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駿 | 如何“成就我們的國家” ——在美國以外思考一個美國哲學家提出的問題_風聞

在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深刻演變的背景下，美國政治生態變遷始終處於世界關注的焦點。特朗普當選總統這一重大政治事件，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廣泛且深遠的連鎖反應，對美國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層面都產生了深刻的重塑作用。在此背景下，學界急需突破傳統思維定式，探尋新的理論生長點與實踐方向。

美國哲學家羅蒂提出的 “成就我們的國家” 這一命題，為洞察美國政治、西方左翼思潮以及中美關係等諸多關鍵議題提供了獨特的思考維度。

童世駿教授一文，圍繞“成就我們的國家”這一核心命題展開了探討，對理解當下複雜多變的世界局勢具有啓發意義。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編者按

如何“成就我們的國家”

——在美國以外思考一個美國哲學家提出的問題

童世駿｜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上海紐約大學校長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成就我們的國家”是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在1997年所做的一個演講的題目，也是他於1998年出版的以該演講為基礎的一本書的書名。借羅蒂“成就我們的國家”這個命題做一番討論，有助於我們對當下美國政治及其全球背景、對當今西方左翼及其民眾基礎、對中國的自身發展及其世界意義，做一些相互關聯的深入思考。

理查德·羅蒂

當代美國政治：如何在全球的南北關係中處理國內的左右矛盾

之所以要借羅蒂的“成就我們的國家”命題做一點討論，與羅蒂稱為“我們的國家”的那國狀況有關。2016年11月20日，距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一次總統選舉意外獲勝後沒有幾天，《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説“理查德·羅蒂1998年的書預示了會有2016年大選”，還説要不是這位哲學家早在2007年就離世了，這幾天他家裏的電話會被打爆的。八年之後，特朗普第二次總統選舉以明顯優勢獲勝。現在大概沒有誰想給羅蒂家打電話了，但可能還是有不少人想知道，羅蒂二十多年前的那本書裏到底説了什麼。

概括起來，羅蒂在《成就我們的國家》一書中，表達了三個觀點。

**第一，“我們的國家”現在危機重重，**如果應對失當，忍無可忍的選民早晚會選出一位反民主、反體制的總統。

第二，“我們的國家”確實有許多問題，但它仍然有許多值得自豪之處，有努力改進、成就未來的廣闊空間。

第三，曾經對“成就我們的國家”貢獻極大的美國左派，無論從歷史過程來看，還是從目前構成來看，都包括各種類型；而當今美國深刻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左派力量的主流或左派興趣的重點變了，從主張自上而下改良的“老左派”轉到主張自下而上改制的“新左派”，從主張通過立法改進來解決貧窮、失業和無家可歸等社會問題的“政治左派”，轉向主張通過學術研究、課堂教學和校園文化來揭露各種歧視、消除施虐心理的“文化左派”。羅蒂對“文化左派”的成就是有高度評價的；但他擔心，“文化左派”已經與“政治左派”脱節，他們“只喜歡談論‘制度’而不喜歡談論具體的社會實踐和具體的社會變革”。但問題在於，“就在社會默許的施虐行為穩步減少的同一時期，經濟不平等和經濟無保障的現象卻日趨嚴重。”

上段最後這句話，或許可看作是《成就我們的國家》一書的點睛之筆，因為它既提示了羅蒂提出“成就我們的國家”時他的祖國正面臨的最重要挑戰，也提示了羅蒂心目中“我們的國家”所取得的最自豪成就（如進步運動、每週 40 小時工作制、婦女選舉權、羅斯福新政、民權運動、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種種成功，或同性戀運動）。在羅蒂看來，自豪於“我們的國家”過去的成就，不迴避我們當前面對的挑戰，這二者對“成就我們的國家”缺一不可。換句話説，羅蒂強調的是作為名詞的“成就”（achievement）與作為動詞的“成就”（achieve或 achieving）之間的內在關係，他主張的是在“我們的國家”之“成就”的基礎上不斷“成就我們的國家”：“我們應該直面自身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不能認為這些不如意事實對我們獲得幸福的機會，對我們的民族性格，是一槌定音的。我們的民族性格是仍在塑造過程之中的。”在羅蒂看來，“沒有人能在1997年知道，美國不會在下個世紀見證更大的道義進步。”

