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觀念：不簡單以GDP論英雄_風聞

01

宏觀經濟好壞

與老百姓實際收入

並非完全相關

我們常説，某某家庭經濟條件好（或不好），通常指的是他所在的家庭條件比較困窘（或富裕），也就是“錢少”（或“錢多”）。

這是我們普通人對於“經濟”這個詞語，在微觀上的感受。

不過，我們正常人並不孤立存在，人這一輩子的活動範圍，不只是侷限於一個家庭，或是一個單位。我們還置身於一個很複雜、很龐大的現代社會。

如果從宏觀角度來看，國家發展經濟的目標，不是追求GDP最高，也不是單純地讓所有人都有錢，而是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和產品，讓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

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目的，只是為了讓所有人都有錢，直接讓造幣廠大量印刷和發行紙幣就行了。但是，如果真這樣做的話，老百姓錢包中的貨幣就會大幅貶值，物價就會飛速上漲。

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在津巴布韋，人均“億萬富翁”，老百姓的錢很多，但該國卻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甚至沒有“之一”。

從津巴布韋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等經濟狀況可知，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狀況的好壞，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

如：出台政策的可行性、發行貨幣的適度性、政治局勢的穩定性、市場持續的流動性，等等等等。

因此，我們不能把衡量一個家庭經濟狀況的標準，機械地套用在我們國家宏觀經濟的運行上，更不應該將老百姓實際收入情況與宏觀經濟好壞對立起來。

02

數學模型未必能準確

描述經濟現實

經濟是人們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一切物質和精神資料的總稱。

這裏的物質資料，指的是那些能滿足人們最基本生活需要的東西，如“衣食住行”。

精神資料，是指那些能滿足人們在思想和心理等層面需求的東西，如科學、娛樂、教育、文化、藝術、道德等。

從“經濟”的含義可以看出，社會經濟生活涉及到的領域很廣。那麼，問題來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狀況，怎麼來衡量呢？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盡頭是數學。

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為了解答上述這一問題，嘗試收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統計數據，做出數學模型，來研究、指導和預測經濟發展動態。

簡單來説，就像在上面這個最簡單的散點圖中，一堆零散的“點”就是某地區、某行業或某單位的具體數據，中間這條“線”，就是根據這些散點分析出來的大致分佈情況。

不過，我們也應當看到，即使是在同一個座標，其對應的另一座標的多個散點之間，也是有較大差距的。

也就是説，從微觀的角度來看，我們個體或家庭對經濟數據的感受，是存在較大差異的，不可能所有人都圍繞着同一個規律分佈。

打個比方説，A、B和C三位職工有一個共同的X座標（同一個公司），三人的Y座標（收入）差距十分懸殊，A月薪5萬，B月薪1萬，C月薪6千。

但是，為了方便把握公司職工收入狀況，“統計”後可能會得出三者平均月薪是2.2萬的結論。ABC三個人對於“統計指標”的微觀感受，肯定會截然不同。

前面兩圖的變量還比較少，數據運算起來還輕鬆一些。但是，如果擴大到一個地區、一個國家，這就需要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各種各樣的生產消費數據。

構建這樣一個如此規模龐大的經濟模型是十分困難、很難辦到的，計算機內存的處理能力和存儲空間可能也難以維持。

更多的可能，是根本無法全面統計，如果能全部計入GDP的話，GDP更高，更“好看”的話，全世界都不會等閒視之。

於是，西方經濟學就開始玩抽象——假如所有人都規律地分佈在一個座標上，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我們都讀過《魯濱孫漂流記》這本小説，裏面談到的理性主義、清教思想、資本主義進程等內容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一些經濟學家援引魯濱遜的故事來支撐自己的經濟學理論。

“魯濱遜經濟”經過100多年的發展，逐漸從個別經濟學家所援引的孤立個例的故事變成了經濟學家根據自己的需求而“二創”“三創”的故事，魯濱遜逐漸被歪曲成了一個十分理性的“經濟人”。

