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必須要重視的“超額”力量, 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_風聞

張傑 | 中國人民大學

【導讀】一生偏愛存錢的國人，儲蓄規模再創歷史新高，2024年的全國人均存款額首次超過了10萬元。近年來，關於中國經濟流動性不足的現象，一種普遍觀點認為，是居民儲蓄在GDP中的佔比過高所致，並據此理解存款的“低利率時代”，消費乏力，以及一系列金融市場化改革。那麼，回顧歷史，居民儲蓄存款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有何動態關係？更進一步，當下的金融改革又面臨哪些挑戰？

本文指出，中國貨幣金融理論界用**“籠中虎”來形容居民儲蓄存款潛藏的巨大力量，其一旦從銀行體系釋放，會對市場供需和通貨膨脹產生衝擊。“籠中虎”的形成與中國經濟改革初期的政策調整密切相關，“放權讓利”改革觸發了財政收入下降，銀行體系的汲取能力相應擴張。**

1980年代初，中國經濟過熱和財政赤字增加使儲蓄存款的潛在衝擊性逐漸顯現。1988年以“價格闖關”為核心的市場化路線導致通貨膨脹飆升（零售物價漲幅達18.8%），居民儲蓄迅速流向市場，搶購潮加劇供需失衡。**1990年前後，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完成由“財政支持型”向“金融支持型”轉換，銀行體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持力量。**隨着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抑制，且經濟增長並未明顯減緩，1996年5月的存款利率開始下調。這標誌着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轉向一個漫長的低利率時期。與此同時，儲蓄存款增長顯著(年均增速44.38%)，“籠中虎”逐漸馴服。

**本文指出，居民儲蓄集中為國有銀行體系提供了穩定的資金來源，但也使國家和銀行體系對其形成依賴，導致制度改革面臨路徑依賴和市場化難題。**作者指出，“籠中虎”現象源於特殊的制度設計和路徑依賴，是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必然結果。隨着改革的深化，應提升居民的金融選擇權，分散過度集中的儲蓄壓力，以實現經濟與金融的協調發展。梳理“籠中虎”現象對理解中國經濟改革與金融體系演變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本文節選自《新中國財政金融制度變遷事件解讀》第17章“籠中虎”，****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籠中虎”

“籠中虎”是中國貨幣金融理論界對1988年以來居民手持貨幣和在銀行的儲蓄存款對市場供求可能造成衝擊的一種形象表達。居民手持的貨幣和銀行的儲蓄存款是分別關在家庭資產負債表“籠子”和銀行資產負債表“籠子”中的“老虎”。所謂在“籠子裏”，是説它們沒有用來購買；所謂“老虎”是説它們一旦大量投入購買，會給市場供求帶來壓力，造成通脹風險等後果。

▍“籠中虎”的形成與出籠

階段一（1980-1987）：“籠中虎”初具威脅，緊縮政策戛然而止

1980年，中國經濟改革啓動的第三個年頭，受到此前經濟發展“洋躍進”戰略的影響，財政預算赤字陡然增大，尚未完成現代轉型的銀行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貨幣（信貸）擴張壓力；在連續兩年現金快速增長（貨幣供給量在1979年和1980年分別增長了10.2%和18.3%）的衝擊下，零售物價指數由1978年的0.7%迅速上升到6.0%的高位，不過，由於改革伊始居民的手持現金和儲蓄存款尚未顯著增加，此次物價上漲並未導致所謂“籠中虎”出籠現象的出現。

接着在“提前翻番”目標的刺激下，人們的經濟增長激情迸發，特別是**各級地方政府之間輪番展開的競爭使得投資規模的擴張慾望格外強烈。**1983年，新一輪企業改革開始啓動，其中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將企業自主經營引入國有企業改革。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被給予了信貸自主權。結果，1984年的銀行信貸比上年增長了28.8%，貨幣供給量（M0）迅速增加了50%，1985年CPI上漲9.3%，中國經濟運行重返過熱週期。