羅蒂上述觀點藴含着一些哲學上很有啓發但也很有爭議的觀點，對此我們在本文第三部分會做討論。這裏先就羅蒂的“就在社會默許的施虐行為穩步減少的同一時期，經濟不平等和經濟無保障的現象卻日趨嚴重”這句話本身做一個補充説明：對當今美國社會（以及美國左派）所面臨的這個挑戰，羅蒂雖然要求美國左派去高度重視和正面應對，他自己卻坦言，他並不知道這個挑戰如何應對。“經濟不平等”和“經濟無保障”當然並非今天才有的新現象，**但****當今美國出現的經濟不平等和經濟無保障，卻與全球經濟而不僅僅是美國經濟有着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繫。**在《成就我們的國家》中羅蒂寫道：“全球化產生了這樣一個世界經濟，在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為防止本國工人貧困化而採取的措施，都只會剝奪他們的就業機會。” 在1997 年的一次訪談中，羅蒂對此有更明白的解釋：發達工業國家（如歐洲、北美、日本和韓國）“需要一個資產階級化的工人階級；也就是説，他們需要一個生活條件與中產階級相差不大的工人階級。但這一點是這些國家不會實現的，因為這樣一來所有工作崗位都會流失到泰國、非洲、斯洛伐克等國家那裏。”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底層那75%的美國人與底層那95%的世界人口之間發生尖鋭矛盾；而這樣的矛盾，從經濟全球化得益的那個少數人羣，是不想讓多數受害人羣看清楚的。在羅蒂看來，“文化左派”所關心的“文化問題”，恰恰是“國際超級富人階層”想用來轉移無產者注意力的東西；他們最希望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無產者會誤以為危機的根源在於種族衝突、宗教衝突和生活方式衝突，而不是當今世界的財富分配方式。羅蒂敏鋭地看到，對這種局面的思考，會引起左派的兩重反應。“**第一種是堅持認為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現象需要緩和，**尤其是，北半球必須與南半球分享其財富。**第二種是堅持認為一個民主的民族-國家的首要責任，是救助本國的處境最不利公民。**這兩種反應明顯是對立的。特別是，前者建議老牌民主國家開放國界，而後者則建議關閉國界。”寫到這裏羅蒂加了一個注，説在1996年哥倫比亞大學的一次會上，牙買加裔美國曆史學家奧蘭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提出，為了保護美國工人，政府遲早要關閉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但他話音剛落，就遭到一些人大聲詰問：“第三世界的工人怎麼辦？”羅蒂説這樣的詰問是不同尋常的，因為“黑人學者一般不會受到以白人左派為主的聽眾的譏笑，但這一次卻是例外。”然後羅蒂寫道：“我認為帕特森提出的問題可能會給21世紀美國左派造成最深層的裂痕。我希望能夠想出一些好辦法來擺脱這個困境，但很遺憾，我無計可施。”

美墨邊境建牆

將近30年以後，羅蒂倘若健在會感到更加遺憾的是，美國左派內部的這道“最深層的裂痕”，以一個力主在美墨邊境建牆隔離的政治素人兩次贏得總統大選的形式，放大到了整個美國社會，乃至整個世界。

西方左翼學界：能否在“承認”和“再分配”之外找到新的詞彙

之所以要借羅蒂“成就我們的國家”命題做討論，也與筆者去年夏天在貝爾格萊德大學參加的一個學術會議有關。2024年7月12日至15日，貝爾格萊德大學的哲學與社會理論研究所組織了一個會議，來自世界各國的100多位學者聚集在該校行政主樓討論一個主題：“變化”。這個會議值得關注的，不僅是這座見證了1863年以後無數變化的建築裏對於“變化”這個主題的學術討論，而且是會議期間舉行的一個榮譽博士授予儀式。在這個儀式上，來自德國、英國和法國的三位哲學家發表了感言，德國哲學家阿克塞爾·霍耐特（Axel Honneth）的發言尤其給當時在場的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位被公認為當今世界最著名批判理論家之一的學者在發言中不僅感慨當今世界已經變得面目全非，而且坦言，面對這樣的局面，他和他的西方左翼學界同道，是應該做出深刻反省的：面對如此變局，我們有沒有為公眾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概念、甚至他們所需要的詞彙？羅蒂《成就我們的國家》一書的副標題是“二十世紀美國的左翼思想”；既然此書被認為有預見特朗普上台的先見之明，美國左翼學者要對特朗普相隔四年以更大優勢重回白宮這件事情做出反思，甚至包括整個西方的左翼學者要對同時期發生在各國的類似現象做出反思，自然就有必要重温羅蒂將近三十年前的論述。

