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台針麻手術麻醉醫生：“針刺麻醉”根本沒達到麻醉標準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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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國家針刺麻醉臨牀研究聯盟在上海正式成立。此消息迅速引發業界乃至公眾熱議。所謂“針刺麻醉”是利用針灸技術，通過手捻針或電針刺激穴位達到鎮痛目的，希冀使手術在不用麻醉藥物的情況下進行。該技術曾在文革時期大力推廣，許多從六、七十年代走過的人至今對那場聲勢浩大的衞生運動記憶猶新，其中不乏親身經歷者。但是，針刺麻醉在80年代後逐漸沉寂，直到今天重新“高調回歸”。
去年以來，《返樸》先後發表過兩篇對針刺麻醉醫師的訪談，展現了一線工作者的反思和思考。今天，我們發表第三篇訪談，請親手做了4000餘台針刺麻醉手術的深度知情人講講當年那些事。
訪談整理 | 熊衞民、崔競文
“文革”時期，針刺麻醉（簡稱“針麻”）被當成中國最重大的醫學成果加以推廣，相關手術遍地開花，共做了約200萬例。“20 世紀 80 年代後，針麻受到廣泛質疑，引發不少爭議，國內醫院逐漸放棄針刺麻醉，其臨牀應用走向沉默。” [1]為什麼針刺麻醉會“從輝煌到沉默” [2]？規模宏大、持續了十來年的針刺麻醉推廣活動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應對相關的醫護人員、患者、科研人員、衞生部門負責人、宣傳工作者等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調研，總結相關的經驗、教訓。近些年，筆者出於個人興趣，陸續開展了一些調研工作[3]。
本訪談的受訪人為許幗光，女，1938年生，浙江湖州人。1963年畢業於上海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六年制），就職於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1965年開始從事針刺麻醉工作，1978年晉升主治醫師，1985年晉升副主任醫師，1991年晉升主任醫師、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教授。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被評為上海市名中醫。曾任中國針灸學會理事、上海針灸學會理事長。許醫師從事針麻工作14年、累計實施過4000餘台針麻手術，無疑是針麻真相的深度知情人。
在本訪談中，許幗光醫師從我國最早的針刺麻醉手術談起，介紹了自己進入針麻領域的過程，她與同事實施針麻手術的細節，包括他們對針麻患者的選擇、施針方式、針麻手術成功的標準等。許幗光認為，雖然針麻不乏優點，但它實際只是 “鎮痛”，並沒有達到“麻醉”的高度。這種不成熟的技術之所以能風靡全國，是因為它被意識形態化了，被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加以推廣。這麼做是不對的，醫學應該避免與政治過度聯繫。
受訪人：許幗光教授、主任醫師（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
訪談人：熊衞民（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特聘教授）
整理人：熊衞民、崔競文
訪談時間：2024年7月29日、8月3日、8月19日
訪談地點：上海閔行區許幗光教授家
熊衞民（以下簡稱熊）：許教授，您好！您當年做過很多針麻手術，針刺麻醉的經驗非常豐富。我想請您介紹您親歷、親見、親聞的相關事宜。
1
一些較早的針刺麻醉手術