魯濱遜能夠量化不同商品的邊際效用，有極強計算能力，能在複雜決策中找到最優均衡解……甚至魯濱遜連逃離荒島的求生慾望也沒了。

新古典經濟學藉助“魯濱遜經濟”這一模型建立起自己的理論大廈，並利用這一模型的“簡潔性”特點奠定了它在經濟學教學中的基礎性地位，比如範裏安就在他《微觀經濟學》教科書中運用這一模型講解生產者理論。

就這樣一個被徹底改造了的孤立樣本，卻被新古典經濟學用來印證、解釋其基礎理論的強有力的支撐，甚至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模型。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是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漁夫和獵人的那種魯濱遜式的故事，是18世紀站在“市民社會”立場上的一種虛構，是“荒誕無稽的看法”。

我們所處的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草台班子，“非理性”“混亂無序”才是常態，純粹的“魯濱遜式”的“理性人”反倒是幾乎很少存在的。

也就是説，西方經濟學搞的多數經濟學模型，脱離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複雜社會關係，用虛構的、過於理想化的模型或假象來解釋和指導現實世界經濟發展。

這在大多數情況下當然是很難準確反映現實的。

03

兩種經濟核算體系的區別

既要考察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狀況，又無法得到全部經濟數據，怎麼辦？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從諸多經濟指標中，選擇了幾個自認為最重要、最典型的指標，用來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動態，各自探索出了自己的方式。

列寧那一代布爾什維克最早使用的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

在當時那個年代，物質資料匱乏比較嚴重，因此核算經濟狀況時主要以物質資料生產為主。

按照當時對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他們根據勞動的性質，將國民經濟劃分為物質生產活動和非物質生產活動。

社會主義的生產活動，為社會創造價值和價值之上的剩餘價值，因此要計入MPS。而非物質生產領域（如，科學、文化、教育、衞生、行政管理、國防……）不直接創造物質產品，因此投入的社會勞動則不能計入國民收入。

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比較普遍的經濟活動，在當時也不能被核算進國民收入的。比如，為社會提供勞務……

從上面MPS的核算範圍可以瞭解到，MPS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不可否認它也有不足之處。

而西方國家則採用的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與MPS不同的是，他們將服務活動（如，資本主義僱傭勞務等）核算進了國民經濟生產活動。

由於兩種不同意識形態、兩種不同政治目的的影響，MPS與SNA考察的經濟指標不完全相同，因此無法相互轉換。

新中國成立後，抓物質生產是當務之急。因此，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考察和核算經濟狀況時，也採用了蘇聯的MPS。

1985年後，隨着我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研究，逐漸改用聯合國推薦的SNA核算體系。並且從1993年起，我國徹底實行SNA。

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們能夠更直觀地與市場經濟國家進行比較經濟發展狀況。

04

GDP無法代表經濟健康程度

GDP，全名為“國內生產總值”，是指在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

GDP是SNA體系中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也是世界上目前通用的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的標準。

然而，GDP看似簡單，實則上它作為一種經濟規則，從一誕生就帶着意識形態的色彩。

GDP核算方法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它被創立和使用的初衷是為美國政府服務，為了處理經濟活動、加速資本週轉服務，並不能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的健康程度。

美國長期奉行“資本至上”“富人至上”，受資本主義制度影響，深陷資本主義週期性的危機。美國政府為了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政治目的，迫切需要用GDP這一指標來反映和指導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情況。

隨着美國在二戰後通過推動佈雷頓森林體系，將GDP與美元掛鈎，GDP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被普遍使用，它也被聯合國推薦給各國作為各國經濟對比的“統一標準”。

最早提出GDP這一概念的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就曾發出警告説，“GDP不能反映一國經濟的全部，尤其是民眾的幸福感和社會發展狀況。”

我國在全面採用GDP核算之後，背後的問題逐漸顯現。當然了，這些問題國外亦有之。

第一、難以避免統計誤差和弄虛作假。中國人口基數大，領土範圍廣袤，再小的統計誤差乘以十幾億人口，都容易造成巨大偏差。

打個比方説，在隨機抽樣調查時，假如要統計一個鄉鎮各村莊收入狀況，可能會隨機抽該鎮某一個村進行調查，用該村收入來估算該鄉鎮20個村莊居民平均收入。或用該村某20户家庭的平均收入來估算全村平均收入。