有意思的是，羅蒂在《成就我們的國家》中所批評的“文化左派”所使用的一個關鍵概念，霍耐特可以説是它的最著名闡發者。羅蒂説“1960年代新左派的後學在學院內創建了文化左派。該左派的許多成員專門研究他們所謂的‘差異政治學’‘身份政治學’或‘承認政治學’。文化左派思考得更多的是屈辱而不是金錢，是深層隱性的性心理動機而不是淺層明顯的貪婪。” 對應於羅蒂這裏提到的“承認政治學”（politics of recognition），霍耐特出版於 1992 年的《為承認而鬥爭》一書，提供了最集中的理論論證；而出版於2003年的霍耐特與美國哲學家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合著的《再分配還是承認？》一書的書名，雖然並非對兩位作者觀點的準確表達，卻以生動形式體現了羅蒂所説的“政治左派”和“文化左派”的立場反差：“政治左派”關注的是再分配（redistribution）問題，而“文化左派”所關心的是承認（recognition）問題，這兩個問題分別對應於羅蒂在《成就我們的國家》中所説的“自私心理”和“施虐心理”。霍耐特把“承認”問題作為比“再分配”問題更基本的問題，把社會主義的再分配理想看作是為承認而鬥爭的一個亞種；弗雷澤雖然像霍耐特一樣認為當代世界中關於再分配的鬥爭僅僅訴諸普遍主義標準是不夠的，但不贊成把分配和再分配問題放在承認的問題之下，而認為兩者是同樣根本的、相互不可還原的。但即使是比霍耐特更重視“再分配”這個政治左派傳統議題的弗雷澤，也認為“‘為承認而鬥爭’正迅速成為20世紀後期的政治衝突的典範形式。‘承認差異’的種種要求激發了各類羣體在民族、種族、‘族裔’、性別和性行為方式的旗幟下動員起來。在這些‘後社會主義’衝突中，羣體身份替代了階級利益，成為政治動員的主要媒介。”弗雷澤即使主張把再分配問題與承認問題相提並論而並非歸在後者之下，也認為必須把再分配問題與承認問題連接起來，認為不然的話就無法提出“適合我們時代要求的批判理論框架。”針對弗雷澤的觀點，羅蒂在2000年發表一篇題為“‘文化承認’是左翼政治的有用概念嗎？”的文章直接與之商榷。**在羅蒂看來，“文化承認”把左翼思想的重點從原先對共同體中每個個體成員所擁有的共同點的承認，轉向了對個人所屬羣體或文化之間差異的承認；而文化差異之成為新生代左翼力量的關注重點，又因為“在今天的美國，如我們必須坦承的，左派的多數在學界。”**學院左派傾向於認為，自己的專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通過婦女研究、非洲裔美國人研究、同性戀研究等項目而發現的文化差異現象是重要的；他們雖然對自己貢獻頗多的那些文化變革非常瞭解，但“對如何反抗里根的劫貧濟富政策，如何幫助鏽帶的失業工人，或者如何確保全球經濟不讓美國工薪者貧困化等卻知之甚少。由於文化把經濟推到了一邊，美國異性戀白人男性工人階級就會情不自禁地以為，左翼學界對他們的問題是沒有興趣的。”弗雷澤雖然不像霍耐特那樣把再分配問題歸結為承認問題，但羅蒂認為，即使把“文化承認”與再分配問題相提並論，也依然是出於左翼學者對自己專業的過高估計：“學者們總是急於讓自己確信，他們正在做的事情對於左翼政治來是有核心意義，而不只是邊緣性的。”

羅蒂説上面這些話的時候，社交媒體還沒有成為美國社會的主要傳播媒介；在他於2007年去世的時候，阿拉伯之春、英國脱歐、“米兔”運動、“黑命貴”運動以及2016年和2024年美國大選等還沒有發生。如果考慮到最近一二十年來所發生的于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謂“公共領域的新的結構性轉型”，羅蒂對於西方左翼與西方社會之間的關係，可能會有新的看法：以學界為主要陣地、以文化為關注焦點的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的左派，非但會在跨越各種特定邊界的經濟全球化浪潮面前力不從心，而且會在建造各種“繭房”的網絡技術操控面前難以招架。“Woke”（發音是“沃克”，原意為“覺醒”）一詞在最近十年所經歷的意義嬗變，或許可用來説服這方面的狀況。