許幗光（以下簡稱許）：上海是最早開展針麻手術的地方。1958年8月30日，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耳鼻喉科的住院醫師尹惠珠[4]，用針刺麻醉代替藥物麻醉，成功實施了上海市首例扁桃體摘除術，這也是全世界的首個針麻病例。同年9月，該成果以“中醫針灸妙用無窮，代替止痛藥二針見分曉”為題，公開發表在《解放日報》上，但未上報中央衞生部。接着，為了進一步探索針刺麻醉技術，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成立了針麻協作組。至1959年1月，他們共完成71例手術，成功率達90%以上，相關文章登在《上海中醫藥雜誌》上[5]。
也許是受到《解放日報》上有關針刺麻醉的文章的啓發，1958年12月，西安市第四人民醫院耳鼻喉科的孟慶祿醫生[6]，嘗試了電針麻醉下的扁桃體摘除手術，取得成功，並將該成果鄭重上報中央衞生部，衞生部特別發出賀電予以高度評價。這樣一來，很多人就誤以為西安市第四人民醫院最早成功實施了針麻手術。但電針麻醉只是針刺麻醉的方法之一。事實上，真正實現針刺麻醉這一技術突破的應該是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只不過他們取得成果後並未向中央衞生部報告[7]。
1960年，上海市第一結核病院成功完成了國內首例針麻下的肺科手術。自1960年6月至1987年3月，累計實施針麻肺切除術1250例，其中有57例針麻手術未成功，失敗率為4.56%。失敗的病例都有分析報告，網上可以查得到。
1965年4月8日，我所在的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以下簡稱“六院”）泌尿外科的針麻腎盂切開取石術取得成功，這也是全國首例泌尿外科針麻手術。但是沒有宣傳，相關資料也沒有得到妥善保存。
1972年4月19日，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仁濟醫院心臟外科專家王一山首次採用針刺麻醉的方法，成功地為患者施行體外循環心內直視手術。1976年4月9日，為了宣傳我國六七十年代醫療衞生工作取得的突出成就，郵電部特別發行了一套《醫療衞生科學新成就》的郵票小型張，全套共4枚。其中一枚郵票的票面圖片原型反映的就是仁濟醫院的這場針刺麻醉下的體外循環心內直視手術場景。這是我所瞭解到的一些較早的針麻手術。
2
初步接觸針刺麻醉
熊：您是怎麼進入到針刺麻醉領域的？
許：1963年，我從上海中醫學院醫療系（六年制）畢業後，被分配到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中醫科主要是開藥方，而針灸科既能開藥方、又可以扎針灸。出於自身的考量，我選擇了針灸科，從此跟着丁健候醫師，跨兩科看病。
1965年，經中央衞生部號召，全國各大醫院掀起了開展針刺麻醉手術的熱潮。六院的首任院長朱瑞鏞決定，要以泌尿外科為起點開展針麻手術。於是，院長召集泌尿外科的陳萬里、陳曾德，針灸科的丁健候和我佈置任務，並把我們選派到上海第一結核病院參觀學習。就這樣，我開始接觸針刺麻醉。
熊：這次參觀學習是對你們進行針刺麻醉的培訓嗎？
許：是的，那裏的針灸醫生給我們做培訓，傳授相關知識，教給我們一套針刺麻醉方法，還讓我們觀摩他們的手術。
回院後，大家就正式投入到針刺麻醉的工作中了。做第一例針麻手術時，我們挑選的是一位五十多歲的男性患者。他患有腎盂結石，我們決定為他做腎盂切開取石術。這台手術是在患者的11和12肋間切口，切開皮膚、肌肉後要用撐開器把肋間撐開來擴大視野，也不存在複雜的內臟牽拉問題，相比腹腔手術更容易些。這場手術在針刺麻醉下順利完成，效果也不錯。實際上這也是全國首例將針刺麻醉應用在泌尿外科手術中的成功病例。
3
針刺麻醉對象的挑選
熊：你們是如何挑選患者的？
許：挑選適合做針刺麻醉的患者是至關重要的。首先，我們很重視與患者的溝通，希望通過面對面交談，彼此建立起親切感和信任感，也便於在手術中能夠得到患者的積極配合。第二，為了確保手術安全和效果，術前預測必不可少，我們挑選那些成功可能性較大的患者。但當時的預測手段比較簡陋，只能用彈簧測痛棒來評估患者的疼痛反應。
熊：還有這種工具？您能詳細介紹一下怎麼用彈簧測痛棒測量病人的痛值嗎？
