元，市值蒸發170億港元之多。

最終，俞德超放棄了此次的收購計劃。在11月4日盤前舉行的業務更新説明會上，俞德超表示此前的投資建議公告出來後，引起了比較大規模的討論，“坦白講，超過了自己的想象，大大超過了自己的想象，我根本沒有預見到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反響。”

由此可見，俞德超可能是一個出色的科學家，但很難説是一個出色的資本操盤手，因為這個交易的目的太過於“赤裸”。

俞德超面臨的問題，或將是未來Biotech公司創始人的共性困境。因為這些公司大多經歷了數輪的融資，創始人股權被稀釋情況均比較嚴重，最終失意離場的情況也並非不可能發生。

比如2004年成立於上海的健能隆生物，2015年因為資金困境被億帆醫藥收購，創始人黃予良後來離開公司；2023年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依生生物因產品商業化失敗導致財務惡化，無奈外部資本成為公司第一控股股東，後來甚至還發生了驅逐創始人出辦公室的鬧劇。

因此，如何做好公司發展和投資人之間的平衡，或許是像俞德超這樣的Biotech公司創始人在研發之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了。

信達生物早已躋身國內創新藥第一梯隊，但作為創始人的俞德超能決定的卻並不多，頗有一番望空興嘆的不甘。Fortvita的爭議，也許只不過是因為俞德超想自己做一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