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上得不到的，戰場上也休想得到_風聞

很多人仍未理解世界第一工業國的真正含義，中國商品暢銷世界，其背後是成本、制度、社會、文化不斷磨合後找到的最優解，中國商品在全球化競爭的血海屍山中殺出，是中國在全球化競爭背景下磨鍊出的超高社會效率的集中體現，這一點，美國改變不了，如果世界從和平轉入戰爭，中國對美國的社會效率優勢不但不會被削弱，反而會被加強。

關於戰爭有一條鐵律：戰場上得不到的，談判桌上也別想得到，這條鐵律在工業社會的背景下又得加上一條：市場上得不到的，戰場上更別想得到。

羅斯福的隱憂

1940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憂心忡忡。

當時，整個亞歐大陸都已經被戰火吞沒，納粹德國的機械化部隊在歐洲大陸上縱橫馳騁，日本侵略軍的鐵蹄早已在中華大地上肆虐多年，而此時的美國民眾在幹什麼？

聚會、逛街、看電影。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爾遜總統帶領美國在最後時刻參戰，卻沒給美國人帶來太明顯的好處，此時的大多數美國人對戰爭的想法都是：歐洲人、亞洲人打成什麼樣跟我們美國人沒關係，我們就關起門過好自己的小日子。

美國人天真的想法讓羅斯福總統很惆悵，因為他十分清楚，如果全世界都捲入戰爭，美國是沒有辦法獨善其身的，如果讓軸心國取得勝利，他們的最終目標一定是佔領美國。

於是在當時的國際外交上出現了極為詭異的一幕：美德關係上，希特勒很温和，羅斯福很“戰狼”。

希特勒無數次囑咐德國海軍別去招惹美國，但羅斯福卻從不放過任何美國與德國在海上的小摩擦並在美國民眾中間宣傳德國的殘暴。

羅斯福總統一次次“挑戰”德國底線，先是讓美國船隻大搖大擺給英國送武器，而後又與英國人組建混編護航艦隊，讓德國海軍很難將二者徹底區分。

羅斯福態度很明確就是要逼德國出手，用他自己的話説就是：我不發起戰爭，我製造戰爭。

面對羅斯福總統的一次次“苦口婆心”，美國民眾什麼態度呢？

沒態度，還是過自己的小日子，該聚會聚會，該看電影看電影。

羅斯福的外祖父和父親都在中國待過，他應該懂一點中國文化，不知他在看到這一切後是否會感慨一句“商女不知亡國恨”。

當時，美國的綜合國力，尤其是經濟實力，尤其尤其是工業實力，確實已經是世界第一了，但以當時美國人的狀態和心態，真的能在那個戰火紛飛的世界笑到最後嗎？

平時與戰時

此時全面戰爭已經在歐洲和亞洲爆發，英、法、德、日、中、蘇等其他國家的社會都已經從平時轉入戰時，整個社會經濟圍繞戰爭展開。

作為當時事實上的世界第一強國美國，是否要跟進，也跟着轉入戰時？

想都不要想，因為羅斯福一説戰爭， 國會和民間就有無數人出來罵他戰爭販子。

和平時期，經濟由市場主導，生產什麼售賣什麼都是市場説了算，社會上有什麼產業，人們從事什麼職業也由市場説了算，成本與收益是經濟活動中首要考慮因素。

而戰爭時期則不同，決定經濟運行規律的不再是單純的市場邏輯，一切要以戰爭為中心，為了戰爭勝利，有時可以忽略成本與收益。

戰時經濟背景下，其他商品的生產會被先放在一邊，國家集中力量生產武器等戰略物資，與戰爭無關的產業也會被冷落，甚至可能因為這些產業擠佔社會資源而被國家限制或禁止。

在世界其他主要國家都轉入戰時的背景下，羅斯福總統不禁會擔心：其他國家都已經把產能砸在武器生產，把社會主要精力放在擴軍備戰，美國經濟卻仍在循序着市場邏輯，甚至與戰爭無關的娛樂產業還在佔據着大量社會資源，這會不會導致美國在世界已經進入戰爭狀態的大背景下失去先機。