許：這種工具非常簡單。彈簧測痛棒上設有10個刻度以表示刺激強度，壓力刺激作為痛刺激。測痛時，將棒的頭端置於測試部位，並將套管以等速度慢慢向下壓，由此產生壓力。病人稍微有感覺時，就詢問其是否感受到疼痛，何時開始感到痛，以及這種疼痛能否忍受，記錄彈簧棒上的讀數，作為“痛閾”，並繼續加壓，直至患者感到很痛、不能再忍受時，可撤去彈簧棒並記錄讀數，作為“耐痛閾”[8]。一般選用耐痛閾值作為評判的標準。在測試中，我們發現個體差異顯著：有的病人在彈簧測痛棒達到1-2個刻度時就感到疼痛，而有的人卻在5-6個刻度才有反應。因此，我們會優先選擇那些耐痛閾值較高（5-6刻度以上）且情緒穩定的病人作為針刺麻醉的對象，否則針麻的效果會大打折扣。
第三，考慮到許多患者沒有打過針灸，我們會先在患者身上選擇1-2個穴位進行試針。這樣做是瞭解病人的得氣情況及耐受能力，便於醫生在術中選擇最合適的刺激方法與刺激量，逐步消除患者對針刺的恐懼，以配合手術進行。
最後，心理誘導也蠻重要。針麻時，病人的痛覺雖遲鈍，但大腦仍處於清醒狀態。我們常常在術中配合放鬆功：輕柔緩慢地在病人耳邊引導，從頭部到腳部，逐一告知其身體各部位要“放鬆”。通過這樣細膩的心理誘導，患者逐漸進入一種朦朧而放鬆的狀態，更有利於手術進行。
熊：您有沒有參加過示範手術？
許：在我們醫院參加過很多次，在外地也參加過。記得有一次是在天津，有十台手術同時進行。我負責其中的小患者——一位只有11歲的男孩，他患的是小兒麻痹症，需要做踝關節融合術。然而，這次手術宣告失敗。主要原因是，這位患者年紀太小，根本不能配合你的手術，從切皮開始就根本不能配合。這主要是由於我們在外地沒有選擇病人的權利，病人是隨機分派的。
4
針麻中的個體差異
熊：不同類型的病人對針麻各自有什麼反應？
許：疼痛耐受力在不同人羣間存在顯著差異。就拿南方人和北方人舉例，北方人在接受肌肉注射100毫克杜冷丁後，照樣還可以跟人聊天，還很清醒；而南方人在僅注射25毫克杜冷丁後，就進入了睡眠狀態。另外，男性和女性的耐痛程度也不一。不單是針刺麻醉，在西藥麻醉中個體差異也很明顯。
熊：我被做過手術，用的是藥麻。術後回到病房不久，開始疼痛，我感覺可以忍受。但跟我在同一個病房、做相同手術的病人對疼痛就格外敏感，就難以忍受那種疼痛。個體對疼痛的耐受度差異確實很明顯。
許：針對這種個體差異，我們會根據不同病人的反應，採取不同的應對措施。
手術步驟中有強烈的刺激可能會導致病人疼痛，我們會同步增強手法刺激或增加刺激穴位。如在腹部手術中，我們會施針於特定穴位，以有效緩解腹部牽拉反應給患者帶來的不適感。對於耐受力較弱、表現出明顯不適的患者，我們會向肌肉或靜脈注射少量鎮靜劑或止痛藥。若遇到因極度不適而難以繼續手術的病人，我們也有兩手準備：即備好硬膜外插管，在針麻效果不佳時，能及時注射少量麻醉藥，即將針麻換改成針藥複合麻醉，以避免病人痛苦。在可能引發患者較強應激反應的腹部手術中，我們更是會預先準備好硬膜外插管備用，適時調整藥物推注，確保患者順利、安全地度過手術。
熊：您説的放鬆功、誘導，效果是不是有點像催眠？
許：有點像催眠。當誘導達到理想狀態時，病人的身體會自動分泌內啡肽，這種物質具有天然的鎮痛效果，使得病人在手術過程中能更好地忍受疼痛。對那些痛閾較高、神經類型較為穩定的病人來説，加這樣的處理尤為有效。
就拿我老先生來説，他的神經類型比較穩定。平日的小病小痛他不太在意，也沒感覺。但一旦他感覺到痛了，就意味着病得很嚴重了。正因為這樣，我平時對他格外留心，生怕他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毛病積累成大問題。所以每個人都不一樣，自身的敏感度相對較低，痛域值、感覺域值高，就容易忽視身體發出的某些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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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針刺麻醉的培訓
熊：您是否培訓過其他針麻師？
許：六院成立針麻組時，我任組長，此時團隊裏共7人，我培訓了另外的6人。雖然他們都是有基礎醫療知識的針灸師或護士，但對針刺麻醉在手術中的具體應用尚不熟悉。因此，我從病人篩選、穴位選取、進針技巧到針刺操作中的關鍵——提插捻轉手法等講起。尤其強調捻轉的速度要達到每分鐘120-200次的標準，這是保障手術效果的基礎。每位成員都需要反覆練習，直至熟練掌握才能參與實際手術中的針麻操作。
