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靜蓉 | 論數字時代的情感着落_風聞

在日常生活世界，情感是人們相互交流、表達願望和達成共識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所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積極、良好的情感具有撫慰人心、穩定社會的作用；焦慮、厭惡和憤怒等否定性情感則可能引發家庭、社會和世界的矛盾衝突；而憂傷等更加中性、節制的情感則顯露出另一種中國式的情感結構特徵。當今世界，由於逆全球化、戰爭等多重因素，整個世界處於一個“不確定性的時代”，個體和社會的情感狀態由此複雜多變，我們目睹了無數因失望、憤怒和焦慮而引發的社會事件。尤其是進入媒介時代、人機社會，情感是否還是人類主體的特權？數字時代的情感何以安放？微短劇等新媒介樣式的傳播折射出當代人怎樣的情感姿態？青年如何走出情感困境？圍繞這一系列問題，《探索與爭鳴》編輯部聯合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媒體文化研究中心召開“言情：日常生活與當代中國人的情感結構”研討會，在尊重現代社會豐富的個性情感表達的同時，探討如何通過多元途徑促進溝通、交流，達成共情和共識。本次圓桌也是繼“講理”“意義”“味道”之後，《探索與爭鳴》策劃“回到日常，迴歸常識”系列的第四次主題討論。

趙靜蓉教授聚焦數字時代的情感着落問題，傾向強調“非人本主義”立場，突出“物”的主體地位及“人－物”關係的重塑，呼籲在數字時代正視並重審“物”的能動性及“物化的深情”的可能性。王鑫教授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和情感結構中的“憂傷”概念，指出憂傷作為一種中性的情感，通過基於境遇的“共鳴”而可能通向一種公共意義和功能，“憂傷”所代表的生命感和存在感在人機共生時代保留了人的主體面向。範勁教授以理論化的方式切入當代情感結構背後更深層的人與世界的關係問題，從盧曼的“系統論”視角重審“日常生活”概念的理論縫隙，進而揭示大眾媒介時代日常生活的建構性本質。湯擁華教授着眼當下火爆的網絡微短劇，分析其切近當下時代氛圍的特徵及保守落伍的價值觀缺陷等，進而提出在微短劇看似荒誕的故事之下是否隱藏着當代中國人情感生活的重大變遷之問。楊向榮教授指出，消費時代情緒也成為商品，資本、氣氛、情緒共同形塑着諸如古鎮、奢侈品店、大型購物廣場等體驗式消費空間，它們以審美的名義建構了一種新的審美情緒資本。姜宇輝教授從“隱喻”的角度敞開情感概念的論域，立足“流”“機器”“儀式”這三個情感的基本隱喻，對當代中國人的情感結構展開了探討。

——主持人　葉祝弟　屠毅力

論數字時代的情感着落

趙靜蓉｜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12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趙靜蓉

在傳統的美學研究中，物化情感及其生成是一個非常經典且已完成學術論證的美學議題。**物本身雖然沒有感情，不會生情，也不會抒情，但它常常被視為意義和情感的載體、媒介和客體，通過依託人的表意行為和闡釋活動而發揮功能。**所以，“物化”這個概念常常與“移情”關聯在一起。傳統意義上的物化深情之所以可能，從根本上來説，就是因為“物”最終可以成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與人的記憶有着相同的結構，可以激發或激活人的情感，使情感從一種主體潛能轉換為日常世界中的物質實在，並落地在這種形式中，達到情感與形式的交融。

“物”在本質上作為一種物態化形式，能夠折射出人類的精神與情感，因為人類可以幻想和虛構，可以基於“人類自身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積澱起來的深層心理結構”來理解形式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可以最終把物從形式固化為一種“形式場”。而具有記憶結構的“形式場”可以呈現敍事的空間維度，能夠構建不同的想象體驗，並且具有吸附情感的力量，甚至能夠通過“物的迷狂”營造氣氛並激發情感。換而言之，物化的深情之所以可能，正是建立在實體物之空間感以及由此生成的“物”之自治性的基礎上。

