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博士2萬字長文的核心觀點與邏輯的缺陷 ——也談“中國經濟的邏輯與出路”_風聞

徐高博士2萬字長文的核心觀點與邏輯的缺陷

——也談“中國經濟的邏輯與出路”

讀了徐高博士1月16日發表在自己公眾號的兩萬字長文《中國經濟的邏輯與出路》，收穫頗豐，深受啓發。這篇文章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出路展開了深入且全面的剖析，涉獵諸多經濟學前沿議題，展現出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敏鋭洞察力，無疑是一篇值得反覆研讀、深入思考的佳作。

我讀過徐博士的一些文章，他一以貫之的觀點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有效需求不足而非生產能力不足”，“我國的需求不足其實是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即內需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歸根結底是個人收入分配問題。”[[i]](https://d.docs.live.net/7f8e5c7f0854fc64/%E6%A1%8C%E9%9D%A2/%E7%94%9F%E4%BA%A7%E5%8A%9B%E4%B8%8E%E7%94%9F%E5%91%BD%E5%8A%9B/%E5%BE%90%E9%AB%98%E5%8D%9A%E5%A3%AB2%E4%B8%87%E5%AD%97%E6%96%87%E7%AB%A0%E7%9A%84%E9%80%BB%E8%BE%91%E7%BC%BA%E9%99%B7.docx)

既然有效需求不足是約束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那麼，經濟學家和經濟工作者就應該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方案，使我國經濟走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

然而，徐博士尖鋭地指出：“在過去幾十年又一次的西學東漸中，我國以各種方式大量引入了西方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教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學子（其中不少人在後來成為了經濟工作者）很容易陷入當前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的供給面單一增長敍事之中，不知有效需求不足也會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讓這樣的人給當下的中國經濟開藥方，他們就只會在供給面出主意，而不知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產生有效需求不足的收入分配結構才是我國經濟的癥結所在”。

徐博士進一步指出，“西方經濟學中，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長期被遺忘”。儘管馬克思早就説過，資本主義一定會導致生產過剩危機，也就是需求不足；馬爾薩斯、凱恩斯，也曾研究過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但隨着二十世紀70年代宏觀經濟學界理性預期革命的興起，凱恩斯經濟學讓位於對市場運行效率有較高信仰的新古典理論，有效需求不足再度在經濟學界被邊緣化，以至於經濟學學生們在最近幾十年很少能在課堂上聽到這個概念。”

我完全同意徐博士的這一判斷。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而西方主流經濟學恰恰缺失了對有效需求這一重要範疇的足夠認知，既不能解釋、更不能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如果生搬硬套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就會“落入了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構建起來的經濟發展敍事中”，犯刻舟求劍的錯誤。

既然主流經濟學無法解釋中國經濟現實問題，那麼，就需要找到一種前人沒有過的創新理論來揭示中國經濟邏輯，找到走出有效需求不足困境的出路。看得出來，徐高博士正是懷着這樣的創新之心展開自己的研究和論述的。對此我深感欽佩。

不過，在仔細研讀徐博士文章後，我也嘗試從不同角度進行思考，認為徐博士文章的核心論點和論證過程存在缺陷。下面提出一些粗淺看法，與徐博士商榷。

（一）如何定義“有效需求不足”？

徐博士2萬字長文，分為十個部分，就其核心觀點和敍事主線來説，我把它概括為兩大問題：

1、中國經濟發展的源泉是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旨在找到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

2、基於對第一個問題的研究，提出了上、中、下三種對策，旨在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癥結，找到中國經濟走出有效需求不足困境的出路。

文章一開始，徐博士就提出一個看似簡單卻極其深刻的問題：中國經濟發展的源泉是什麼？他指出：“在以提升居民福利為經濟發展目標的前提下，經濟發展的源泉有三：（1）居民對更好生活之慾望的擴張；（2）生產能力的擴張；（3）有效需求的擴張。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有效需求不足而非生產能力不足。”

在徐博士看來，有效需求擴張，本應是經濟發展的源泉之一，但我國經濟卻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且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那麼，首先就有必要弄清：什麼是有效需求不足？

徐文給出的定義是：需求不足，並不是指“人的慾望的需求”，而是指有貨幣購買力的需求。人的慾望需求是無限的，不存在不足的問題；但有購買能力的需求受收入多少的約束，因而是有限的，這才會發生需求不足問題。

