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在中美的生活支出和水平,是讓我破除對美國迷信的重要途徑_風聞
梅华龙-北京大学西亚系助理教授-1小时前
中美網友開始對賬了,這方面都對賬我是親身經歷過的,這種親身對賬,自己對比在中美的生活支出和水平,其實是讓我在十來年前破除對美國迷信的重要途徑。
在美國讀書期間,特別是有小孩之後,生活成本是猛增的。如果讓孩子去幼兒園,一個博士生一個月淨虧四五千美元很正常(導致長期入不敷出)。這是我最後兩年離開波士頓去耶路撒冷和萊比錫的最大原因——因為美國生活成本太高了。去萊比錫而沒有回國是因為圖書館需求。
這是我最正確的決定之一,在耶路撒冷,我在第三次去巴勒斯坦時終於真正深入瞭解了當地的情況,完善了自己的認識。而在德國的經歷雖然充滿了槽點,但萊比錫當得起一句“物美價廉”,讓我們一家在轉了十幾個歐洲國家之後,回國生活時賬面上仍然是有一些啓動資金的(主要是當時的網絡兼職餘額)。如果最後一年留在美國,基本上就被榨乾了。而這幾年,隨着通脹,美國的生活成本更高了。
生活質量不論在國與國之間還是在國內不同省市之間,都不能只看數字。很多東西不能用數字衡量。比如治安,便捷程度等等。個人的生活習慣與方式也很重要(單身漢和家庭也不一樣)。很多城鄉結合部比海淀四環外方便,這是很正常的事情。醫療就是最明顯的不能只看數字的事情。
在美國讀書時最嚴重的自我對賬發生在一次神經性皮炎的治療過程中。那時候我有學校獎學金包含的醫保,一年保費五千多美元,但每次看病都有好幾十美元的copay。這個神經性皮炎我看了半年多,被連續誤診為細菌性皮炎,給生活造成了極大不便,而且被迫斷斷續續吃了大半年的抗生素(當初傳説什麼美國醫生不喜歡開抗生素的神話也破滅了)。
令人稱奇的是,半年時間裏沒給我檢驗過一次,就是梗着脖子給我開抗生素,完全無效,後來我就不怎麼吃了。
2014年暑假之前,我實在忍不了了,問醫生能不能轉院(在美國可不能隨隨便便去大醫院,否則保險可能不給報)。校醫院的醫生給我看了“緊急”轉院單,讓我等十五天就可以去了。當時給我氣笑了,因為我第二週就回國過暑假了。
回國之後,去天津某皮膚專科公立醫院(長征),大夫看了一眼就説是神經性不是細菌性。我説美國校醫院的大夫説是細菌性的,大夫滿臉露出了“怎麼可能犯這種低級錯誤”的表情,然後給我開了一個檢驗單。當然沒有菌。給了自制的藥膏,差不多一週痊癒,至今沒有犯過。
更重要的是,我那時候在國內沒有醫保。也就花了幾十塊人民幣。
所以説保險這東西,最重要的不是報銷多少,而是定價多少。國內公立醫院讓青壯年其實是不用太擔心偶爾一段時間沒有醫保的。
等待時間和臨牀經驗,則是根本無法以金錢量化的。這兩者也讓歐洲和加拿大的免費醫療需要被重新審視。
國內需要完善大病和罕見病醫保,當然藥物和儀器國產化、降低成本,也很重要。定價低報銷百分之五十也好過定價高報銷百分之九十。
所以對賬不僅僅是個數字問題。生活在哪裏都有挑戰,我們不能遇到一點問題就完全否定自己的社會——人家美國人是遇到系統性問題很多年了。再者説,我們有社會主義傳統,防疫和救災時完全能看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