《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

“Woke”一詞最初是非洲裔美國口語中的一個詞，原意是醒悟到種種社會不公平；“to be woke”的意思是對不公平的現實保持警覺。2008 年美國歌手艾莉卡·芭朵（Erykah Badu）在一首名為《大師》（“Master Teacher”）的歌中用了這個被認為黑人很早就用來表達對美國司法制度中的種族歧視的詞，一遍又一遍地吟唱“I stay woke”（“我保持覺醒”）。這句話很快流傳開來，尤其在2010年代數起非裔美國人被警方錯殺事件導致的名為“黑命貴”（BLM，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中，“woke”一詞被廣泛用來表達對不平等不正義現象的警覺狀態。用一位學者的話來説，“很少有一個英文詞，像 woke這個詞那樣，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在英語世界內外那麼廣泛地傳開。”但是，隨着“woke”以及“wokeism”（覺醒主義）被越來越多地用來泛指對美國社會各種被認為不正義現象的各路抗議力量，隨着這個詞從美國社會出口到了英國，甚至到了一些歐洲大陸國家，尤其是，隨着這個詞從一個社會力量用來自我指稱和自我激勵的口號，變成了政治評論和社交媒體中用於報道和描繪特定對象的標籤，這個詞本身迅速發生了由正面到負面的意義變化。在2003年，使用這個詞的人通常會是一個黑人，“woke”的意思是告誡或提醒要對針對黑人的美國警察暴力保持警覺。而在 2023年，使用這個詞的人很可能是白人， “woke”的意思很可能已經變了，變成是指那些對社會正義問題執着得有點神經過敏的人。根據一位學者的研究，短短二十年間這個詞所發生的這種意義鉅變，是“一個詞語誤用過程”的結果，而這個過程的主要推手，則是像推特這樣的在線社交媒體：“這個過程把‘woke’這個詞從一個邊緣羣體（黑人羣體）中拿到更廣的用詞範圍，並且在這過程中剝去那個羣體賦予該詞的原意，代之以一種可笑而新異的更大羣體用語的意義。”根據2024 8 月法國《世界報》的報道，在2022年10月完成對推特收購併在2024年7月宣佈支持特朗普競選總統的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在去年七月底與一位加拿大心理學家的訪談中透露，他的意識形態轉向的關鍵是他年幼孩子在新冠時期的性別轉換；他把這事歸咎於他所謂的“沃克心毒”（woke mind virus），併發誓將它摧毀。

Erykah Badu

從某種意義上説，在經濟全球化和媒體平台化的雙重背景之下，美國左翼不僅以其“所不為”，而且以其“所為”，無意中幫助特朗普再一次並且以壓倒優勢入主白宮。為了走出這種尷尬處境，過去幾十年熱衷於爭論“承認”還是“再分配”的西方左翼學界，或許有必要在反思自己的解釋世界的理論説服力能否繼續得到公眾“承認”的同時，對自己的改造世界的實踐着力點做出必要的“再分配”。

未來中美關係：以何種國家形象塑造人類形象

之所以要借羅蒂“成就我們的國家”命題做討論，也與羅蒂這個命題中使用的“我們”這個詞有關。“我們”是第一人稱複數代詞。“成就我們的國家”這句話出自羅蒂之口，“我們”這個詞表示的就是羅蒂和他的美國同胞；但“成就我們的國家”這句話完全可以出自任何國家的人之口；對任何國家的“我們”來説，這句話都是可以説得理直氣壯的。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篇《紐約時報》文章對羅蒂在《成就我們的國家》中的一些説法與特朗普及其團隊的一些觀點進行比較；在引用羅蒂的“學院以外，美國人仍想擁有愛國情感。他們仍想覺得自己是從屬於一個能夠主宰自己命運、能夠自我完善的國家的”這段話以後，文章作者寫道：“是不是聽起來又太像‘使美國再次偉大’啦。”設身處地地想想，正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人民完全可以對希望“使美國再次偉大”的美國人民做善意理解；如習近平主席在2023 年 11月 15 日在美國舊金山的美國友好團體聯合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所説：“中國從不賭美國輸，從不干涉美國內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樂見一個自信開放、發展繁榮的美國。”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成就我們的國家呢？也就是説，按何種國家形象來成就自己的國家，用什麼手段來成就自己的國家，以怎樣的態度來成就自己的國家？對這三個問題，羅蒂作為一個哲學家都提出了既值得重視，也需要爭辯的觀點。