當初羅斯福總統的擔心，如今正在經歷世界局勢大變局的中國人應該能夠理解，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上看，這些擔心是無比合情合理的。

今天我們開啓上帝視角回望那段歷史，會明白羅斯福總統的擔心是多餘的，美國並沒有因為轉入戰時時間晚而吃虧，相反，美國一旦轉入戰時，爆發出的軍工生產能力瞬間碾壓了日本和德國。

珍珠港事件爆發前，日本方面之所以敢於堂而皇之地攻擊美國太平洋艦隊，説到底就是因為他們從存量角度去分析美日兩國的海軍實力並沒有太大差距，只要偷襲得手，日本的海軍實力就在美國海軍之上了，到時候日本海軍至少可以在幾年內主導太平洋秩序了。

但日本忽略了一點，開戰前，日美兩國海軍紙面實力相當，是在日本經濟已經全面轉入戰時，而美國經濟尚未轉入戰時的背景下出現的。

武器供應商

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都有一個黑料，就是在戰爭初期充當了不光彩的“武器販子”的角色，這便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世界各國都已經轉入戰時了，都已經調動本國的大半工業產能去生產武器了，美國為什麼還有機會去當這個全球武器供應商？

當然，你可以解釋為當時世界各國本土已經陷入戰火，工業生產受到影響，但如果美國生產的武器以及其他戰略物資性價比低，這些訂單為什麼會砸向美國呢？

這背後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只有理解了這個問題，才能真正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走向。

這個格外重要的問題是：戰時經濟與平時的市場經濟，到底哪個效率更高？

表面上看，是戰時經濟效率更高，因為它能集中一切資源去生產武器。

但是如果這麼想就混淆了一個概念，產量和生產效率。

產量與生產效率相關，但是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產量由需求決定，生產相似產品的企業為了壓縮成本提高利潤會盡力去提高生產效率，但如果需求不足，企業也不會相應地減少生產，所以產量與生產效率本質上講是兩個維度上的事物。

但是從世界大戰開打後，美國獲得的武器訂單暴漲，美國一個產業工人的生產效率達到了英國的二倍，注意，是平均每個美國產業工人的生產效率是英國產業工人的二倍，而不是美國工業總產能是英國的二倍，當時美國人口約是英國二倍，所以當時美國產能是英國的4倍。

基於以上事實，我們就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靠轉入戰時來提升軍工生產效率其實也並未完全脱離市場原則，在訂單近乎無限的情況下，尚未轉入戰時的美國依靠市場邏輯也能實現軍工生產效率的暴漲。

戰時生產並不是萬能良藥，它不過是一個國家當前各工業部門的的重新整合，它並不能憑空提高一個國家的工業基礎水平，也不會讓一個國家的工業生產效率有質的飛躍。

工業基礎是一個非常複雜系統的綜合體：它包括工業生產能力，各工業部門的齊全程度，產業工人的數量與規模以及它背後更為複雜的社會制度與社會效率上的配套。

轉入戰時改變的只是生產產品的種類和比重，並不能憑空提高一個國家的基礎工業能力。

珊瑚海海戰後，日本估計美國被炸成重傷的約克城號航母完全修復至少需要3個月，但結果卻是美國將約克城號航母修好重新返回海軍序列只用了3天。

美國能夠如此快速地修好約克城號，靠的是成熟的造船、修船技術以及與之配套的成熟產業鏈和大量常熟的產業工人，而這些都是在平時的民用生產中獲得的。

日本錯估了美國修復約克城號的時間，是日本以己度人的結果，這説明日本自己即便已經進入戰時，其工業生產能力也就只有這些。

工業基礎的作用在這一事件中可見端倪，當然，這還不是全部，工業基礎給一個社會帶來的改變，有時會在某些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出現。