“言情 ：日常生活與當代中國人的情感結構”研討會合影

也就是説，在傳統的美學視域中，“物”能夠被視作一種喚情結構來分析。這是一種經典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闡釋路徑。這種路徑考察物與人的交互影響，以物的符號意義和結構系統為代表，物本質上是指涉某種事物的符號而非“物本身”。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物品被視作符號（或話語、文本），我們關注的是其產生的意義；而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在文化中考察物的體系，更關注意義的生成和轉換過程，更重視人如何與物產生關聯並如何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這時，物品更傾向於是一個鬥爭場所，匯聚了羣體、個體、行動、話語、權力等參與意指實踐的元素。物的“地位符碼”構成動態的社會識別符號體系，替代了原本以實用性、功能性為主的社會識別標準，因此真正被消費的是“物”符號的指涉關係。

然而，“數字時代的情感着落”作為一個進行時態的現實議題，卻不完全遵循這樣一種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建構路徑。最鮮明的一個變化就是：**物化的深情從過去的篤定狀態變成當下的不確定狀態。**而對於後者，我們更適合採用社會生命體、行動者與後人本主義的研究路徑。這種路徑確立了物的主體地位，凸顯“物本身”“物的社會生命”“行動者”等，物的能動性和連通性越來越受到重視。人類可以據此重塑“人－物”關係，即從人本主義的二元對立演變為後人本主義的“與物共生”。

那麼，在數字文化語境下討論物化情感，我們所説的“物”的典型形態究竟有哪些？它們以怎樣的模式與人類的情感發生關係？

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首先應當清楚，**其一，數字與數據不同。**相對而言，**數字是抽象的，數據卻是意義化的。**數據是數和據合二為一的整體，“數據……並非天然之物，需要收集、加工和處理，而這樣做的目的是將他們作為論證、發現或者反駁的‘依據’。所以數據往往包含很豐富的內容，不止於一個‘數字’的物理形象，也不止於加上單位的物理量”，數據就是“帶有背景（或者説有故事）的數字”。由此可知，數字情感不等於數據情感。**其二，數字時代的情感與數字情感不同。**對前者而言，數字意味着由技術主導的文化語境；對後者而言，數字則是載體，是對情感的具體規定。當然，數字文化語境下的數字情感與其他眾多類型的情感有很大不同，數字情感確實既極端也特殊。而這正是本文想要聚焦討論的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説，**數字情感的極端性和特殊性主要緣於“數字”及其與“物”的特殊關係。**因為雖然數字就是數字時代最典型的“物”，但數字不像傳統意義上的實體物。實體物具有空間感，意即它有邊界有輪廓，佔據了一定的物理位置，能夠被我們感知、識別，甚至被我們觸及、遭遇，與我們產生關係。空間意味着實有而非空無，空間感意味着其可以憑藉空間物來被我們認知。而在這個意義上， 數字顯然被認為是沒有空間感的，因此，它不能直接轉化為形式，繼而不能像空間物那樣直接喚情或者被情感化。那麼，數字怎麼生情或言情呢？數字可以安放我們的情感嗎？

依託我們在前面提到的社會生命體、行動者與後人本主義的闡釋路徑，我認為數字時代的物化情感至少可以包含以下三種途徑。

**第一，依據經典的物化情感的討論，數字不是實體的物，不是笛卡爾意義上的空間，但是數字可以生成空間。**比如，我們可以用座標標識出一個空間、方位、場所，就像我們説“北緯40度，東經116度”時，我們會立刻想到北京這個城市，由此在腦海中勾勒出一個想象的空間。這個被想象的空間是通過語詞的描述而被構建生成的，它遵循的是語詞模式的敍事原則，因此，數字的本質在此就是哈曼（Graham Harman）意義上的“感受物”而非實在物。數字要靠喚起人的感受或想象力，在人的心靈世界構建出空間的全貌，才能使人對之作出情感反應。當然，這裏的數字形同寬泛意義上的“文本”，是人們理解物質世界的基礎，也暗含了人們與現實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它所構建的空間在本質上與有邊界、有輪廓的實體物空間是一致的，數字也因此能夠實現“形式場”的功能。