關於按何種國家形象來成就自己的國家，對這個問題羅蒂既有“我們之所以應該熱愛我們的國家，是因為它有希望成為一個比其他國家都更善良、更慷慨的國家”這樣的正面回答，更有本文一開始所説的他對美國未來的悲觀預測那樣的負面回答：**對現有制度失去希望的美國選民很可能選出一位許諾用鐵腕幫他們走出困境的強勢人物，**從而，“美國黑人、棕色人種和同性戀在過去的 40 年裏贏得的所有權益將喪失殆盡。輕慢婦女的現象將重新抬頭。‘黑鬼’和‘猶太佬’這兩個詞將重新出現在工作場所。學院左派號召學生抵制的所有施虐行為將捲土重來。”為防止有人在施虐和自私之間，在“再分配”之匱乏和“承認”之剝奪之間做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羅蒂緊接着又寫道：“但施虐行為的再現並不會削弱自私行為的影響。因為我想象出來的這個鐵腕人物掌權以後，會很快與國際超級富人階層講和，就像希特勒與德國實業家講和一樣。他會借用對海灣戰爭的輝煌記憶來鼓動會帶來短期繁榮的軍事冒險。他對這個國家和整個世界都將是一場災難。人們會納悶，對他的本可避免的崛起，為什麼居然沒有多少抵制。”

埃隆·馬斯克獲特朗普任命

羅蒂的上述描繪如果在今天用來對號入座，估計會引起各種爭議；但作為一個哲學工作者，筆者之所以對羅蒂在《成就我們的國家》中關於國家形象的論述感興趣，並不是因為這位老派左翼學者的預料之中的政治期望，而主要是因為他用來論證國家形象之基礎的不同尋常的哲學立場。

羅蒂強調國家形象的重要性，因為在他看來，只有具體生動的形象和故事才會激發公民的熱情和自豪感；“政治領導權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關於一個民族的自我認同的不同故事之間的競爭，或者説是關於該民族之偉大的不同象徵之間的競爭。”

**羅蒂強調國家形象的重要性，也是因為在他看來，更適合用文藝作品而不是哲學思辨來表達的國家形象和民族敍事是豐富多樣、充滿着各種偶然性和可能性，**而不像柏拉圖的理念和康德的原則那樣，純粹潔淨，永恆不變：“沒有什麼成就可以提供一塊模版來塑造我們的未來，未來會無止境地擴展。關於個人和社會生活新形式的實驗會互相影響，互相加強。個人生活將變得意想不到的多樣化，社會生活將變得不可思議的自由。”

羅蒂對國家形象的理解，説到底是與他重“希望”而輕“知識”、重關於個體事件的“敍事”而輕基於普遍原理的“論證”、重主體間“團結”而輕主客觀“符合”等哲學觀點聯繫在一起的。雖然詳細討論羅蒂的這些哲學觀點不是本文的任務，但把他的哲學觀點作為背景，對他有關美國政治的評論，對他所評論的美國政治，都可以有更好的理解。