1980年以來，**財政下降一直與中國以“放權讓利”為主線的經濟改革相伴隨。決策層開始將目光投向增長勢頭日漸強勁的居民儲蓄，通過加息和加強存款保護等措施使居民儲蓄穩步增加。****1985年，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到22.2%，不過，銀行體系賬面上的居民儲蓄卻以更快的速度增加。****1985年末，居民儲蓄存款總額達到1622.6億元，佔GDP的比重上升到18%，而1980年這一比例僅為8.8%。**居民儲蓄存款的擴張以及經濟改革對此依賴度的提升，極大地增加了它對宏觀經濟情形變化特別是通貨膨脹的敏感度。關在籠子裏的“老虎”漸漸長大並初具威脅。

1985年初，決策層開始啓動以遏制投資消費膨脹為核心的新一輪緊縮政策。更為現實的情形是，經濟增長自1986年伊始顯露下滑跡象，2月份甚至出現零增長，推行不到兩年的宏觀經濟緊縮政策戛然而止。

階段二（1988-1989）：極端緊縮政策治“籠中虎”，經濟“硬着陸”

**自1988年5月開始，決策層決意實施以“價格闖關”為核心的“激進改革實驗”，並打算“畢其功於一役”，藉以徹底解決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問題。**於是，剛剛關緊的貨幣供給閘門被再度打開，1988年，貨幣供給陡然增長46.7%，總體零售物價水平大漲18.8%，為經濟改革以來最高。宏觀經濟形勢重新變得嚴峻起來，而此次的貨幣金融態勢則與以往有些不同。1987年居民儲蓄存款規模突破3000億元，1988年更是達到創紀錄的3800億元。隨着物價大幅上漲，一旦如此大體量居民儲蓄存款破籠而出，後果不堪設想。

從1988年上半年開始，大中城市居民開始擠兑銀行存款和搶購商品，並很快向全國蔓延。形勢異常緊迫，決策層一方面需要儘快重新收緊貨幣供給（M0）閘門，另一方面則是設法穩住銀行體系的居民儲蓄存款（M2）。開始，央行政策單方面控制貨幣供給量（M0），並試圖通過簡單提高儲蓄存款收益激勵更多居民將手持現金轉化為銀行儲蓄存款，但收效欠佳。在這種情況下，決策層出台專門針對居民定期儲蓄（M2）的政策，即“保值儲蓄”，對城鄉居民個人三年期以上的定期儲蓄存款在原存款利率的基礎上按保值儲蓄補貼率予以補貼。“保值儲蓄”是一種極端政策舉措，成本極高，政策宣示意義極具強，不到萬不得已，決策層一般不會輕易推出。但“保值儲蓄”這種極端手段應對“籠中虎”出籠這種極端情形“藥對其症”，收效不錯。到1989年末，居民儲蓄存款突破5000億元大關，佔GDP的比重達到30.29%，出籠一年有餘的“籠中虎”終於被重新趕進了銀行體系的籠子裏。

這種緊縮政策也帶來了不小的副作用。**1988年下半年以來的緊縮政策具有典型的“硬着陸”性質。**隨着貨幣供給（M0）增長率由1988年的46.7%滑落至1989年的9.8%，當年第三季度的M0甚至出現了1%的負增長。經濟增長從1989年第三季度開始便呈現疲態，當年全年的GDP增長率僅為4.1%，1990年的經濟增長率更是下降到3.8%的低位。CPI與GDP增長率同步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這在經濟改革以來還是頭一回。這次政策還對此後的經濟改革與金融制度演進造成了難以預料的長期影響。

階段三（1990-1992）：寬鬆貨幣信貸政策推行，物價飛漲

緊縮政策的緊急轉向在所難免，與前幾次政策轉向相比，此次政策轉向的經濟金融背景有些不同。**一方面，國家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繼續下降，1989年前後已降至15.7%的水平，這就意味着，國家財政已經無力繼續充當啓動經濟的主要角色。另一方面，銀行體系的居民儲蓄存款大幅增加，1990年達7119.8億元，佔GDP的比重為38.12%，1991年更是直逼萬億元關口，佔GDP的比重達到42.43%。**財政金融汲取能力的上述相向變化直接影響到此輪經濟啓動政策的重心選擇，貨幣金融政策從此便別無選擇地擔當起了一次又一次啓動經濟乃至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責任。因此，在此輪經濟啓動過程中，銀行體系的信貸政策操作理應首當其衝，1989年第四季度中國人民銀行便開始重新打開信貸閘門，之後連續三次降低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由1989年2月的11.34%這一高點最低降至7.56%。在經過一個“漫長”的滯後期後，經濟增長終於開始恢復，1991年，經濟增長率迅速上升至9.2%的高位。

