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控股人事震動與王振華歸來後的不確定性_風聞

2025年伊始，房企年終“討薪潮”再度掀起波瀾，新城控股成為第一家被“圍攻”的房地產企業。1月中旬，大批建築工人聚集在上海新城控股總部大樓，直指河南商丘、鄭州等地項目的欠薪問題。事件背後，不僅是行業的整體困境，更是新城控股近年內部管理與財務問題的集中爆發。

業績下滑加劇，土儲結構掣肘發展

近年來，房地產行業整體步入低谷，新城控股的業績表現更顯疲軟。根據公司2024年經營簡報，截至11月，公司累計合同銷售金額約369.63億元，同比下降48.11%；累計銷售面積約500.95萬平方米，同比下降44.51%。月度銷售跌幅更是多次超過40%，顯著快於行業整體水平。

究其原因，新城控股的土儲結構是一大掣肘。截至2024年上半年，公司一、二線城市土地儲備僅佔40%，遠低於行業平均水平，而競爭對手金地集團的這一比例高達75%。三、四線城市經濟活躍度與購買力相對較弱，使得新城控股在市場回暖中難以受益，進一步拖累其銷售業績。

土儲問題還帶來資產減值壓力。2023年，公司計提資產減值準備高達55.96億元，佔當年歸母淨利潤的758%。雖然2024年前三季度資產減值規模暫時縮減，但隨着銷售下滑和三、四線城市土地貶值風險加劇，未來減值計提仍是懸在新城控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現金流與債務壓力並存

新城控股的現金流與債務狀況同樣堪憂。截至2024年三季度，公司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為102.25億元，而同期流動負債規模高達1993.57億元，包括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125.42億元、應付票據及賬款468.01億元。單看這些短期債務，便遠超其現金儲備，資金缺口巨大。

更為嚴峻的是，2024年第三季度新城控股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重回負值，為-3.07億元，這是近兩年來的首次“負造血能力”。在債務到期壓力疊加融資成本高企（6.05%）的情況下，新城控股的償債能力令人擔憂。

人事震動與王振華歸來後的不確定性

自創始人王振華2019年因猥褻罪被判刑以來，新城控股的企業形象受到了巨大打擊，內部管理層也發生多次更迭。王振華服刑期間，其子王曉松臨危受命主掌公司，通過資產甩賣和債務壓降，穩定住了企業的基本盤。然而，2024年7月，王振華刑滿釋放後，公司的內部管理風波再起。

王振華雖然沒有在上市公司任職，但多次被曝參與公司管理，包括高管會議與城市項目巡查。其迴歸後，新城控股已先後免去兩位老部下——副總裁倪連忠與商業管理事業部原華中區域總經理袁欣的職務，並將二人移送司法處理。此外，公司董事會秘書陳鵬與兩名獨立董事也於2024年底相繼辭職，引發外界對公司未來人事與戰略走向的廣泛關注。

政策利好難掩長期隱憂

得益於2024年下半年房地產調控政策的放寬，一線城市限購鬆綁和融資成本下降，為房企帶來了一定修復信號。新城控股股價自2024年4月創下7.95元/股的三年新低後有所回升，至12月12日收盤達13.79元/股，總市值恢復至311.1億元。然而，業績增長乏力和債務壓力依舊是橫亙在公司面前的最大難題。

同時，新城控股高管層的降薪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降本增效”的努力，但董事長王曉松的年薪仍是行業均值的兩倍以上，獨立董事薪酬也顯著高於同行，引發外界對管理層薪酬結構與企業實際經營狀況脱節的質疑。

未來何去何從？

新城控股當前正處於多重壓力的交匯點。一方面，內有王振華迴歸後的管理與戰略調整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外有行業調整期內的市場與政策壓力。公司能否在業績下滑中找到新的增長點，在債務重壓下化險為夷，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對於新城控股而言，短期的政策利好或許能夠為其提供喘息之機，但要真正實現“止跌回穩”，顯然需要更深層次的戰略調整和經營結構優化。（內容來源|商業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