隨着針麻工作的推進，後來我又培訓了6位針麻師。他們多來自針灸專科學校。我也對他們進行了系統性的培訓和帶教，直到確認他們已經具備足夠的能力、能過關了，才放心地讓他們跟我一起做針麻手術。至此，我們針麻組達到了13人。
熊：第一次您培訓了6個人，您還記得這是哪一年嗎？
許：應該是1969年。
熊：被培訓的人是你們醫院的，還是其他醫院的？
許：第一次受培訓的6個人來自我們醫院不同科室。第二次受培訓的6個人都是從專科學校畢業分配進來的。
熊：他們實際上也是你們醫院的，只是更年輕？
許：不是六院的，當時衞生局開了一個針灸短期培訓班，他們是從這個培訓班畢業的，然後被分配到我們醫院針麻組來。
熊：第二次培訓大概是什麼時候？
許：應該是1975年或1976年，正值針刺麻醉全面開花時。
6
針麻中的細節問題
6.1 施針數量
熊：針麻手術一般要取多少穴位？
許：大約10個左右，但具體數目不固定。實際操作中取穴的多少要依據手術大小、難易及具體手術部位而定：有時僅需2-4個穴位就可滿足需求，在更為複雜的手術中可能需要多達10-16個穴位。同時，還要注意觀察病人在術中的即時反應，以便適時增減穴位。
我們遵循多種取穴原則，如辨證取穴、臟腑取穴、循經取穴、神經節段取穴（阿是穴）以及基於長期時間積累的經驗穴。循經取穴時，我們會在病人的手部和腳部選取關鍵穴位進行針刺，同時也會在即將進行手術操作的部位進行針刺。手術開始前（即劃皮前），我們會先對病人進行一段時間的誘導，這個過程大約持續20-30分鐘左右。等到要劃皮時，就會拔掉刀口附近穴位上的針，僅保留手上和腳上的針繼續發揮作用。
熊：您做針刺麻醉的時間比較長，經驗也越來越多。熟練後，扎針的數量有變化嗎？減少還是增多？
許：沒有明顯的變化。可能後面的手術精益求精了，有些針放在那裏發揮不了太大作用，就可以去掉。
6.2 針刺手法
熊：如果扎10針的話，需要多人同時捻針嗎？
許：我們是雙手開工，兩隻手同時捻兩根針，輪流負責患者手上和腳上的針。
熊：那就是説，有一些部位深度留針，扎進去就暫時不動它了，然後再捻一些新的針進去？
許：在一些部位深度留針，需要調整時就輕輕提起針體進行捻轉操作。針刺時，重要的是讓病人有酸脹的感覺，這是確保穴位得氣的關鍵。因此要將“上下提插”和“左右捻轉”的手法結合起來，使針在穴位上能以每分鐘120-200次的速度進行細微而快速的轉動。在術前的誘導階段，這種捻轉手法是持續進行的。
手術中，“提插捻轉”的速度、角度和深度則需要根據手術的具體步驟和病人的即時反應來靈活調整。若手術進展順利，病人狀態穩定，我們可以採用較為輕柔的手法，減少不必要的提插捻轉；相反，若遇病人對針反應較為強烈，情況嚴重，我們會採用“留針帶氣”的方法，即將針固定在穴位上，暫時不進行提插捻轉，讓其持續作用於穴位，以達到穩定和緩解的作用。
6.3 針刺速度
熊：聽您講，針麻時捻針的速度要控制在每分鐘120-200次，手指保持這個勞動強度應該很容易痠麻吧。
許：速度非常快，所以一定要經過訓練——培訓期間，我拿着秒針嚴格計時，確保每位醫生都達到這個要求才行。針的速度越快，上下提插的幅度就越小。後來我們採用了電針療法，電針與傳統針刺手法所能提供的刺激強度一樣，都要嚴格控制在病人的耐受範圍之內。
熊：用電針的方式，扎針的數量還是沒變？
許：沒有明顯變化，數量仍根據實際需要調整。
7
針麻的成功標準
熊：針刺麻醉手術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成功標準是什麼？或者説，怎麼樣才算是針麻手術成功了？
許：“成功”就是在做手術的過程中，當手術刀劃過病人皮膚切入肌肉時，病人稍微有點痛感，完全能夠耐受。但在某些手術中，比如涉及胃或腸道的手術，由於手術操作中可能會牽拉到臟器，這往往讓病人難以忍受——出現噁心、嘔吐等強烈反應。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針刺特定穴位能夠有效緩解病人的不適，使整個手術做下來，也是成功。
熊：病人在手術過程中能夠忍受疼痛，沒有大喊大叫，就算是成功的針麻手術？
許：對。整個過程中沒有聽到病人大喊大叫，只是偶爾皺皺眉頭、哼一哼就算成功；病人喊痛，聲音不太大，我們適時地向病人肌肉中注入一點鎮靜劑、止痛劑，若能夠解決問題，也算是成功。而對於少數實在無法忍受疼痛的病人，需要啓動備用方案——在硬膜外插管並推注麻醉藥物，那就失敗了。
1975年之後，我們認識到用針刺不可能做到完全麻醉，就開始嘗試針藥複合麻醉——也就是針麻跟藥麻結合，硬膜外插管，少打一點麻藥。我當時在麻醉科，藥物麻醉也做，針藥複合麻醉也做。我的主治醫生職稱就是在麻醉科晉升的。