通過幾個回合的政策操作，經濟增長便重新回到“快車道”，但人們對此番貨幣信貸政策操作的後果懷有後顧之憂，其中最為擔憂的就是居民儲蓄存款這隻“籠中虎”的穩定性。1990年前後，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完成由“財政支持型”向“金融支持型”的轉換，在這種情況下，“籠中虎”的出籠不僅衝擊市場均衡，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會從根本上動搖“金融支持型”經濟增長的微觀金融基礎。除非保持銀行體系的穩健與居民儲蓄存款的增長，否則，“金融支持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將無從談起。而同時，“金融支持型”經濟增長模式很容易誘使處於經濟改革過程的經濟運行迅速滑向對銀行體系特別是國有銀行體系信貸機制的剛性依賴，而要避免這種剛性依賴，圍繞市場秩序與微觀經濟基礎特別是企業制度重建的重大制度調整則需要同步甚至提前推進。

**市場機制缺乏和企業改革滯後條件下的經濟擴張，**貨幣信貸政策註定要“一馬當先”，於是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開始推行。一時間，各個經濟利益主體的投資熱情迅速迸發，與此緊密跟隨的，則是前所未有的貨幣擴張。1992年，M0增長率達到36.4%，1993年仍居35.3%的高位。連續兩年的M0增長率超過35%，這在此前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未曾遇到。1992年和1993年國有銀行的貸款增長率分別為19.82%和22.71%，1994年更是達到25.4%。在貨幣信貸擴張的強力支撐之下，1992年和1993年的GDP分別增長了14.2%和14%。貨幣擴張“單邊”支撐下的高速經濟增長必將支付沉重的貨幣貶值代價，1993年，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從上一年的6.4%迅速提升至14.7%，1994年更是攀上24.1%的高位，創造了經濟改革以來通貨膨脹的歷史“記錄”，該記錄迄今都未曾被“刷新”。宏觀經濟政策操作又一次回到了一個週期的起點。

階段四（1993-2009）：強緊縮政策再治“籠中虎”，經濟“軟着陸”

在創紀錄物價上漲的刺激之下，“籠中虎”蠢蠢欲動。問題的嚴峻性在於，此時的“籠中虎”已今非昔比，1993年，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為15203.5億元，佔當年GDP的比重為43.03%；1994年該餘額達到21518.8億元，佔當年GDP的比重上升至44.65%。原來的“小虎崽”已經成長為“龐然大物”，一旦出籠，其對宏觀經濟和改革進程可能造成的衝擊將不堪設想。當時的現實情形異常嚴峻，居高不下的物價水平在頻繁動搖着廣大儲户們的心理防線。從總體上看，1993年居民儲蓄存款佔GDP的比重相比於1992年已有明顯下降。決策層意識到，穩定居民儲蓄存款的政策行動已經變得刻不容緩。

1993年5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緊急大幅提高居民儲蓄存款利率，其中定期存款年利率平均上調2.18個百分點，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從兩年前的7.56%提高至9.18%。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強調大力增加儲蓄存款、保證儲蓄存款支付等政策意圖。7月5日朱鎔基在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對銀行工作的“約法三章”，特別指出不準搞“儲蓄大戰”。不過，政策見效的速度慢於預計，特別是居民的儲蓄傾向依然有些搖擺和徘徊，需要進一步的政策操作。7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再次提高居民儲蓄存款利率，其中定期存款利率平均上調1.72%，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從此前的9.18%提高至10.98%，這是1990年以來居民儲蓄存款平均利率的最高水平。不僅如此，貨幣當局還同時決定對1991年12月1日以後存入的三年期以上定期儲蓄存款重新實行保值。

