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反華的人是八九十年代移民美國的那批人”，這完全符合我在美國上學時的感受_風聞

美國一位女士指出，最反華的人就是八九十年代移民美國的那一批人。説得確實很對，完全符合當初在美國上學時的感受。

應該説，在美國見到的那一批叔叔阿姨以及他們讓我產生的逆反心理，是我能走出自由派思想的重要原因。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了。只説幾個比較明顯的。

2011年“聖誕節”聚會去了我岳父一位同學（九十年代移民美國）家裏，其間也見到了一位老一輩p大校友。他們一起吐槽奧巴馬的政策損害華人中產利益，吐槽自己對美國貢獻許多但美國對他們不好。於是我們這些當時還很年輕的人問了一句：那您要不要回中國？他們微微一笑，帶着百分之七十的優越和百分之三十的無奈説了一句：哈哈，那不可能，那回不去了。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我腦海裏浮現出揮之不去四個大字：喪家之犬。這件事觸發了我改變自己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另一個經歷之前説過，而這已經是我看法改變之後了。同樣是在這位阿姨家聚會，一位女兒嫁給美國猶太人的阿姨，用一口中國北方口音的英語跟我聊天。她用英語提問，我就用漢語回答。她問一句，我答一句，直到她徹底看出了我臉上的鄙夷，最終知趣地走開了。

我至今不理解她為什麼要用比我差很多的英語跟我對話。

第三個有印象的經歷在華人醫療中心（相當於波士頓中國城的衞生院）。我的兩個孩子是我在美國讀博時期出生的，有一次去新生兒檢查，一位護士阿姨見到我們，滿臉堆笑地問我：在美國生孩子跟在中國不一樣吧？在中國生孩子多危險，在美國多安全。

我當時回答她説：在中國生孩子一樣安全，我表姐表妹剛剛生完。一切順利、安全。

這個阿姨看年紀也是八九十年代移民。

但我保守了，後來查了查，國內大城市的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早就低於美國了——甚至低於紐約。

具體有多低？2022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為十萬分之十五點七，是美國2021年數據的一半。而在我的家鄉天津，2020年孕產婦死亡率為十萬分之七點四六，是美國數據的四分之一弱。

（當然我小孩後來都依法依規取得了中國户口和中國護照，後者是此類情況裏很少有人去申請的。去年他們去土耳其就是用的中國護照。因為很多人不知道能依法申請，而只是用旅行證。我覺得一個人在中國長大，而且成年以後也不存在去美國長期工作生活的必要，就當個出生地是國外的中國人是最正常也最自然的。反正我對特朗普最近要取消落地公民資格挺支持的，有一些東西只是給了別人長臂課税的機會。）

最後還有一個典中典的案例，是某佛某圖書館的一位工作人員，上海阿姨。那時候為了省錢，我中午帶飯，一般在學校圖書館地下熱飯吃（嗯美國人也都帶飯——因為買飯太貴，儘管在十幾年前——所以地下cafe有微波爐）。有一次一位中國阿姨來我這邊跟我一起吃，我也禮貌地打了個招呼。聽口音，阿姨很明顯是上海人。她是圖書管理員。

她問我：看你還年輕，還沒結婚吧？

那時候我確實年輕，剛剛24歲多。但已經結婚了。

阿姨搖搖頭，覺得萬分可惜：“哎呀，結婚太早了，要不然，在這邊找個美國女孩，或者生在這裏的華人女孩，你這個身份問題就解決了呀。”

所以在他們眼中，我們這些留學生都有一個尚待解決的“身份問題”。而最重要的解決方法就是利用不帶感情的婚姻。

不過不得不説這位阿姨與最殖人的殖人比，還是不那麼殖的。她居然覺得我作為中國男性也是“有資格”找美國或美籍華裔女性的，並不是只有反過來。於是我推測，她老公也是中國人，她不是那種純粹“嫁過去”的殖中殖。

果不其然，這位阿姨接着説：“我老公是在另一個學校教經濟的老師。本來當成我們只是來這邊訪問的，後來有一段時間所有當時在美國的中國人都給綠卡，我們就留下了。”

（那個政策其實就是後來各種反華“避難”綠卡的加強版原型。所以這批人必然骨子裏反華，反華反社是他們解決“身份問題”的唯一方式。）

其實那時每次假期回國和返校的飛機上也能見到很多那種人。當時五十來歲，穿着有一種美式土氣，那種藍皮護照，趾高氣揚。有一次一位東北大叔跟人聊天，對方問他是不是綠卡，他馬上説：“啊不，我們已經是公民了。” 一邊説，一邊不由自主地頭就揚了起來，彷彿一瞬間自己身高長了十公分。

這批人就是幾十年來最不接受中國發展，最不喜歡看到中國進步，最擔心中國老百姓在家裏過上富足日子的人。

他們也是疫情時最喜歡幸災樂禍最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人。基本上是我們八五後九零後的父輩年紀，有一些是他們的孩子即我們的同齡人（但很可能比我們小，因為早期潤美知識分子更早地經歷了被迫晚婚晚育）。他們就是美國正常人都看不下去的那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