熊：您的家人、近親是否做過針麻手術？
許：他們沒有，但有朋友做過。做之前朋友找我諮詢，我告訴他注意事項：先確定你是不是對疼很敏感，不太敏感的才可用針麻；針麻手術中若感覺很疼，要叫出來，然後醫生會給你用麻醉藥。
8
針麻在國際上的影響
熊：您有沒有接待過外賓？
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上興起了一股中醫熱潮，而這股熱潮實際上是從針灸熱開始的。特別是針麻手術取得成功以後，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我也無數次接待過來自世界各地的外賓，醫院應該有相關記載，但估計現在也無從查閲了。
當時，尤其是上海第一結核病醫院在肺部手術上的成功，以及仁濟醫院在心內手術方面的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賓前來中國交流學習。尼克松總統和來自英、美、法等國的眾多外賓都曾參觀過針刺麻醉手術。我們六院每次接待外賓時都是以我為主，負責接待、講解，並親自進行手術操作。
外賓觀摩針麻手術時，為了確保手術萬無一失，我們會做第二手準備：一旦針刺麻醉出現問題，即刻採取針藥結合的方式完成手術。對於接受手術的病人而言，有外賓來參觀，他也有一種為國爭光的榮譽感，這種榮譽感會激發他們內心的力量，促使他們更積極地配合好手術。
熊：你們有沒有在外賓不知情的情況下給麻醉藥？
許：我們沒有。做這種有外賓參觀的示範手術時，我們會挑選那種耐痛力很強、很配合的病人。
熊：您是否去國外傳授過相關技藝？
許：沒有。我的老先生很喜歡看書、買書，他曾經買過《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這兩本書[9]，並借給設計院的同事看。然而，時局變幻莫測，書的作者鄧拓、吳晗、廖沫沙後來被定性為“三家村反黨集團”，引發了很大的風波。他不幸被捲入其中，因這兩本書被檢舉揭發、貼大字報，進而被當作“三家村急先鋒”加以批鬥。我也因此遭受牽連，生活與工作都受到了嚴格的限制。有一段時間我是被控制使用的。我失去了接待外賓的機會，連拍照都被禁止，更不用説出國了。
熊：您口中的老先生是指您丈夫嗎？
許：是的。他現在老了，所以我叫他老先生（笑）。
我們從上海中學畢業，他比我高五屆。當時動員學生參加抗美援朝，他在高三時就瞞着家裏去參了軍。因為他被安排到海軍，所以沒有到朝鮮去打仗，不然肯定會死在朝鮮戰場上。他後來在大連、青島待了13年才又回到上海。
説個笑話——他是我的叔叔輩，我叫他的父母為好公好婆（蘇州、上海一帶的方言，是孫子孫女喚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稱呼），他稱我爸媽為哥嫂。這裏面有個淵源：他的父親跟我的父親在湖州海島中學讀書時是前後同學。後來，上海泰山磚瓦廠需要一位醫生，恰巧我祖父學過醫，便受邀到泰山磚瓦廠做醫生。我父親也隨祖父從福州遷來上海。我們的父母親都在一個廠裏工作， 我還沒有進大學的時候，就跟他在一個廠裏。那時候他在部隊服役，已經快25歲了。他的領導關心他的個人生活，便半開玩笑地説：“小吳，你可以考慮成家了，外面追求你的人很多。”他一直希望能找一位南方妻子作伴，這也正合她母親的意。於是他媽媽就開始留意廠裏職員的女兒，物色好以後就問他：“許幗光怎麼樣？”他説可以啊，我們就這樣聯繫起來，等我1963年畢業後結了婚，“叔叔”成了丈夫。
9
針刺麻醉推廣活動的結束
熊：那些年，你們醫院或科室總共做過多少例針麻手術？
許：我院的針刺麻醉工作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5-1968年，針刺麻醉主要以泌尿外科為主，包括腎切除術、輸尿管腎盂切開取石術、膀胱切開取石術等，共做了101例手術。
第二階段是1969-1978年，當時將開展針刺麻醉手術提升到“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成為一項政治任務。因此，院長掛帥，醫院上下，從手術醫生、針灸醫生到麻醉醫生，都不得不做。針麻手術全面開花，涵蓋了外科、骨科等多個領域：外科手術中，從甲狀腺切除術到胃癌根治術，從剖腹探查術到闌尾切除術，多達29種手術類型均採用了針刺麻醉；骨科方面，肌腱移植術、窩囊腫切除術、人工股骨頭置換術等複雜手術也採用針刺麻醉。其中，斷肢再植術共完成了26例，涉及病種多達38種。此外，泌尿科與婦產科也進行了針刺麻醉手術。這一階段是針刺麻醉的全盛時期，我院共做了3000多例手術。