隨着一系列強力宏觀政策手段的逐步到位，持續兩年有餘的信用膨脹最終得到控制，M0的增長率由1993年的35.3%下降至1994年的24.3%，1995年更是降至8.2%，與此相伴隨，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在1995年迅速回落到17.1%，1996年降至2.8%。讓決策層格外感到欣喜的是，如此強力的貨幣金融緊縮政策，卻並未過多傷及經濟增長的勢頭。1994年至1996年，在物價水平驟降15.8%的情況下，GDP平均增長速度仍然達到11.3%的高位。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抑制，而經濟增長並未明顯減緩！受此影響，居民儲蓄存款自1994年下半年開始重新恢復穩定增長，當年居民儲蓄存款總額突破2萬億元關口，佔GDP的比重上升至44.65%，1995年和1996年居民儲蓄存款總額分別達到29662.5億元和38520.8億元，佔GDP的比重分別升至48.79%和54.12%。一度蠢蠢欲動的“籠中虎”重新變得安然無恙。

1995年12月初，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時的宏觀經濟金融形勢做出了樂觀估計，認為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抑制。1996年3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停辦保值儲蓄，意味着經濟改革以來不時出現的“籠中虎”威脅暫告解除。同年5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將存款利率平均降低0.98個百分點。經濟改革以來，貨幣當局根據宏觀貨幣金融形勢的變化對居民儲蓄存款利率時做調整，人們已司空見慣。不過，發生在1996年5月的此番存款利率下調則非同尋常，以此為折點，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隨即進入一個漫長的低利率時期，金融機構存款基準利率在2002年2月至2004年3月間一度降至1.98%的低位。儘管平均利率水平一降再降，可居民儲蓄存款卻迅速積累。2009年，居民儲蓄存款總額為260771.7億元，佔GDP的比重高達77.76%。更令人不解的是，雖然此後的宏觀經濟運行時有波動，但如此巨量的居民儲蓄存款卻在銀行體系的賬户中一直安然而睡。當時的人們無論如何都料想不及，1993年的那次居民儲蓄存款波動竟然是經濟改革以來迄今為止“籠中虎”的最後一次“發作”。

▍“籠中虎”的蜕變

1996年以來，處於經濟改革進程中的中國居民部門表現出異常強烈的儲蓄傾向，儘管存款基準利率一降再降。20世紀90年代初，證券市場重建，但股市對大部分老百姓的吸引力不大。**據統計，1992年至2002年間，在中國居民部門金融資產結構中，儲蓄存款所佔比例接近80%；相比之下，2000年，存款（含現金）佔美英日德居民部門金融資產的平均比重不過30%。1996年至2009年間，中國的居民儲蓄存款仍在以年均44.38%的速度不斷增長。**曾經的“籠中虎”居民儲蓄存款為何突然間變得温順起來？儲蓄存款如此大幅度的持續增加是老百姓的自願金融選擇，還是外部因素使然？是經濟改革進程中的不經意現象，還是決策層的刻意制度設計？

馴服“籠中虎”的原因一：“軟着陸”政策的順利推行與國家擔保的銀行信用

其實，在20世紀90年代中葉，“籠中虎”完成了一次微妙的制度蜕變。在1996年前後，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降至谷底，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最低曾經達到10.3%，而同時，伴隨產出的快速增長，中國絕大部分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缺乏合理有效的內源融資機制，這就意味着，中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將不可避免地步入外源融資支持的特殊路徑。而外源融額資支持的要害就是銀行體系，馴服“籠中虎”的居民儲蓄存款變得格外重要。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就已打算以其對居民儲蓄存款的強有力擔保換取銀行體系對經濟改革與增長過程的長期金融支持。當財政汲取能力在1995年降至谷底時，一種全球銀行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國有）銀行體系已然屹立於日益深化的改革進程之中。這種特殊的銀行體系以國家聲譽為“抵押”確保居民儲蓄存款的長期安全，給老百姓吃了一顆“定心丸”。

除了對銀行體系的隱形擔保之外，1997年-2009年這13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只有1.48%，老百姓的後顧之憂完全解除。中國“居民願意增加自己的自願儲蓄是改革者通過漸進式改革得到的相對穩定經濟環境的附帶利益”。從此，完成華麗轉身的居民儲蓄便開始步入服務於經濟改革與增長的長期歷程。但讓人疑惑的是，中國居民部門的可支配貨幣收入尚處於較低水平，即便是到了經濟改革啓動30餘年後的2009年，中國人均GDP不過25188元人民幣，只有3600美元左右，數額甚至低於拉丁美洲和一些非洲國家。按理説，在這樣一個人均收入區間，人們會擁有較高的消費傾向，可是，中國的居民部門卻選擇了更多的儲蓄，而不是更多的消費。如果中國居民部門在消費與儲蓄之間做出的是正常的經濟選擇，那麼，即便有上述國家的莊嚴金融承諾在先，長期穩健的儲蓄也不會緊隨其後。這意味着“籠中虎”的馴服一定有着更為深刻的制度原因。