神風特攻隊

太平洋戰爭後期，隨着日本海軍的節節敗退，臭名昭著的神風特攻隊被大量部署於日本海軍之中。

一般認為，神風特攻隊的出現標誌着日本軍工生產能力已經明顯跟不上美國了，所以只能以一架飛機換美軍一艘軍艦的方式“以小博大”。

這種想法對嗎？也對也不對。

生產一架飛機所要耗費的資源不及生產一艘軍艦確實是事實，所以表面上看，這筆“買賣”是日本賺了。

但如果稍一分析，就會發現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因為生產一枚炸彈所要耗費的資源比生產一架飛機更小，如此説來，相比於自殺式襲擊，讓日本飛行員去直接轟炸美軍艦艇豈不是更“划算”？

理論上確實如此，但現實中卻做不到，為什麼做不到？因為日本沒有足夠的優秀的飛行員了。

二戰後期美國空軍在亞歐兩線戰場上狂轟濫炸，美國轟炸機羣常常能夠達到遮天蔽日的地步，美國飛機制造能力強大隻是一方面，但還有一個因素也格外重要，美國得有足夠多的飛行員。

美國二戰期間炸遍東西兩線，但也沒見美國擔心飛行員不足，日美兩國在飛行員問題上的差距反應了工業化帶給社會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對戰爭造成的特殊影響：工業人口。

廣義上講，日美兩國都可以算是工業國，但二者的工業發展模式卻不一樣。

美國的工業爆發於南北戰爭後，當時重視工業的共和黨在戰爭中取得了勝利，於是其在之後半個世紀中不斷推出有利於美國工業發展的政策，包括關税保護、基礎設施修建等等。

但儘管美國政府也介入到了美國工業化的過程中，但這個過程中美國政府扮演的角色始終是市場的輔助者和維護者，即便用關税保護了美國企業，但是在美國內部，工業發展是在市場邏輯下進行的。

一個市場邏輯主導的工業化進程中，幾乎所有社會成員都會被捲入工業化大潮中，這個過程中，人們將不得不去適應工業社會的方方面面，從而成為所謂的工業人口。

而日本則不同，雖然日本也在明治維新後進入工業社會，但其工業化過程卻始終被日本政府所主導，尤其是甲午戰爭後，日本把軍工業放在了日本工業體系中重中之重的位置上。

這麼做的好處是日本快速提升了軍工產業水平，但壞處是讓日本的工業始終處於一種畸形的狀態下，過份重視少數幾個產業導致日本雖然已經整體步入工業社會，但是大多數日本國民仍是農民，他們可能一生都沒有見過汽車，讓這些人在接受培訓會快速掌握飛機駕駛技巧無疑難如登天。

而美國方面，由於工業化的客觀需求，社會上有大量熟練產業工人，這還不算完，福特公司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大幅壓低汽車生產成本後，汽車在普通美國人間迅速普及，在普遍會駕駛汽車的美國人中選擇一部分充當飛行員，難度自然要比在一輩子沒見過汽車的日本人中選擇飛行員小得多。

這還只是汽車工業對美國社會的影響，更不要説對於地廣人稀的美國來説，飛機產業本身就挺有市場，二戰前，美國民用飛機產業已經具備一定規模，民間會駕駛飛機的人也不在少數。

戰爭到來時武器裝備或許可以快速生產，但是工業人口卻不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大量培養的。

關於工業如何影響戰爭這個問題，理解到武器生產算是第一層，理解到工業人口算是第二層，而如果要徹底瞭解這個問題的最底層邏輯，就必須廢些腦筋去認真思考一個問題：什麼是工業社會。

效率怪獸

傳統意義上講，我們會將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開端定義為“珍妮紡紗機”的出現。

自英國興起隨後遍佈全球的工業化浪潮最初做的不是什麼了不得的高科技產業，而是最基礎的紡織業。

不進入工業時代，能不能搞紡織業，當然能，中國小農經濟社會狀態的高度凝練概括就是“男耕女織”，男人搞農業，女人搞紡織業。

作為絲綢之路的開端，中國在漢代就已經把紡織業玩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此後手工業背景下的紡織業最高水平一直就在中國。