針刺麻醉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隨着時代的變遷，手術數量逐漸減少，由此針刺麻醉進入了第三階段。這一階段，手術種類也在減少，主要集中於外科、口腔科和五官科。在針刺麻醉發展的三個階段中，我院做過的針麻手術共計4663例。
熊：那您的針麻經驗應該是非常豐富了，您具體做到了哪一年？
許：我做到了1979年1月份，當時針麻的形勢發生了變化，針麻組宣佈解散。因為工作需要，我就回到中醫科擔任中醫科主任。後來，針麻手術也做得越來越少了。
10
推廣針麻是政治運動
熊：您剛才提到，在第二階段，針麻是政治任務，被上綱上線為 “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在您看來，對針麻的推廣是不是政治運動？
許：我覺得有點像政治運動。“文革”中的政治運動很多，這也是其中一個。我認為將“針刺鎮痛”提升到“麻醉”的高度是不恰當的。因為真正的麻醉應該確保病人在手術過程中完全無痛感；要能夠把手術順利做下來，並使醫生和病人都感到滿意。針刺鎮痛達不到這樣的高度。可當時硬要推廣針刺鎮痛，就把它説成是針刺麻醉，還把使不使用它跟政治掛鈎，用搞政治運動的方式來操作。不如此，針刺麻醉就沒法推廣開來。當時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譬如“備戰備荒為人民”就是一個政治運動。為了備戰，國家決定將重要的兵工廠向大西南等偏遠地帶轉移。我們醫院也接到任務，要在貴州籌建一個新的包括內、外、婦、兒、中醫科的分院，並要求醫院“好人好馬”支援內地。我就是要被派過去建中醫科的一位，紅榜都貼出來了，全家搬遷，限期一個月之內要走。我們趕緊就賣傢俱。紅木的大圓桌，50塊！紅木櫥櫃，45塊！沙發，5塊……還要單位開證明人家才收。後來就是因為我愛人在設計院挨批鬥，我的名字被劃掉。但傢俱已經賣掉，又不讓我們再買回來了。沒了傢俱，日子還得將就着過，生活質量當然下降了不少。現在看來，我沒有去成反倒是“因禍得福”。若我真的去了貴州，能否順利返回上海也是個未知數。至於備荒，大量糧食被儲存在倉庫裏而缺乏有效的保存措施。許多大米、穀子等糧食爛掉、黴變，造成了巨大的浪費。這種情況在當時並不罕見。
熊：我上大學的時候，還吃過四年的陳化糧——放久了的稻米很不好吃。
許：當時還有“練好鐵腳板，打擊帝修反”的口號。讓中學生去拉練，作為醫生，我們陪着他們一起拉練。這樣的拉練真有用嗎？學生真能成為“打擊帝修反”的重要力量嗎？大家每天要跑很多路，那些正處於發育中的小女孩月經期也只能使用粗糙的草紙，腹股溝大腿內側皮膚都擦破了！天氣又那麼熱，導致很多女孩發炎化膿，她們也只能忍受這種痛苦。條件異常艱苦，學生們甚至沒有地方大小便，那些小孩子真是太苦了！
雖然現在的環境與過去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很多活動仍與政治掛鈎，這也使得我們在某些情況下不得不參與其中，運動來了就不得不幹。（以下省略兩千餘字）
11
對針刺麻醉的認識
熊：到1979年1月，您針刺麻醉的工作就基本結束了。那是不是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基本也不搞運動、不再推廣針刺麻醉了？
許：是的。但上海還是留有很少一部分人在繼續搞針刺麻醉。有的是為了滿足外賓的參觀需求，有的是在做針藥複合麻醉研究。
熊：針藥複合，就難以判斷究竟是針刺起作用，還是藥起作用。現在有些中成藥也是加一些西藥進去，人們難以分辨到底是中藥產生了作用還是西藥產生了作用。
許：加入西藥後的效果肯定會好一點，因為西藥快，中藥慢。
熊：幾十年後的今天，您對針麻有怎樣的認識？
許：回顧我在六院度過的40年醫療生涯，其中從事針麻14年——佔了我的近1/3時間，這是一段比較難忘的經歷，也對我中醫事業的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