馴服“籠中虎”的原因二：陡然加速的企業改革

就在“軟着陸”政策開始全面實施且初見成效的同時，一場更為深刻的經濟體制改革行動也在緊鑼密鼓地展開。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意推進以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為核心的經濟改革進程。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標誌着決策層已然完成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法律準備，並在正式制度層面設定或者明確了改革的公司化方向。儘管此後的公司制改革道路並不平坦，但此項改革卻給處身於這一進程的老百姓一個十分強烈的信號，那就是從今往後的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過程要引進更多的競爭與效率機制，原來幾乎由國家完全承擔的改革成本與風險需要由老百姓分擔一些。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報告首次觸碰國有企業的“失業禁區”，明確提出“下崗分流”和“減員增效”問題；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意味着由全社會分擔風險的改革進程明顯加速。一時間，“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和城市集體企業關閉，失業工人佔了國有企業勞動力的40%，城市集體企業的工人減少了三分之二”。但與此同時，與風險分擔機制緊密相關的住房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則明顯滯後，自然人們的儲蓄傾向會提高，即期消費減少。中國經濟改革在走過了一段不算短的人人都可獲益的“帕累託改進”過程之後，終於來到了有人獲益有人受損的“非帕累託改進”階段的入口，老百姓開始強烈地感受到未來的經濟生活將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原先的國家保障以及“企業內保障”就只有被迫轉換為在中國已延綿千年的“家庭內保障”。可見，正是1993年以來順利推進的（宏觀）“軟着陸”政策操作與1997年以來陡然加速的（微觀）企業改革進程的不期聯手，加上國家擔保的銀行體系，最終造就了居民儲蓄存款大幅穩定增長這一改革奇觀。

馴服“籠中虎”的原因三：銀行體系相比證券市場的比較優勢

饒有意味的是，**原來決策層擔心老百姓花錢，因為那樣會威脅儲蓄存款的穩定，而現在一轉眼則又擔心老百姓不花錢，因為這樣會拖累日漸疲軟的國內需求。**不少人曾經提議藉助進一步發展證券市場分流一部分居民儲蓄存款，但收效甚微。

不僅如此，經濟改革以來，中國的老百姓長期面對着一種“兩極金融選擇困境”，在提供給他們的金融工具“菜單”上，只有兩道風險迥異的“菜品”可選，一道是零風險的銀行存單，另一道則是高風險的股票。經過證券市場初創時期的激情嘗試與緊隨其後的行情激盪，人們靜下心來反思。銀行存單的確收益偏低，但有國家的擔保，沒有後顧之憂。股票兼具高收益和高風險的特徵，但基於當時特殊的制度背景，不少初涉證券市場的投資者並未留意這種特徵。兩相比較，對於平均收入水平尚低且風險厭惡的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而言，他們將更多的金融財富配置於銀行儲蓄存單而不是股票無疑是一種理性選擇。

▍“籠中虎”的制度困局

毋庸置疑，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平均10%左右的高增長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樣一個十分特殊的金融格局，即國家擔保之下慷慨提供信貸支持的國有銀行體系的存在，使得居民儲蓄存款與高速經濟增長之間前所未有地建立了穩定的邏輯聯繫。這種邏輯聯繫之所以能夠建立是因為，伴隨改革進程的推進，可支配貨幣收入獲得迅速增長的居民部門做出了更多“持久性”持有銀行存單而不是其他金融證券的金融選擇。“銀行體系成了將居民儲蓄轉化為企業投資的重要渠道”。