徐文進一步論證：“有效需求不足歸根結底是收入分配問題，產生於收入分配結構所導致的購買力和支出慾望的錯配——有購買力的經濟主體缺乏支出慾望，有支出慾望的經濟主體缺乏購買力。我國企業部門向居民部門的分紅偏少，企業收入向居民的轉移不足，從而導致居民收入佔經濟總收入比重偏低，因而產生了消費不足的問題。而在投資回報率下降到低位，明顯抑制企業投資意願後，企業收入難以向居民轉移的情況就催生內需不足的問題。”

這段論述有些晦澀，讀起來有點兒拗口。其實用大白話來説就是：工資增長趕不上利潤增長，家庭生活消費落後於企業投資擴張；但在資本投資收益率下降的情況下，企業有錢也不願投資，居民雖有消費慾望，但因缺錢而無法形成足夠的購買力，由此造成有效需求不足。

我認為，徐博士關於有效需求不足的定義是正確的，特別是他澄清了“人類慾望需求”與“購買力需求”的不同、認為“購買力”與“支出慾望”結合起來才能構成有效需求的論述，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

然而，徐博士對有效需求不足產生根源的論述，卻是含混不清的。

（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產生的根源是什麼？

徐博士把有效需求不足產生的根源，歸結為“購買力和支出慾望的錯配”，這隻看到了表象。問題是：什麼力量決定了這種錯配？換言之，決定這種錯配的背後制度和機制是什麼？

在我看來，問題的核心，在於企業與家庭、資本與勞動、利潤與工資、投資與消費互動機制的失衡。我提出一個理論模型，嘗試用“兩種生產”的辯證運動來解釋有效需求不足產生的原因，見下圖：

圖一 “兩種生產”辯證運動的理論分析模型

我認為，經濟發展的源泉，在於“兩種生產”的對立統一運動。所謂兩種生產，一是以企業為單位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生產；一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人口勞動力生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產品和家庭勞動力都變成了商品，雙方互為供給與需求，並以貨幣為媒介進行交換，構建起商品市場、就業市場、金融市場；在“兩種生產+三個市場”之上，又衍生出精神和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消費，共同構成龐大無比的市場經濟系統。

企業與家庭是兩個不同產權主體，有着不同目標和行為。企業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產權基礎，基於資本投入追求利潤最大化；家庭以“勞動力人力資本天然私有制”為產權基礎，追求基於勞動收入的福利或幸福最大化。最大化只是主觀願望（即徐博士所説的“人的慾望需求”），客觀結果取決於雙方的博弈結果，如果達到均衡狀態，就會實現利潤與工資基於合理比例的同步增長，整個經濟就會健康發展。

人性、人的慾望，所有人都一樣，但在不同組織中有不同表現形式：在企業，人性和人的慾望，表現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機和行為，這賦予企業努力生產、追求技術進步的源源不斷的動力；在家庭，人性和人的慾望，表現為追求薪酬最大化的動機和行為，這賦予家庭勞動者努力工作、提高收入的源源不斷的動力；企業利潤目標與家庭工資目標相互矛盾、相互博弈，這種植根於人性的自我奮鬥和相互競爭、相互激勵，才是推動經濟發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徐博士認為“企業部門向居民部門的分紅偏少，導致居民收入佔經濟總收入比重偏低”，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無論國企還是一股獨大的民企，都存在這個問題。然而，這只是個偽命題，因為忽視了企業的制度屬性和行為目標背後的人性。

從制度層面看，建立在產權制度之上的企業，無論國企還是民企，都只有向股東分紅的義務，而沒有向居民分紅的權力。如果搞慈善，那屬於企業文化道德範疇，而不是制度使然。徐博士在後文提出“全民持股”建議，一旦落地，企業才真正承擔起了對全民分紅的義務，但這必須是在企業制度深刻變革之後才會出現的結果。

西方國家基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理念和嚴格保護私有產權的法治體系，企業產權大多屬於居民私有，因而把企業產權與居民產權混為一談，把企業收入混同於居民財富；而居民財富，既包括勞動所得薪酬，也包括企業資本利得。在這種情況下，西方主流經濟學並不重視企業收入與居民收入的區分。

我國經濟以公有制為主導，企業收入與家庭收入有明確邊界。這是基於產權結構的不同，我國與西方國傢俬有制經濟的根本區別。看不到這一根本區別，用基於私有制發展起來的西方經濟學給中國公有經濟開藥方，無異於“頭疼醫腳”。

我國的產權制度，在企業方面，包括國企和民企，是公有制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在家庭方面，是天然的“勞動力人力資本私有制”，因為勞動力人力資本存在於個體生命之中，除非淪為奴隸或剝奪人的生命，永遠歸個人或家庭私有。因此，考察我國經濟，必須考察企業與家庭兩種生產的辯證關係。

