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務》：美國勿高估中國，也勿低估自己_風聞

　　作者：陸岑

　　特朗普再次就職之際，美國國內學者就如何應對中俄建言，比如把軍事援助當作籌碼施壓俄烏讓步；以及加大國內投資和同盟邦、夥伴的合作，推進對華技術競爭等。無論是自由派學者，還是保守派學者，都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又到了一個分水嶺。美國《外交事務》最新文章“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合理評估中國挑戰”（Know Your Rival, Know Yourself，Rightsizing the China Challenge）就提到，特朗普2.0時期，美國要想轉變和調整政策，就首先要對中美實力對比有更清晰的認識。文章作者是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唐氏中國政策講席研究員白明（Jude Blanchette）和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何瑞安（Ryan Hass）。其中，何瑞安曾在2013年至2017年擔任美國國安會中國大陸、台灣和蒙古事務主任。

　　文章寫到，中國常提及的“東昇西降”似乎也不可避免地被一些美國領導人接受，由於符合這種預測的證據很多，今天許多美國人擔心中國會超越美國。比如，從高超音速導彈，到造船業，中國在多個關鍵領域的實力不斷增加。儘管中國尚未達到主導地位，但這種情況似乎説明，中國政府驅動下的發展模式似乎仍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美國人要是這麼想將是一個嚴重錯誤，因為中國也有自己的“短板”，如果不考慮這一點，美國就無法真正評估自己的實際處境，並做出明智的決策。

　　▲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職演講中表示，美國將開始“黃金時代”。

　　“即便是最強大的地緣政治對手，也有隱秘的脆弱點，這要求美國領導者不僅要敏鋭地察覺對手的優勢，還要洞察其弱點”。文章認為，美國擁有獨特且持久的戰略優勢：經濟韌性、創新能力、盟邦體系以及開放的社會。而中國經濟發展則面臨結構性挑戰和政策機制的制約。

　　美國高估、低估對手的習慣

　　文章稱，上個世紀的美國總是高估競爭對手的實力，低估自己的優勢。這種習慣在美蘇冷戰中最為明顯，那時美國官員和分析人士恐懼感強烈，認為蘇聯在軍事力量、科技進步和全球政治影響力方面已經超越美國。例如， 1950年代末的美國官員曾認為蘇聯擁有遠超美國的、更先進的洲際導彈庫存。然而，後來通過美軍U-2偵察機等資源收集的情報顯示，所謂的“導彈實力差距”大多是虛構的。隨着冷戰的結束，大家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蘇聯經濟在軍費開支的重壓下最終走向崩潰，許多所謂的蘇聯優勢都是被誇大或基於誤解。

　　文章也提到，這種低估對手的傾向也和體制因素有關。西式民主體制存在對自身缺陷的更多公開辯論，可能導致國內短板被過度聚焦，使得弱點看來其比實際情況更為嚴重。而蘇聯那樣的專制體制則相反。傾向於呈現出比實際情況更光鮮的一面。比如，蘇聯通過閲兵來維持一種戰無不勝的表象。蘇聯掩蓋經濟停滯、政治內鬥和創新失敗的嘗試，也誤導了美國決策者；與此同時，美國的自我批評傾向則掩蓋了自身的實際優勢。

　　文章提到美國的這種傾向或習慣也有積極的一面：讓美國有危機意識，刺激美國加大在衞星技術、科研和人才領域的投資。文章列舉了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意外成果”。如蘇聯在早期太空競賽中取得成功後，美國害怕在這一關鍵領域落後蘇聯，因此成立了NASA，加大了科研和教育領域的投資。但美國低估對手也有可能讓美國付出沉重代價，比如一戰後德國納粹的崛起、上世紀90年代基地組織的滋長、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等。

　　▲2003年3月25日，美軍幾十輛裝甲車輛從科威特城駛向科威特與伊拉克邊境。

　　“但在許多情況下，對競爭對手的過度恐懼導致美國錯誤地分配政府資源，忽視了培育自身實力的必要性，分散了注意力去應對邊緣性威脅，甚至陷入了不必要的戰爭”。

　　例如，美國在越南戰爭中財政和人力的巨大投入，部分源自所謂的“多米諾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美國允許蘇聯支持的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紮根，全球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被共產主義主導。這種信念促使美國專注於贏得一場代價高昂、曠日持久的戰爭，最終耗盡了資源，損害了其全球聲譽，並侵蝕了美國人對自身政府的信任。幾十年後，類似的對誇大威脅的動員——對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政權的反應——導致了災難性的、曠日持久的衝突、國內動盪，以及美國國際信譽的進一步下滑。