把工業化大生產應用到紡織業裏，目的也無非就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

效率是工業社會的核心。

千萬不要把追求效率僅僅侷限在企業競爭中，如果一個國家中，強調效率的工業成為主導產業，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會為了適應工業社會也變得高效，這裏麪包括制度設計、政府職能，甚至是社會思潮。

美國之所以能夠在南北戰爭後開啓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很大程度上是工業快速發展的倒逼結果，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是為了與已經充分工業化的美國社會相配套。

工業化對社會的影響還有很多，比如教育：

20世紀初，工業化催生出美國社會對工程師羣體的大量需求，理工科逐漸成為了美國大學的主流，在工程科學領域取得重大成功後，美國教育界會自動向基礎科學領域攀登科技樹。

而同一時期的英國大學，什麼專業的需求量大呢？文學、宗教、哲學等文科學科。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當時的英國靠着在殖民地的超然地位，搞起了貿易保護主義，於是對於英國人來説，想要打開市場，最好的辦法已經不是提高生產效率，而是搞好與殖民地總督之間的關係。

文學、宗教、哲學等領域是建立圈子的敲門磚，其性質類似於東漢末年的經學，寒門子弟劉備靠着曾經跟大師盧植學習過經學而得以獲得上層社會競爭的入場券。

英美兩國在教育領域的不同側重，便可以看出在工業化階段的國家，與在去工業化階段的國家社會思潮的巨大不同。

工業化社會是一隻效率怪獸，它會驅使着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不斷加速向前奔襲，本來，這種奔襲並不能一直持續下去，因為當效率追求到一定程度，其社會的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就不匹配了，你得自動做出調整，而這個調整的過程又勢必會降低整個社會的效率，最終被處於更加初期工業化的國家逐步擠出市場，正常情況下，工業化與去工業化都是必然要經歷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除非，戰爭。

對於一個充分工業化的社會來説，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生產不足而是生產過剩，這個過程本身是無解的，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會自動拖慢社會效率，並開啓去工業化過程，但如果戰爭爆發，這個問題立刻就迎刃而解了，因為戰爭對於生產的需求近乎於無限大，而一個已經全球化的大競爭中浴血殺出的最強工業國，一個被市場證明了最高效的國家，其能夠迸發出的產能也是最接近於無限大的。

這才是工業與戰爭問題的最終答案，一個正處於工業化巔峯的國家，可能會被其社會自身的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拖垮，可能會被產業部門間博弈的內耗拖垮，可能被工業化過程中對效率的過份追求而積累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反噬垮，但唯獨不可能在一場戰爭中被一個工業能力不及它的國家打垮。

所以一個工業能力走下披路的國家，如果面對一個工業能力超過自己的國家，可以選擇經濟戰，輿論戰，信息戰等多種戰爭模式，雖然由於對方社會效率也更高，這些戰場上贏的幾率也不大，但至少這個幾率不會是零，唯獨不能選擇的就是直接的熱戰，因為這是在以己之短，攻敵之長，是最最愚蠢的選項。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而政治是經濟的產物，每當達到經濟發展的瓶頸期，戰爭的陰雲就會再次出現，戰爭是全世界的浩劫，它在一次次將人間變為煉獄，家園變成地獄的痛苦誰都不想承受，所以人們恐懼戰爭也無可厚非，有時候甚至不用真的爆發戰爭，單單是戰爭預期就會改變很多東西。

但如果在全世界範圍找出一羣最不應該害怕戰爭的人，那麼這羣人一定是世界第一工業國的國民，因為他們應該清楚，如果戰爭真的不可避免地爆發，他們的國家一定會遭受最小的損失，取得最大的戰果，雖然可能要經歷一段痛苦的經歷，但痛苦的盡頭一定是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