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説，人民幣升值是解決內需不足的總鑰匙_風聞

中美網友小紅書對賬，讓很多人對“陳平不等式”有了直觀的認識：在中國收入2000元人民幣的生活質量，高於在美國收入3000美元的水平，這個結論如今得到了美國網友實際生活狀況的驗證。這既戳破了美元價值的虛高，也説明了在現在匯率條件下，人民幣真實價值被嚴重低估。

而這也恰恰是中國經濟許多結構性問題的總根源，尤其是內需嚴重不足。

人生活無外乎吃穿住用，人們的生活質量離不開這些真實的實物產品和資料。如果按中美兩國生產能力比較，中國發電量是美國兩倍，鋼鐵產量是美國的13倍，汽車產量是美國的3倍，造船是美國的700倍。從消費水平看，中國消費者購買手機數量大約是美國的3倍，肉類消費是美國2倍，海鮮產品消費是美國8倍，蔬菜是美國的30幾倍，甚至奢侈品消費也比美國高一倍。按實物量比較，無論生產和消費，中國都是美國數倍。

根據世界銀行國際比較項目數據，按購買力平價中國2024年GDP達到35萬億國際元，美國約為27萬億國際元，為美國的1.3倍左右。但按現在匯率比，中國GDP僅相當於60%多。

小紅書對賬，從美國網友嘴中竟然冒出對中國人“全款買菜”的驚訝，照出了美國所謂“人均GDP”的水分。當然另一方面，也照出了美元人民幣1：7.3的離譜。

人民幣對美元到底應該值多少？按照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給出的數據，人民幣對美元的實際購買力比例約為1:3.5。與購買力平價比，人民幣匯率是被嚴重低估了。

人民幣匯率低估，導致我國商品和資產價格的低估，真實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體現和回報。一方面，我國經濟總量的真實水平按匯率換算後，大大低於美國，而且由於持續貶值，儘管我國經濟多年保持高於美國的增長率，但與美國GDP的差距卻在拉大。另一方面，由於匯率低估，我國出口商品價格被壓低，出口同樣多的商品得到的出口金額降低，企業的出口利潤被壓縮，中國勞動者加倍辛勤付出的價值沒有得到應有回報，我國因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升的價值也未得到應有體現。導致儘管我國長期是貨物出口大國，卻不能佔據價值鏈的高端。實際上，中國的機電產品、高端製造、船舶、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及光伏產品不僅因為規模效應而具有成本優勢，其技術含量也已顯著提升。

人民幣匯率低估強化了中國經濟對出口的路徑依賴。低匯率使出口部門獲得價格優勢，導致資源向出口產業過多傾斜，抑制內需市場的培育。加上部分國內企業的“內卷式”競爭，為爭搶份額或訂單，競相壓低價格，導致出口收益進一步降低。 

中國經濟的結構失衡，是長期生產大於消費，出口大於進口，內需尤其是消費對增長的支撐不足。所以，我們過去講轉變發展方式，擺脱對外需的依賴，近幾年進一步上升到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但直到現在，在很多人的潛意識中，仍無法改變對出口鼓勵、保護和扶持的取向，無法消除對出口下滑或增速降低的過度擔心和“恐慌”：

比如一見到人民幣升值，就有人站出來講“會影響出口”；特朗普一威脅加徵關税，馬上會擔心影響出口，完全想不到以中國製造的競爭力，加徵關税的成本80%左右由美國的消費者承擔，對美國也會造成影響，即推高通脹水平。

我國是出口大國，也是進口大國，我國製造業所需的大量能源、礦物、原材料、芯片設備和材料、部分農產品等依賴進口，人民幣匯率貶值抬高了進口商品價格，增加企業生產成本，壓縮了利潤空間。

匯率低估導致我國商品的價值被低估，出口的利潤和效益降低，應該掙的錢沒有掙到，而進口成本提高，兩方面都是擴大對外補貼和國民福利的流失。

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已經到了支撐中國經濟向價值鏈高端邁進的階段，而實現這一轉變的途徑之一，就是人民幣升值。

一個強勢的人民幣，有利於從根本上優化經濟結構、提高國民購買力、推動產業升級，從而擺脱長期以來依賴出口和產業低附加值的增長模式。

**首先是有利於購買力提升與內需擴大。**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經濟增長快的國家，匯率會隨着生產率提高而升值。人民幣升值後，進口商品會變得便宜，老百姓的錢包就更“鼓”了，老百姓的實際相對收入提高，消費需求自然就上來了，生活質量得到提高。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認為，匯率升值能通過降低進口商品價格，提高居民的實際收入，從而刺激內需增長。

2005年到2014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了約35%，進口商品價格明顯下降，老百姓對進口汽車、奢侈品和電子產品的需求大幅增加。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日元升值，日本老百姓買進口貨更便宜了，國內消費市場也跟着火了起來。

**第二是產業結構升級。**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匯率升值會逼着那些低附加值的出口企業轉型，把資源更多地投向高附加值產業，從而實現產業升級。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認為，匯率升值是發展中國家擺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手段，因為它能倒逼企業從拼價格轉向拼技術和品牌。德國在歐元升值的過程中，靠着專注高端製造業和技術創新，成功提升了全球競爭力，成了歐洲經濟的“扛把子”。韓國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推動韓元升值和產業結構調整，成功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提升了國際競爭力。

**第三是緩解“內卷式競爭”。**匯率升值能淘汰低效企業，使社會資源流向更高效的行業和領域。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人民幣升值有助於推動經濟從“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提升轉變，這正是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和體現。隨着出口效益提升，企業就有更多的利潤向勞動者的收入傾斜，改善勞動條件，減少工作時長等。這都有利於擴大國內消費。

第四是有利於中國企業開展國際併購，控制戰略性資源，促進創新能力提升，增強國際競爭力。日本1980-90年代藉助日元升值，大舉在全球併購，成就了一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國際一流企業。

**第五是提高人民幣地位，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保持人民幣強勢，有利於增強國際社會和投資者對人民幣的信心，提升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動力。

第六是減少貿易摩擦，尤其是增強與歐洲和其它發展中國家中的貿易談判地位，同時在未來對美關税戰中佔據優勢地位：如美國採取高關税政策，則必須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就像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説的：“匯率政策不僅關乎經濟穩定，更關乎社會公平與可持續發展。”人民幣匯率升值，正是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戰略選擇。進入新發展階段，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意義應該得到進一步認識。這不僅是破解內需不足等結構性難題的總鑰匙，更是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