從兩種生產辯證運動的視角看，造成我國經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有三：

一是在觀念層面，我國社會長期遵循“重生產、輕生活”思維，顛倒了對生活與生產相互關係的認知。追根溯源，與意識形態上堅持“物質生產方式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終極力量”的舊唯物史觀有關。其實，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來自兩種生產的辯證運動，而不僅僅是“重物輕人”甚至“見物不見人”的單一物質生產方式。

在“短缺經濟”環境下，艱苦奮鬥、節衣縮食有其道理；但在有效需求不足環境下，“重生產、輕生活”就顯露出忽視人、忽視人的生命力的錯誤思維本質，不僅遏制消費，也因消費不足又反過來制約生產。

二是在制度安排層面，企業權利總是大於家庭權利，因為市場經濟下，企業制度演進與家庭制度演進，是一個相悖而行的趨勢。

在企業方面，從手工工場到機器大工廠、再到現代企業制度，組織日趨科學、管理漸進高效、人才結構優化形成“人力資本集羣”，推動技術持續進步，從而使企業的決策力、組織力、競爭力、執行力不斷提高，推動生產力持續快速發展。

家庭組織演進，則是一個退化趨勢：在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中，家庭或家族同時承擔着人口繁衍、生產勞動、族羣自治等多種功能；而當代社會家庭，已經退縮為核心家庭，功能逐漸收窄，甚至淪為生育機器，還出現了試管嬰兒、代孕、同性婚姻。儘管社會上有千千萬萬個家庭，卻是一盤散沙，無法與企業相抗衡。工會是一個抗衡企業資本的有組織力量，但如果工會職能不全，也就弱化了家庭勞動的集體議價能力。

我國居民收入的來源，主要是作為勞動報酬的工資，資產性收入佔比很少。工資增長趕不上利潤增長，原因在於家庭權利演進與企業權利演進背離。這種企業進化越來越強而家庭進化越來越弱的趨勢，是市場機制自發起作用的必然結果。如果沒有政府幹預（如制定強制性最低工資標準），僅靠資本或企業家慈善，幾無逆轉可能。

三是貨幣配置失衡。由於企業權利過大、家庭權利不足，必然導致工資增長趕不上利潤增長、家庭生活消費落後於企業投資擴張，進而導致了貨幣流通配置失衡：企業手裏的錢過多，家庭手裏的錢不足。一旦遇到經濟不景氣，家庭雖有消費慾望但因缺錢而缺失了足夠的購買能力；企業雖然有錢但因投資收益率降低而不願投資，這就造成了徐博士所説的“購買力和支出慾望的錯配”。但這只是有效需求不足結出來的“果”，而不是“因”。

徐博士還提出一個“最優消費佔比”概念，指出這是一個規範的應然問題。其實，如果這個概念成立，那麼一定是個實證的實然範疇，因為家庭消費佔比，只能是相對於企業生產而存在，即在利潤與工資基於合理比例、同步增長的前提下，企業生產與家庭消費達到平衡那樣一種狀態，這種狀態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靜止不變的應然的“最優佔比”。

在我看來，真正值得探討的，是基於生活消費的人口及所含勞動力、人力資本、人力資源的再生產過程，以及家庭人口再生產與企業產品再生產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無限循環的辯證運動。

生活消費至少有兩大功能：

其一，消費也是生產，即“消費的生產”，產出一定數量、質量、結構、分佈的人口及所含的勞動力、人力資本、人力資源，其中勞動適齡人口進入就業市場，構成就業市場供給側，其他人口也是人口紅利的組成部分。

其二，消費過程是對企業產品和產能的“消化”過程，是幫助企業實現利潤以進行再生產的必要環節。擴大消費，可以激勵企業擴大再生產，提供更多工作崗位，形成兩種生產正反饋的良性循環；消費萎縮，則抑制企業擴大再生產，形成兩種生產負反饋的惡性循環。

有效需求不足的危害，在於抑制了消費，導致了包含勞動力、人力資本、人力資源的人口再生產過程——生產、分配、流動、就業——本應連續不斷的各個環節出現栓塞和梗阻，造成人口再生產在數量、素質、結構、分佈各方面的紊亂。

如果沒有消費，企業產品賣不出去，利潤無法實現，也就喪失了投資和再生產的動能；如果沒有消費，就沒有勞動力人力資本供給，企業生產就無以為繼。

家庭收入低下、支付能力不足，從家庭視角看，會導致消費降級；從企業視角看，則是產能過剩，產品無法變現為利潤轉化成資本積累，阻滯了投資和再生產，由此又造成工作崗位流失，對家庭就是失業，是勞動適齡人口供給過剩。