如果抽到的是一個經濟條件差的村莊或家庭，那麼全鄉鎮的平均收入可能就會被低估。反之，該鄉鎮的GDP就會高估。

為了片面追求GDP增速或數額，某些地方會弄虛作假，給GDP注入水分，產生“唯GDP論英雄”的扭曲政績觀。在幹部任命提拔時，那些為老百姓辦實事的領導幹部可能受到打壓，那些弄虛作假的人可能被委以重用。

最近，中央紀委就曝光了山東政協原副主席孫述濤為了追求政績、授意主導GDP造假的案子。他曾喊出“做全省第一方陣”口號，制定脱離實際的虛高目標，迫使基層幹部對經濟數據造假。

這説明擠水分很有必要，也客觀説明了國家和省市統計數據一定程度上存在前後不一的情況。

第二、GDP增長不代表社會進步、社會財富和福利增長。比如，按照GDP的指標計算，某地政府修建了豪華的辦公大樓，搞面子工程，或者是將橋樑道路外包給私人企業搞“豆腐渣工程”，所涉及的建造費用會計入GDP，該年度可能會顯示今年“經濟增長”，但實際上對於老百姓的民生福祉是毫無意義，甚至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再比如，大霧天氣幾輛汽車在高速上相撞，那麼與之產生的醫療費、護理費、拖車費、修車費、保險賠償、訴訟費、誤工費……甚至喪葬費，按照GDP的規則都應該計入。

雖然GDP在這裏可能增加了百十萬，但這反而可能給幾輛車司機或乘客及其家庭造成重大負面影響。

第三、無法全面統計經濟活動。比如説，賭博、賣淫嫖娼、婚外情、高利貸、走私、毒品交易、貪污賄賂等現實存在的地下經濟活動，難以被準確統計。

但是，如果不被計入GDP，就容易被相關部門忽視，導致我們在工作中只抓有利於GDP增長的環節，縱容社會負面現象存在，從而不斷侵蝕社會主義中國的廣大羣眾基礎。

第四、不能反映經濟結構性問題。“槍炮一響，黃金萬兩。”一些國家或地區常年發動戰爭，其戰爭期間的GDP往往激增，雖然能提升GDP，卻對本國和他國人民留下難以彌補的創傷。

一些國家或地區，為了營造所謂的“虛假繁榮”，大量發行貨幣，物價飛速增長，GDP也隨着“水分”而水漲船高。

（CPI指消費者物價指數

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

一些資源型國家或地區，其GDP增長高度依賴於資源的快速消耗，雖然能在短期內快速提升GDP，但是長期來看這種增長模式，對資源和環境的破壞巨大，猶如飲鴆止渴。

如，一些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一些煤炭資源豐富的城市……只重視重工業輕視了其他行業，最後導致資源沒了，就無新的增長源泉了，即使現在拼命發展旅遊，也很難見起色。

第五、不能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實富裕程度，也不能反映貧富差距問題。比如，美國金融市場“虛假繁榮”推動了GDP提升，促使財富向少數金融資本集團集中，“百分之八十的財富集中於百分之二十人手中”，沒有增加真實的經濟價值，反而使實體經濟走向衰退，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

各種苛捐雜税，壓垮了許多美國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難以負擔房租、兒童保健和醫療費用等，貧困率高達12.9%。一旦普通人不能及時還清高額債務，政府直接將其住宅收走，導致許多人在街頭流浪。2024年，美國需要救濟的流浪者人數超過了77萬，同比暴漲了18%，大約每10000名美國人中就有23名是無家可歸者。

為了對付這些街頭的流浪漢，某些地方甚至形成了消除無家可歸者的產業。比如，加利福尼亞州政府近年來就批准了超過7億美元的預算，在他們的武力干預下，至少清理了12.3萬無家可歸者的帳篷。