稱讚羅蒂在《成就我們的國家》對將近二十年後的美國大選結果有先見之明的人，大多沒有提到一個重要事實：羅蒂的那個“預見”，是通過引用美國學者愛德華·勒特韋克（Edward Luttwak）的一本書而做出的。勒特韋克那本書的書名是《受到威脅的美國夢》（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該書出版於1993年。在那時，作者最擔心會威脅美國夢的國家既不是剛剛解體的蘇聯，也不是剛開始崛起的中國，而是位居世界經濟第二強國的日本。該書首篇文章的開頭，是對日本東京機場與美國紐約機場的比較。我們如果把這個開頭與《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與一位同事在2012年出版的《我們曾也是這樣的》（That Used To Be US，中文版譯為《曾經的輝煌》）開頭對從天津到北京的高鐵之旅的描述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從1990年代初到2010年代初這短短20年間，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勒特韋克在2012年也出版了一本書，是直接討論中國的，書名是《中國的崛起與戰略的邏輯》（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如果説勒特韋克在1993年的書裏預見到了2016年（以及2024年）的美國大選結果，那麼，他的2012年的書則預見到了特朗普上台以後挑起的對華貿易戰，而這兩次預見的依據，都是勒特韋克所謂的“戰略的邏輯”。抽象地説，這種“戰略的邏輯”指的其實就是世界諸強爭奪霸權的零和博弈；具體落實到美國這個國家，這種“戰略的邏輯”則與勒特韋克在《受到威脅的美國夢》中有關美國國家特性的這個判斷密切相關：“美國社會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建立在觀念之上的，而不像幾乎所有其他社會那樣是建立在一種民族文化或一種族凝聚力之上的。一個基於觀念的社會只有兩種模態：內部的觀念之爭（其最高點是內戰—美國內戰是那時為止最為血腥的戰爭），或外面有一個威脅性敵人時的異乎尋常團結。”從這樣的“戰略的邏輯”出發，如今的中國和當年的日本一樣，都成了美國為確保其國內團結而實施的全球範圍內“身份政治”的衝突對方。當然，中國與日本雖然同屬亞洲國家，但兩者有一個很大區別：不像至今仍然有美國駐軍的日本，中國在美國眼裏不僅是利益上的競爭者，而且是價值方面的競爭者。但歸根結底，**無論是傾向於“把普遍價值當作利益在全球分配”的“價值外交”，還是傾向於“把美國利益當作價值在全球捍衞”的“利益外交”，美國全球戰略的最深基礎，至少在相當多政客和謀士的頭腦裏，至少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都會是“把‘美國優先’當作內在價值和根本利益在全球推行”的“身份外交”。“身份外交”的核心是你我之別，甚至敵我之爭，而不像“價值外交”那樣圍繞對錯展開，而對錯問題是有可能通過澄清誤解、尋求共識或求同存異而找到方案的。“身份外交”也不像“利益外交”那樣圍繞得失展開，而關於利益得失問題，往往是可以討價還價、甚至達成暫時妥協的。如前面提到的，這種“身份外交”的實質是美國在國際範圍內進行的“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但最糟糕還不在於身份政治本身；最糟糕的是國際範圍內的這種“身份政治”還會因為與“價值政治”和“利益政治”難分難離而顯得既冠冕堂皇，也貪得無厭。同時，國際範圍內的認同政治還會因為要減緩其國內各種版本的認同政治所造成的社會矛盾，而加劇程度。思考當今世界的中美關係，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最嚴峻事實。

從這個角度來閲讀羅蒂的《成就我們的國家》，至少可以做以下三點評論。

**第一，羅蒂在該書及其他論著中強調“承認”的重點應該是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共同之處，而不是他們之間的差異之處，**並主張根據這種對共同性的承認而非對差異點的承認，來解決“再分配”方面的不公平問題。羅蒂的這兩方面觀點既可以像他那樣用來反對美國國內政治中的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而且可以被我們借用來抵制美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敵我思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用好一切可用資源，着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作為具有深厚的崇尚“和而不同”文明傳統的東方大國，在全力實現自身的發展目標的同時，努力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努力未必能徹底改變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政客心目中的零和博弈的“戰略的邏輯”，但應該會如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1922年出版的《中國問題》一書最後所説的那樣，“在人類最需要之時給人類一個全新的希望”。

**第二，羅蒂在闡述其“成就我們的國家”的主張併為此提供理由的過程中，一再強調要放棄以“真實性” “正確性”等評價性術語來象徵同某些先已存在的東西，**如上帝的意志、道德法則或客觀現實的內在本性的聯繫，而是用這些術語來表達找到對問題答案的滿足感——這樣的觀點，卻既可以説是自相矛盾的，也可以説有潛在危險的。説羅蒂的上述觀點是自相矛盾的，是因為其中藴含的反實在主義立場，會使他不得不放棄為他自己的任何觀點提出真之有效性的主張。他無法説他的觀點是“真的”，因為他事先已經排除了“真的”這樣的評價詞彙。説羅蒂的上述觀點是具有潛在危險的，是因為他的觀點中所藴含的情境主義立場，即把“正義”歸結為特定共同體之中的“忠誠”、把“真理”當作特定情境之中的“方便”，意味着他在談論“團結”“忠誠”和“共同性”等的時候，缺少必要的概念工具把值得自豪的成就與消極承受的狀況區分開來，把集體學習過程的積極收穫與有待重組的偶然經驗區分開來。

**第三，最近一二十年來的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信息繭房、媒體操控和虛假新聞這樣的現象氾濫，“後真理時代” “另類事實”這樣的説法盛行，民眾對科學、專家和公眾人物的信任程度一再降低。**面對世紀之交不斷加重的這種社會狀況，羅蒂卻始終堅持其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對理性主義和普遍主義的批判；雖然他經常替自己申辯，説自己並不是後現代主義者，但他的哲學與當今美國社會乃至世界各國的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之間，並不能説沒有任何共鳴。考慮到經濟全球化對傳統生活方式和國際秩序已經帶來的挑戰，考慮到氣候變暖和技術發展對人類生存條件甚至人類生存可能造成的威脅，民粹主義和權威主義的危害，反智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危害，至少有必要予以同等程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