**第二，數字通過想象性聯結來塑造空間，但這種聯結和塑造基於一個前提，即數字作為一種人類知識和經驗的積累已經深入人心。**比如119、110、120這樣的數字，又比如對某個人而言特殊的數字，生日、各種密碼等，或者是我們常常提到的“9·18”“5·12”“9·11”等。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習慣於使用數字快捷鍵，其實也是一樣的性質。不僅如此，在我們的生活中，越來越多的數據變成日常經驗的代碼，某個數字會指向某種經歷，指代某個事件，解鎖經驗，激活情感，事件或者實物不再必需，數字自身就可以促成這個過程。**這裏的數字，是一個代理性的主體，或者是一個“事件性”的符號物，數字想要揭示的恰恰是人類歷史及其所塑造的人的社會性格。**雖然，從數字呈現到情感綻露是一個隱秘的過程，但其本質其實還是我們的肉身經驗，也即作為肉體的身體與數字共同構建我們的日常認知。

在這個方面，極令人震撼也非常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電視劇《三體》中的“人列計算機”。在電視劇中，馮·諾依曼和秦始皇用3000萬士兵組成一個計算機，通過讓士兵們舉紅燈或白燈，來模擬計算機由0和1組成的二進制算法。隨着紅燈和白燈飛快變換、此起彼伏，士兵們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從而不可思議地復原了最基礎的計算機體系。再比如説大數據抓取，從一個人的網絡行為可以累積起對這個人進行數字畫像所必需的數據原料，而對一個人進行數字畫像就是追蹤這個人的數字蹤跡，從一個人的數字蹤跡又可以描繪出一個人的數字身份。在這個過程中，數字已經不是簡單的代碼或抽象的數字了，我們可以根據數字蹤跡來判斷一個人的生活習慣、興趣偏好、思想觀念等，也可以藉助算法推送來把握或界定這個人的情感狀態。還比如在新文科建設的大背景下，用數字人文的方法為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及其生活描繪文學情感地圖也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德國學者巴貝特·蒂施萊德（Babette Tischleder）和薩拉·沃瑟曼（Sarah Wasserman）就曾尖鋭地指出，數字技術塑造了從基礎設施到親密關係的一切，算法不能再被理解為人類的產物，它們產生數據並追蹤人類的行為模式，人類理性和情感的作用似乎已經落後於算法的精確度、速度和複雜性了。正所謂“算法或數字甚至比你更瞭解你自己”，從記憶研究角度看，這句略帶戲謔的網絡流行語恰好説明了數字是如何深度捲入人們的情感構建的。

電視劇《三體》中的“人列計算機”

儘管在這種操作下，一個人的真實身份和情感實際上是被虛擬的符號代替了，情感有可能會趨同或同質化，但我們不能説這樣的情感就不真實，更無法判斷這樣的情感是否生動。因為情感一旦生成，就具有一定的強度，也必然會產生影響一個人行為的能力。所以，這個層面上的數字比第一種類型的數字更傾向於情感聯結，這裏的數字情感也更多具有話語“鏈接”的屬性——歷史與現場鏈接、記憶與現實鏈接、想象與真實鏈接等。

**第三，把數字和故事結合起來，數字具有揭示故事的功能。**比如，新聞報道中的數據驅動報道，數據驅動進行新聞報道在大數據時代是一個重要的新聞實踐，與敍事驅動並行不悖。這裏的數字情感雖然與第二種有些相似，但兩者不是一回事。數字更傾向於一種情感修辭，它不是對情感的抽象和對經驗的提煉，而是一種情感證實或情感增強。也正因此，我們開始越來越深入地反思數據驅動，並且習慣性地想要尋找數據背後的敍事性。在新聞報道中，我們會越來越多地看到這種熟悉的表述方式：數字不是冷冰冰的，數字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人、生動的事，是故事和生命。尋找數字背後的生命和情感已經成為我們對數字的期待。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轉換為另一個問題，即情感如何數字化表達。我把這種數字言情的方式歸納為一種劇場模式，就是説，**數字只有被安置在一個劇場中，成為劇場的一個要素，具備表演或展演的能力，數字才能言情，才能生成情感。**簡單説就是，數字必須在一個關係中，或者成為拉圖爾（Bruno Latour）意義上的行動元，它也許本身不行動，但可以促使其他行動者採取行動，從而保證一個行動者網絡的運轉。比如“30萬”這個數字，本身毫無意義，無所謂多也無所謂少，但是如果我把它作為一個行動元，放置在一個關係情景中，使其成為一個劇場元素，那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比如，一個10歲的人有30萬元的存款，可能我們會認為這個人很有理財天賦或者家境殷實；一個60歲的大學教授被騙了30萬元，我們又覺得這個教授缺乏生活能力，會寫論文但是不會辨別真假；30萬常住人口的城市在我國可能就算四五線城市，30萬人口的國家據統計只有7個，都是比較小的國家；但是如果我説30萬死難同胞，我們又會想到南京大屠殺，會對這個數字產生完全不同的感受和感情。這就是把數字放置在一個劇場中，使其成為對情感的增強性修辭。再比如，我們都知道表演時有些演員不背台詞，而是通過念數字的方式來對戲，為什麼這樣還能演下去？除了演員本身的職業素養外，如果從數字言情的角度來考慮，也許是因為那些數字被放置在了一個情境中，雖然那些演員唸的和聽的都是數字，但是心裏想的又是實際的劇本內容，所以這裏的數字其實與數字本身無關，成了驅動情境發展的“行動元”，所以演員的表演可能並不會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受到太大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空談數字時代的情感是毫無意義的，就像憑空説出一個數字，期待這個數字會和我們的情感發生什麼關聯，這個期待是一定會落空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數字時代的情感其實是沒有着落或無從着落的。不管是以怎樣的方式，**情感最終仍然只能被安放在“物”的身上，或者説，情感的主體、情感的對象、抒情或言情的媒介手段、情感的場合等，都無法完全脱離“物”而自主存在。**顯而易見，我們所討論的情感仍然是並且一直是人本主義的情感，是以人為情感主體所感受到的情感。即使是在技術大行其道的數字時代，情感也依舊是與生命、性靈交感互參的“身體之物”，而不是純粹的概念甚或技術的產物。