儘管這些政客的嘴巴里面總是強調“公正、平等、人權”，但美國社會的“發展機會已高度不平等”，各種仇恨憤怒在持續積累，必然會持續發生羣體性社會動盪。

第六、GDP只停留在理論層面，在實踐中很難精確描述經濟狀況。按照GDP的規則，通過“生產法”“支出法”與“收入法”三種方法進行核算後得到的結果應該是一致的，但是在實踐中受資料數據限制，三者有較大的差異。

GDP的缺陷還有許多，這裏只是隨便挑幾個論述。

因此，對於一個國家或地區而言，GDP與經濟健康發展狀況並不是相關的，確實不適合等同於全部的經濟問題；對於大多數普通民眾而言，GDP也與人民生活水平並不直接相關。

05

破除“唯GDP論”的

一些理論依據

紅軍在歷史上曾犯過“單純軍事觀點”的錯誤。

當時的紅軍中，有這種一種錯誤思想：當敵人重兵圍剿，兵力薄弱的紅軍卻把一城一地的得失看的很重，非要與敵人在軍事上“拼命”，要血戰到最後一人。

殊不知，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消滅敵人”，紅軍如果人都全部戰死了，談何去“消滅敵人”，談何解放全中國？

所以，教員提出了“運動戰”“游擊戰”，戰爭條件明確於我不利時，要暫避鋒芒，勇敢地撤退是為了保存實力，以待時機再消滅敵人。

比如，胡宗南在1947年帶領20萬大軍進攻當時僅有3萬解放軍的延安，教員運籌帷幄，下令撤出延安。我軍化整為零，和敵人進行周旋，等敵人筋疲力盡之後，再集合主力部分對其進行殲滅。面對比解放軍多10倍的敵軍，我軍打出了三戰三捷的戰績，讓胡宗南企圖摧毀延安的計劃直接宣告失敗。

教員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總結，“單純軍事觀點”就是忽視政治、忽視羣眾,只為打仗而打仗，是軍事上的近視眼。

其表現是：

“（一）認為軍事政治二者是對立的，不承認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甚至還有説“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則更進一步認為軍事領導政治了。（二）以為紅軍的任務也和白軍相彷彿，只是單純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三）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四）在宣傳工作上，忽視宣傳隊的重要性。在羣眾組織上，忽視軍隊士兵會的組織和對地方工農羣眾的組織。結果，宣傳和組織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狀態。（五）打勝仗就驕傲，打敗仗就消極。（六）本位主義，一切只知道為四軍打算，不知道武裝地方羣眾是紅軍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一種放大了的小團體主義。（七）有少數同志囿於四軍的局部環境，以為除此就沒有別的革命勢力了。因此，保存實力、避免鬥爭的思想非常濃厚。這是機會主義的殘餘。（八）不顧主客觀條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願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羣眾工作，只想大幹，充滿着幻想。這是盲動主義的殘餘。”

教員在另外一篇文章分析軍事與政治工作的辯證關係時，還有這樣一句名言：

“紅軍不是一個簡單打仗的東西，它的主要作用是發動羣眾，打仗僅是一種手段。並且打仗的時間、分做羣眾工作的時間乃是一與十之比。”

因此，我們在進行軍事鬥爭時，不能為了打仗而打仗，必須把更多時間精力，放在政治工作（發動羣眾、維護羣眾根本利益）上。

早在列寧的時代，俄國的工人階級也犯過“片面經濟主義”錯誤，當時甚至還形成了小團體“經濟派”。

這些信奉“經濟主義”的人認為，政治鬥爭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的事情，跟工人階級沒關係， 應該單純地爭取某一個工廠“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的經濟鬥爭。

俄國的這股“經濟主義”思潮，號召工人階級幹一些表面上的經濟鬥爭，而不是觸及俄國統治階級的根本。

他們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領導作用，否定向工人階級進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有將俄國工人階級淪為資產階級改良派政治附庸的危險。

列寧對此是堅決批判，最終從思想上徹底粉碎了經濟主義的侵蝕。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

因此，我們黨和國家正常情況下開展的許多工作都應該從全局出發，做好全面佈局。不管是搞軍事，還是搞經濟，都不能搞單純的某一路線，不搞“一條腿走路”。

06

不唯GDP

但也不能不要GDP

在早期，我們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為了與世界接軌，學習西方國家先進經驗，我們派了許多留學生去西方國家學習他們的經濟學理論。