可是，國家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經濟社會成本和制度變遷代價。居民儲蓄存款之所以如“田間牛”這般温順，那完全是因為有國家聲譽與“虎”做伴，而居民儲蓄存款作為“籠中虎”的本性並未發生實質性改變，僅從理論上講，一旦國家聲譽宣告退出，即便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會遭遇明顯的宏觀經濟金融衝擊，只要他們產生些許“心理波動”便極有可能使居民儲蓄存款“原形畢露”。如果實際情形確係如此，那就意味着國家聲譽已被“籠中虎”差不多徹底“套牢”，其退出成本異常巨大。隨着經濟金融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及各種利益追求圍繞國有銀行體系的進一步糾結，藴藏於這種制度格局深層的金融風險將難以估量。

更當堪憂的是，**“籠中虎”還進一步牽扯出中國金融制度演進的“市場化悖論”。**對於銀行體系，其理性選擇自然是最大限度地謀求無風險收益，而獲取這種收益的最佳途徑便是儘可能快地擴張信貸資產規模，而信貸風險已經幾乎被國家所提供的“無形資本”完全稀釋。不過，國有銀行體系從一開始就察覺到，國家之所以為其提供風險擔保，歸根結底是因為自己賬面上積存了鉅額的居民儲蓄存款和以此為基礎主要面向國有經濟的信貸投放。無論是居民儲蓄存款還是信貸投放，國家對此都高度敏感，因為前者是“籠中虎”，事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經濟改革中的人心向背，後者則是“助推器”，牽扯着改革中的經濟增長前程。於是，國有銀行體系利用着這種所謂的“投鼠忌器”效應來牽引決策層針對銀行制度的改革政策。

相比之下，**居民部門則更像是這場金融博弈的一個“看客”。儘管居民部門持有儲蓄存單的實際微觀收益與其所做出的宏觀金融貢獻並不匹配，但他們似乎對儲蓄存款的安全性更為關注。**這往往與金融行為的非理性相伴而行，這種金融非理性既可能是長期的金融沉默，也可能是突然的金融爆發。問題在於，隨着經濟改革的推進和個人可支配貨幣收入的增加，居民部門的金融權利意識也在不斷覺醒。居民部門畢竟是“籠中虎”的真正所有者，他們擁有以何種方式以及準備何時驅使“籠中虎”的最後決定權。如果不及時改變既有的“金融合約”的權利內涵以及以此為基礎的金融博弈格局，當國家與銀行體系對居民儲蓄存款的使用達到某種極限，仍然沒有（或者無意）尋找相應的（市場化）替代金融安排時，金融改革將面臨制度困局。

**▍**結 語

在經濟改革之前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家曾經長期承擔着經濟資源配置的“雙重角色”，既是主要的儲蓄者，也是主要的投資者。隨着經濟改革進程的啓動，政府儲蓄顯著下降，國家便“退出”了主要儲蓄者的角色，但同時卻沒有同步“讓出”主要投資者的位置。

**僅從理論上講，緩解金融困境的路徑可以是讓逐步擔當主要儲蓄者角色的居民部門以及正在獲得各類自主權的企業部門成為資源配置主體，進而承擔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責任。問題是，要讓新的經濟主體擔綱如此重大的改革使命，除了自身金融能力的培育與錘鍊，還需要做不少前期的制度準備，特別是金融市場機制的構建必須先行，而這些必要的制度準備在短期內難以成就。**因此，儘快建立一種全新的金融制度安排以便重新集中已然分散了的居民儲蓄成了當時的唯一選擇，國有銀行體系“橫空出世”。饒有意味的是，建立國有銀行體系是為了緩解由儲蓄分散造成的金融緊張，但這種銀行體系在超負荷運行多年之後又重新陷入了金融緊張，只是，這次的金融緊張不是因為儲蓄過於分散，而是因為儲蓄過度集中。

不難理解，“籠中虎”現象絕不是一種偶然的制度變遷意外，它其實是基於當時中國特殊的制度背景，國家為了緩釋和挽救因儲蓄分散導致的“金融緊張”和金融困局而進行金融制度設計合乎邏輯的金融後果。尤當關注的是，“籠中虎”現象再一次映證了制度變遷理論所強調的初始稟賦與路徑依賴的重要性。作為一種應急的制度反應，政府主導型金融體系特別是國有銀行體系的建立一開始可能是一項暫解國家籌資困境的權宜之策。當隨後的金融制度演進需要市場因素的成長時，人們突然發現，前面的金融演進路徑早已被“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