　　因此，美國傾向於通過指認對手的實力（優勢）來促使國內行動，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感知到的威脅可以動員資源、推動創新，並在面對潛在挑戰時促進團結，這一點在冷戰期間的太空競賽和軍事進展中得到了體現。一個有益的高估是能夠激發建設性行動，而不會導致偏執或無法持續的承諾。然而，當高估顯著扭曲政府的優先事項，並使領導者的有限關注力從其他緊迫問題上分散時，過度高估就變得有害。認識到這種差異需要對對手能力的細緻理解，並制定出一種經過精準調整且可持續的應對措施。

　　怎麼平衡性地評估中國

　　文章認為，過於悲觀的宿命論或者過於自信的勝利主義都可能使人忽視一個更加細緻、全面的視角。這種視角既看到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同時也承認美國依然擁有一些獨特的戰略優勢，諸如其經濟的韌性、強大的創新能力、牢固的聯盟體系以及開放的社會體制。

　　比如在經濟層面，人民幣還無法取代美元。創新層面，根據斯坦福大學的全球人工智能（AI）實力排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尤其在AI研究、私人部門融資和前沿AI技術發展等領域，相對於中國具有顯著的領先優勢；能源安全方面，中國嚴重依賴進口，而美國已經實現能源獨立。

　　就盟邦體系而言，文章提到，中國目前尚未能與美國匹敵其最強大的“力量倍增器”：全球聯盟體系。美國與北約、日韓澳的合作，不僅僅是象徵性的，它們使得美國能夠進行即時協調，從而將部隊部署到遠離美國本土的地區，增強了美國的軍事效能和戰備能力。超級大國是能夠在全球每個角落投射力量和行使影響力的國家。美國符合這一標準，而中國目前尚未達到。

　　▲2024年12月，美國國防部發布2024年“中國軍力報告”。

　　軍事方面，中國缺乏實戰經驗，使得它是否能夠在現代戰爭的壓力下執行復雜的作戰任務尚不確定。而且，任何發生在中國或其鄰近海域的衝突，都可能對中國經濟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因為中國的經濟嚴重依賴海上貿易及與周邊地區的貿易。相比之下，美國軍隊在全球範圍內投射力量的能力仍然無可匹敵，得到了廣泛的作戰經驗、龐大的聯盟網絡以及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前沿部署部隊的支持。

　　美國落後是因“自我投資”不足？

　　文章認為，美國在關鍵領域缺乏競爭力，並非美國能力不足，而是因為美國的“缺席”，在國內替代品的投資上反應遲緩，不願調動資源以與中國的速度相匹配。比如，在5G通信領域，中國在非洲、亞洲和部分歐洲市場佔據了主導地位，而美國過去在這些領域的資金投入速度較慢。這一成功得益於政府在戰略領域高度定位和聚焦，以及政府補貼、資源配置和長期經濟項目的推動，包括社保體系的改革和國內消費刺激。

　　▲1月21日，特朗普在白宮宣佈成立新的美國大型人工智能公司“星際門”（Stargate），該公司將向美國投資5000億美元，並有可能立即創造10萬個新就業崗位。

　　文章稱，隨着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美國應當利用好自己的優勢。為此，美國政策制定者必須在自己強項領域進行大量投資，增加研發和尖端產業的資金支持，通過有針對性的移民改革吸引全球人才，強化亞太和歐洲的聯盟關係，重建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

　　“如果美國領導人繼續對中國崛起感到焦慮，而不是採取這些至關重要的措施，華盛頓的戰略優勢可能很快就會消失”。文章最後説，美中競爭將是未來幾十年的決定性特徵。儘管中國可以在關鍵領域取得快速進展，但取得的成果依然脆弱。對美國來説，真正的危險可能並非是中國這一新對手不可匹敵崛起，而是在於美國自身不願承認併發揮其無與倫比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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