但是，受時代條件和國民教育水平的限制，許多留學生像是“翻譯機器”一樣，把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幾乎原封不動地翻譯和抄錄了回來。

西方經濟學原本是為西方資產階級服務的，而這些沒有經過“辯證否定”的經濟學理論，被一些經濟學家直接用於指導我們的經濟實踐。

因此，在實踐中，不少地區或多或少地也曾犯了“單純經濟觀點”的錯誤。

在某個特定時期，某些地方為了片面追求GDP增長，“唯GDP論英雄”，忽視資源消耗和環境保護，忽視民生福祉，忽視法治建設……導致許多人的生活重新進入混亂無序的狀態。

這裏的唯GDP論，與俄國的“經濟主義”雖然都是經濟領域，但也不能將兩者等同，只是説有相似之處，那就在開展工作時比較片面、近視。

隨着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研究，越來越多的人也認識到了GDP不是最終目的，不能再簡單粗暴地對照着這個“神聖”的GDP核算方法來抓中國的經濟了。

《之江新語》（2004年12月27日）這樣寫道：要認清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最終目的是什麼，GDP、財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標，但都不是最終目的，其最終目的就是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包括改善人們的物質生活、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等等。

2013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首長再次強調“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

上文提到了“既看發展又看基礎”，“發展”很容易理解。那麼，什麼是基礎？

我最近在看《列寧選集》時，看到了列寧對自己文章中的“社會主義意識”一詞的註釋：“社會主義意識是保障我們獲得勝利的唯一基礎。”（《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1900年11月初）

這兩處“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

這就是説，我們抓經濟工作時必須要旗幟鮮明地彰顯社會主義意識，不能“削足適履，不能為了對照市場經濟的鞋子尺碼，而砍掉自身立足的腳掌”。

從那之後，我們黨內明確樹立了一個新的“風向標”：決不能片面追求經濟利益，不能再簡單粗暴地用之前的GDP來考核了。要追求更高質量的發展，追求綠色的GDP，把民生改善、社會治理、生態環境、文化強國等指標納入考核……

也就是從那開始，我們國家開始重點在經濟領域探索轉變發展方式，深化在經濟領域的改革，並提出了許多創新理論（這些理論的背後對應着嚴峻的現實問題）。

這裏受篇幅所限只引述經濟領域的部分理論：

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黨的決策部署必須貫徹到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守住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根本原則。

堅持推動中國式現代化：西方的那種貧富差距懸殊的現代化不是我們中國人民需要的。我們走的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我們的立場是為了人民，不是“資本至上”，我們絕不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

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堅決整改、糾正經濟制度中存在的負面問題。

堅持高質量發展、推動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此外，還有堅持發展新質生產力、構建新發展格局、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部署實施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這些理論，每一處都閃耀着社會主義的光輝。在實踐中，我們也是按照這些創新理論穩步推進的，十幾年間在各個領域發生的調整與變化，我們所有人都有目共睹。倘若不是新冠疫情影響，我們的部分普通羣眾的實際感受不會像今天這樣消極。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如果GDP成為世界第一，中國貧富差距日益懸殊，中國的老百姓普遍水深火熱，那麼即使是世界第一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因此，中國不能完全按照國外的MPS或SNA來核算經濟狀況，必須根據本國國情來改進GDP核算方式，這項工作勢在必行，也正在進行中。

今天本人重新提到要改進衡量經濟核算考察辦法，並不是因為我們某些地區公佈的GDP增速下降了，才提到GDP的缺陷來“強行挽尊”。這是十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佈局的事情，這是早已擺在明面上的事情，只是我們普通人沒有關注到。

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們面對的複雜形勢都是前人沒遇到的，我們做的經濟工作也都是前人沒做過。

在這麼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探索一個既不能完全是計劃經濟、又不能完全是市場經濟的、與現行的兩大模式都不同的全新考察評價體系，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工程，並非一日之功，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初步形成。

而且，即使是形成之後，還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問題，而不斷調整指標和完善經濟核算體系。