可見，有效需求不足，不僅降低了人的消費水平，而且損害了兩種生產的良性循環和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信心動搖，而對未來預期信心不足，是造成經濟下行不可忽略的社會心理因素。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需要特別説明。

從需求側看，分為“中間需求”與“最終需求”。企業產品包括兩大類，一類是生產資料，一類是生活資料。生產資料用於企業再生產，對生產資料的需求是“中間需求”；生活資料用於家庭消費，對生活資料的需求是“最終需求”。

中間需求是手段，旨在提高生產效率。通常所説的“投資”，很大一部分是對生產資料再生產的投入，其最終目的，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滿足人的生活消費。投資的最終目的是消費，正因如此，有效需求不足就不是“中間需求不足”，歸根結底是“最終需求不足”，這才是有效需求不足這個命題的要害。因此，唯有提高生活消費水平，才是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癥結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用兩種生產辯證運動的方法論來看，徐博士對有效需求不足的內涵及產生原因的論證，缺失了對生活消費的功能及人口再生產過程的探討，削弱了他的文章的説服力。

（三）中國經濟的邏輯

徐文的標題是“中國經濟的邏輯和出路”。縱觀全文，徐博士重點分析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涵義、產生的原因，在此基礎上給出瞭解決問題的上中下三個方案，但並沒有就中國經濟邏輯這個問題本身，提出一個清晰明確的觀點。

事實上，中國經濟的邏輯和顯著特點，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居於主導地位。或許是因為議題敏感，徐博士文章缺失了對政府職能、政府行為的認知和分析，這不能不説是他的敍事邏輯的又一個缺憾。

討論中國經濟邏輯、研究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公共產品供求和政府職能，是繞不過去的論題。有鑑於此，我們需要引入一個包含公共產品與政府職能的理論分析模型，見下圖：

圖二 “三種生產”辯證運動的理論分析模型

這個模型是在前一個模型基礎上，又加入了公共產品、政府職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要素，構建起一個包括家庭人口生產、企業產品生產、政府公共產品生產的“三種生產”運行模型，展示了家庭權利、企業權利、政府權力“大三權”分立與制衡的制度機制，超越了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權”分立與制衡，是當代人類社會發展出來的最高級別的政經制度和機制安排。

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在以公有制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產權基礎之上，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產權代表，其地位和作用比西方要大得多。中國經濟走出了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但還有五年規劃、產業政策。市場機制被稱為無形之手，但存在市場失靈；而在中國，政府有形之手無處不在，要警惕的是政府失靈。

有鑑於此，中國經濟的邏輯，可以概括為：以公有制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和政府管控下的市場經濟。這裏的關鍵，是對公共產品與政府的地位和職能，要有一個清晰而科學的認知。我的主要觀點是：

1、公共產品的生產與供給，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剛需，是宏觀經濟總供給與總需求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2、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產權代表，是公共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供給者，政府的合法性與公信力，來源於生產和供給“正效應公共產品”、扼制“負效應公共產品”的意志和能力；政府行為與公共產品供求本身，也是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3、公共產品的供給與需求，採取政府依託國家機器強制徵税-納税的非市場、非商品交易方式；

4、税收如果被看作是公共產品價格，可以計入GDP，但許多公共產品如國家安全、法治秩序，其價值無法計量、無法計入GDP；

5、正因公共產品供求的非商品交易屬性，以及許多公共產品價值無法計量並記入GDP，使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總供求理論出現巨大缺口，但也因此給銀行信貸貨幣發行之外的政府國債貨幣發行，創造了廣闊騰挪空間，成為財政赤字的“隱形之錨”，提供瞭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的有力抓手。

上述五條，除產權基礎不同外，也是西方許多國家進行宏觀管理時“只做不説”的基本原則，然而詭異的是，卻未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

西方主流經濟學奠基於私有產權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之上，忽視或貶低政府的作用，把早期的“政治經濟學”傳統閹割成了後來的“經濟學”傳統。

我想再重複一遍：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存在於家庭、企業、政府三個產權主體和行為主體構建的“大三權”分立與制衡制度機制之中，它超越西式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權”分立與制衡，是當代人類社會最高級別的政經制度和機制安排，而在這個制度機制中，政府和政治無疑發揮着主導作用。