在我看來，針麻確實具備一定的優點。它比較安全、經濟且成本低。此外，針麻引起的生理擾亂較少、呼吸循環精神併發症少。它還能促進腎上腺素功能的提升，增強患者在手術中的腦供血和供氧能力，從而有效降低腦損傷的風險，保護腦功能。但針麻的缺點也不少，最顯著的問題是穩定性不夠。由於每位病人的身體狀況、耐痛能力及反應都存在很大差異，由此導致針麻的療效難以預測。進一步而言，目前尚缺乏統一的選穴標準和療效評價標準，這也使得針麻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規範性。所以，針麻的可操作性、可重複性和有效性，也都因上述因素而顯得不夠確定。
我對針刺麻醉還有三點自己的認識：
第一，我個人認為將“針刺麻醉”的名稱直接用於描述功效不合適。實際上，它不能達到傳統意義上的麻醉效果，只是發揮了一定的鎮痛作用，且這種作用效果還因患者個體差異而定。因此，我更傾向稱它為“針刺鎮痛”——這樣的表述更貼切，更加名副其實。
第二，我始終認為醫學作為一門嚴謹的科學，應該避免與政治過度聯繫。將是否開展針刺麻醉上升到“是否貫徹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用政治路線壓倒一切、用政治標準衡量醫學實踐，是錯誤的做法。把醫療和政治掛鈎，是我很反感的。
第三，至於針刺麻醉的應用範圍，我認為可以考慮做一些頭面部以上區域的手術。這些部位痛覺神經相對較少，實施針刺麻醉時，病人痛苦比較少，但操作過程還是有點繁瑣。
（注：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為《回顧針刺麻醉推廣活動——許幗光針灸醫師訪談錄》。）
註釋
[1] 周嘉,宋瓊芳,沈莉. 針刺麻醉走過浮沉60年[N]. 健康報,2019-04-03(5).
[2] 周嘉,宋瓊芳,沈莉. 針刺麻醉走過浮沉60年[N]. 健康報,2019-04-03(5).
[3] 已發表過的相關訪談包括（1）熊衞民,賀崧智.陳惠然教授訪談錄.見：熊衞民主編.中國科學技術生命科學訪談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10-121.（2）熊衞民. 打雞血、喝尿、針刺麻醉，我親歷過這些醫療荒唐事——劉京林大夫訪談錄. 返樸.2024-3-17.（3）熊衞民,崔競文.它曾被稱為“中國醫學的卓絕成就”，如今卻銷聲匿跡——壽天德教授訪談錄. 返樸.2024-5-5.
[4] 尹惠珠，1929年生，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醫師，“世界斷肢再植之父”陳中偉院士的夫人。
[5] 針刺應用於臨牀局部麻醉的初步觀察[J].上海中醫藥雜誌,1959,(01):25-27.
[6] 孟慶祿，1924年生，陝西省西安市第四人民醫院耳鼻喉科主任醫師。1959年參與編寫我國第一部針刺麻醉專著《針灸麻醉》，其中“機制綜述”及“耳鼻喉科”兩章為他所撰。
[7] 張仁.中國針刺麻醉發展史[M].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第8-18頁.
[8] 《針刺麻醉》編寫小組編. 針刺麻醉理論研究資料選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9] 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開闢了專欄《三家村札記》，該專欄由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合寫。1961-1962年，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開設了《燕山夜話》雜文專欄。兩個專欄的一些篇章對時弊有所諷喻。1966年，均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同時，對三家村的批判也成為了“文革”的直接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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