欲速則不達。在目前，全新的經濟考察核算體系還尚未正式形成，還不能直接破除GDP的辦法，更不能脱離當下的國情，重新走MPS的老路。

可以説，GDP對我國發展經濟的作用，已經從“指導”變成了“參考”。倘若直接放棄GDP考核，一些不善於做經濟工作但又精通表演藝術的“小丑”們，豈不是光靠“喊喊口號”“表表忠心”就博取了羣眾關注？

今天，我的一個朋友給我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GDP就像是美國的高考試卷，這份考卷對於美國考生而言，考試大綱和內容都是相適應的。當我國拿來參考甚至決定衡量我國高中生的學習成績時，我們還需要考慮是否有超綱的地方、是否有遺漏的重要知識點、語言翻譯是否貼切、選用的案例是否符合中國學生的思維習慣……只有綜合考慮了這些因素後，我們根據美國考卷重新制作的試卷，才是有“參考”價值的。如果不管不顧、生搬硬套，我們的考生必然考不出優異成績，也必然無法全面衡量我們考生的綜合素質。

因此， 搞清楚GDP對於我國經濟發展的辯證關係後， GDP這個工具，我們還不僅要研究，還要研究好，根據我們的需要不斷改進GDP的核算方式，對GDP的指標進行“揚棄”，使GDP核算方式更好地與我國經濟發展狀況適應，使它更好地為社會主義中國服務。

正如首長所説，“不唯GDP，但也不能不要GDP。”“我們既要GDP，又要綠色GDP 。”

07

辯證看待我國目前的

經濟發展狀況

最近，一羣美國人湧入小紅書，和中國網民“對賬”。我昨天恰好刷到一則視頻，一個美國女大學生哭着控訴“太不公平”。

她説自己因在美國上學貸款要揹負一輩子而幾乎崩潰，在美國要打四份工才能勉強支付自己上大學的房租，而中國的億萬學生居然全都可以享受着九年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獎助學金和助學貸款等社會福利政策。

中國的不少網友們紛紛評論，自己接受着免費教育，卻一直以為是理所應得的，一直以為美國也是免費的，沒想到美國的學費這麼高，簡直不敢想象。

國民教育，這還只是一個普通的例子，最近小紅書上還湧現了許許多多的其他例子。

因此，在比較中美兩國的經濟狀況時，我們不能簡單地用GDP高低來評價。誰高誰低，已經不那麼重要了。我們之所以還在沿用，大概是想證明：有朝一日，我國直接用你們美國的考卷，仍然可以考第一，讓你們輸的心服口服！

話説回來，我們在衡量對比各國經濟情況時還是要採取老老實實的態度，應綜合各項經濟發展指標，實事求是地認識到本國在某些關鍵指標上的短板不足，不掩飾、不迴避，正視與發達國家存在的差距，並不斷加以改進。

但是，我們也不能妄自菲薄，用那些正在解決但尚未完全解決的弱項指標，來低估和嘲諷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

對於一些明顯能彰顯“社會主義優越感”的經濟發展指標，我們也不能輕視、無法否認它們對於我們當今社會進步、民生改善的巨大推動作用。

當然了，我們也不能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自欺欺人，説我們已經全面“歲月靜好”了。我們這一代人要做的工作，是在前人打下的堅實社會主義基礎上，把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向前推進，努力在新的時期不斷“建新功”。

中國的經濟發展，最不能忽視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實際感受，而老百姓主要是通過住房、教育、醫療、就業等民生問題來感受經濟發展狀況的。因此，徹底解決這些民生問題也必然是在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或深化改革的重點工作。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國家經濟發展與個人的柴米油鹽不應該對立起來。只有國家經濟好了，才能提供更多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和產品，老百姓的生活才更有奔頭、更豐富多彩。

我們走的是正道，隨着歷史進程的推進，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定會越來越繁榮富強的，個人對於經濟發展在微觀上的暫時的負面感受也一定會逐漸的衰退。越來越多的人，也會逐漸地理解國家，支持國家。

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不能只靠政府部門宏觀調控，也不能只等着市場的自由調節。更重要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儘可能地少點抱怨、多點貢獻，“積少成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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