所以，中國經濟的邏輯，簡單套用西方主流經濟學是無法解釋的，原因就在於西方經濟學認為私有制下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可以自動達到一般均衡，因而主要研究生產者、消費者等市場主體的行為、博弈、預期、供求、價格、均衡，並用數學方法使其研究實證化、精細化，貌似越來越科學，實則有很大漏洞。這個漏洞就是，儘管不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但就是不願對政府給予與其地位和職能相匹配的足夠重視和充分研究；即使是專注於制度研究的新舊制度經濟學派，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地位和功能的敍事，也跳不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窠臼。

所以，要想真正認識中國的經濟運行邏輯，需要東方的政治經濟學，即植根於中國傳統哲學的“和合主義政治經濟學”（又稱“合三為一政治經濟學”）。這是一門探討家庭權利、企業權利、政府權力“大三權”分立與制衡內在規律、尋找三方在政府主導下進行合作博弈、避免非合作博弈之路的新學科。

基於以上分析，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邏輯，概括來説就是合理配置家庭權利、企業權利、政府權力和產權結構；在此基礎上，實現家庭人口生產、企業產品生產、政府公共產品生產“三種生產”的均衡發展。筆者將在另一篇文章中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四)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癥結的對策

針對我國經濟的有效需求不足癥結，徐博士提出了上、中、下三項對策：上策是“優化國內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居民收入佔經濟的比重”；中策是“靠投資創造需求”即延續投資拉動經濟的慣性思維；下策是去產能。

徐博士進一步論證，上策是從需求側發力，這是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治本之策和最優選擇，但涉及制度機制的深層次改革，短期內難以落地見效。中策的發力點，仍在供給側，已經實施多年，其利弊得失已充分顯露，但在上策“還未走通的時候，靠投資創造需求的中策是我國經濟的一條不壞的、並且可以持續的出路”，因而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次優選擇，可以防止經濟大幅減速。下策去產能，可能會造成大規模浪費和失業潮。

我完全同意徐博士的觀點，特別讚賞他在上策中提出的“全民國企持股”設想，這是對我國公有制經濟產權制度的重大改革，對於解決企業分紅過高、居民收入不足且缺少話語權的體制缺陷，具有重大意義。這裏的問題是，全民持股涉及資本社會化、國企改革、經濟民主與代理人之間的委託代理關係等一系列深層次改革。國企改革已經進行了幾十年，資本市場也已經運行了幾十年，但信息不對稱、多層級委託代理關係導致的“股東缺位、內部人控制”等弊端，至今仍很嚴重。如何解決？徐博士並未深入闡述，希望看到他在後續研究中，提出新的成果。

如何取捨上、中、下三策？徐博士的論斷是：下策“去產能”最不可取；中策繼續“投資拉動經濟”只適應於階段性中短期；長期來看必須向上策過渡。

然而，由中策向上策過渡，中間必需涉過深水區改革。深水區改革有哪些具體內容？有哪些可行的解決方案？徐博士尚未給出明確回答。為此，我想提出一些補充。在拙文《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中國經濟內需不足的宏觀經濟分析》中，我提出了六項對策：

1、跳出“重生產、輕生活”的認識誤區；

2、體制改革：優化家庭權利、企業權利、政府權力的配置結構；

3、分配改革：初次分配提高勞動者集體議價能力；二次分配加槓桿大幅度增加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支出，目標是全民免費教育、免費醫療；

4、重塑消費理念，培育“新質消費力”以產出“新質人力資源”，使之與新質生產力帶來的新的產業結構協調發展；

5、產權制度改革：加速推進資本社會化和全民持股；

6、重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機制。

以上粗線條提綱式羅列的想法，主要是針對內需不足，還未考慮國際環境因素；有的想法可能只是空想，需要進一步擴展議題並進行嚴格論證和深入研究。筆者在這裏先把它們呈現出來，旨在拋磚引玉，與讀者共同討論，誠懇希望徐博士和讀者們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徐高公眾號“徐高經濟觀察”文章：《中國經濟的邏輯與出路》。

張廣柱公眾號“和合主義與制度變遷”文章：《生產力超前、生命力滯後：中國經濟內需不足的宏觀經濟分析》。

[[i]](https://d.docs.live.net/7f8e5c7f0854fc64/%E6%A1%8C%E9%9D%A2/%E7%94%9F%E4%BA%A7%E5%8A%9B%E4%B8%8E%E7%94%9F%E5%91%BD%E5%8A%9B/%E5%BE%90%E9%AB%98%E5%8D%9A%E5%A3%AB2%E4%B8%87%E5%AD%97%E6%96%87%E7%AB%A0%E7%9A%84%E9%80%BB%E8%BE%91%E7%BC%BA%E9%99%B7.docx)[1]本文的引文均摘自徐高《中國經濟的邏輯與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