當然，情感本來就是具身性的，情感的物質基礎是身體，這在認知科學中本來就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們討論數字情感，最基本的還是要使數字與我們的身體產生關聯。**只要是具身範式的，數字就可以被認為是人性化的，就能夠形成富含文化意義的“場域”，塑造和影響我們的情感生成。然而，隨着技術的發展，現象學意義上的“肉身”逐漸成了一個問題，其不言自明性被技術顛覆了。更常態的身體狀態變成具身與離身相互混雜的狀態，技術全面介入肉身，作為“雜合體”的“賽博格”取而代之，肉身與數字、人與物交互混雜，生物機能與機械系統相互融合。

由此，數字越來越“非人性化”或“離身性”，不再直接或間接指向人的經驗、知識或歷史文化，而是趨於變成純粹的信息、技術，也即質料意義上的“沒有故事”的“物”；而數字情感也從人的情感系統逐漸演變為人工智能的情感系統。我們或可稱之為情感的“賽博格”。當然，人的情感與人工智能的情感完全不同，如果仍然站在人的立場上來看，人工智能的情感就又是另外一個巨大而複雜的學術議題了。

也許我們可以斷言，當未來技術足夠成熟，數字生成的情感或者基於算法和反應模式的人工智能情感會越來越易於被我們接受，我們也許會逐漸忘卻真實的、基於肉身的情感。情感的未來也是“物”，或者説，也是物化的。我們會意識到，我們對“物”的認知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傳統意義上沒有生命、不是主體、不能以能動者來思考的那個對象，有可能會變成有生命的、主體的、能夠自覺主動並有所行為的“新人”或“新主體”。物化的情感會被認為比基於肉身的情感更符合我們的認知，或者更令我們有認同感和歸屬感。這一切並非不可能。對此，我們也許需要更深入或者全新地理解“物的精神”，考察在“物轉向”的歷史趨勢背後所藴藏着的“人－物”關係和人文主義傳統中的“主－客”關係及其在歷史進程中的變化，從“物”的角度反觀我們的歷史敍事、文化生產和藝術活動，重新培養人類對“物”的認知，着重從世界的物質性構成重新看待世界，重新解讀人類社會行為中“物”的能動性和潛在力量，盡力彌合在人類的“物體驗”與“物的力量”之間尚未消除的巨大裂痕。

更重要的是，需要我們重新理解的不僅僅是“物”或者數字時代作為極端和特殊之“物”的“數字”，除此之外，**我們還需重新解讀“情感”：在技術的視角下、以“非人本主義”的立場重新解讀情感與身體、與心靈乃至與人類自身的關係。**從無生命、無主體性到變成人的對象、客體，再從再現、象徵、指涉、隱喻或暗示的中介，發展到迴歸物本身，“物”的經歷最終會證明，物化的深情是必然的，也許會越來越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