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有怎樣的政治？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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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美] 馬修·斯坦利
翻譯 | 孫天
1919年的日食持續了很長時間。這並不是説日食本身，因為那只有短短幾分鐘，而是説這場日食的影響，它延續了整整一個世紀。一個世紀以來，每一代人都用愛因斯坦和日食的故事來解釋科學是什麼，如何發揮作用，又意味着什麼。這個故事究竟給人們上了怎樣的一課，這一點在過去不斷髮生變化，未來還將繼續變化。然而，1919年的日食已經變成了展示科學本質的一個典範，不管這個本質是好還是壞。
如果你找到一位當代科學家，問他什麼樣的觀點才算是“科學的”觀點，你很有可能只會得到一個茫然的眼神（關於這個問題，科學家並不需要進行多麼深入的思考）。如果你真的得到了一個答覆，那麼它很有可能會是這樣的：一個觀點如果是可證偽的，那麼它就是個科學的觀點。也就是説，如果可以證明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通常是通過實驗來實現），那麼這就是科學的觀點。這樣一來，科學就不是要證明好的觀點是正確的，而是要證明不好的觀點是錯誤的。消除了所有不適當的觀點後，科學家們就可以越來越好地認識這個世界了。
這種態度有一個很古怪的名字：證偽主義。在真正從事科學研究的人羣中，這種態度確實非常普遍。這種思想態度是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智慧結晶。波普爾生於奧地利，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哲學家之一。像對愛因斯坦一樣，人們對波普爾的印象似乎也是他生來就是個老人：下頜寬大，頭髮一絲不亂地梳到腦後，耳朵龐大如象耳。然而，要理解波普爾與 1919年日食之間的聯繫，我們必須瞭解一下那位年輕英俊、時髦瀟灑的波普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生於1902年的波普爾還太年輕，不能上戰場，卻足以看清戰爭的不公。這讓他在年僅十五歲時便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到了波普爾十七歲時，隨着1919年的日食讓愛因斯坦現象在全世界遍地開花，他發現了一個新的學術英雄。在1919年到1920年的那個冬天，年輕的波普爾聆聽了這位天才在維也納的演講，結果發現自己變得“迷惑茫然”了。
讓波普爾感到震驚和迷惑的並不是時間的膨脹和彎曲的時空。事實上，相較於相對論的科學本身，波普爾更感興趣的是愛因斯坦是如何談論科學的。讓波普爾最為震撼的是愛因斯坦的“知識謙虛”，也就是説這位物理學家明確指出了相對論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可以被推翻。如果沒有引力紅移，那就沒有相對論；如果沒有光線偏折，那就沒有相對論。這種大膽（這是我的預言，你們可以去驗證它們）與試探（我的理論只是暫時如此，你隨時可以去證明它是錯誤的）讓波普爾印象尤為深刻。
正是出於這些原因，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説法感到非常不滿。這種對於革命的預言似乎只能被證明是正確的，永遠都不會被證明是錯誤的。人們可以聲稱世界上的任何事件都證實了這種思想，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讓他們相信這是不正確的。波普爾發現弗洛伊德心理學，也就是當時的另一個偉大理論框架，也存在類似問題。不管你做了什麼樣的夢，弗洛伊德心理學的擁護者都可以對它進行解釋，説它支持了弗洛伊德的理論。也就是説，這個理論是無法反駁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弗洛伊德心理學的擁護者似乎擁有強大到可以解釋一切的理論。這樣的理論真的是科學理論嗎？
波普爾一度為此感到非常沮喪，是愛因斯坦幫助他搞明白了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一個好的理論，其標誌並不在於它可以做出預言，而在於它可以做出能夠被推翻的預言。一個科學理論應該提出一個縝密而又嚴苛的實驗，讓人們有機會用這個實驗來表明這個理論是錯誤的。如果光線沒有因為引力而偏折，那麼相對論就是錯誤的。部分擁護者那樣專注於支持某個理論的證據，不可避免地會讓人只去尋找自己想看到的，而不是真正存在的。這樣的理論就是偽科學，而不是真正的科學。證偽一個理論其實也是尋找科學邊界的過程（也就是哲學家所説的劃界問題）。
因此，對波普爾來説，1919年的日食並不是要證明愛因斯坦是正確的。它其實是一個實驗，可以檢驗相對論是不是錯誤的。最終，相對論經受住了這次檢驗，這樣人們就可以暫時對相對論保持信心。對波普爾哲學來説，這是一個科學的典範。奧地利科學家、哲學家奧圖·紐拉特説波普爾把愛丁頓進行的實驗變成了“一個科學模式”。波普爾本人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把原本隱藏在愛因斯坦的成果中的某些點明確表達了出來。”他説，一切科學家和科學研究都應該遵循愛因斯坦和愛丁頓的模式。
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受到科學家和科學教育者的高度歡迎，尤其是那些想找到一個明確標準來説服法庭將神創論的擁護者逐出教室的人。證偽主義告訴人們該以何種模式來進行科學研究（也就是像愛因斯坦那樣！），也對為什麼要持續進行科學研究給出了很好的解釋：由於理論不可能得到終極證明，那麼科學家總是可以繼續做點什麼。像這樣逐漸逼近真理就意味着，正如波普爾所寫的：“在科學領域中，不存在可以停止腳步、高枕無憂的一刻。”
1919年的日食觀測結果完美符合了這個模式。根據證偽主義，一個理論需要不斷地被驗證，天文學家們正是這樣做的。利克天文台於1922年進行了相同的日食觀測。天文台長威廉·華萊士·坎貝爾也許是因為自己的團隊在1918年時給出的觀測結果不那麼可靠而感到有些尷尬，因此這一次進行了精心準備，找到了最適合用來測量光線偏折的設備與方案。結果，這一次的觀測數據強有力地印證了愛因斯坦的預言。1929年，埃爾温·弗勞德里希終於得以在蘇門答臘親自對愛因斯坦的預言進行驗證了。每一次這樣的日食觀測遠征最終結果都是相對論又一次經受住了考驗。也就是説，直到進行下一次驗證之前，相對論都是成功的。
現在，科學家仍然會常常運用波普爾的思想來監督激進的觀點或規範他們自己的領域。也許對於一個觀念來説最為毀滅性的批評就是説它不科學（回憶一下對相對論的那些攻擊），可證偽性則讓人可以方便地得出這個結論。如今，宇宙學家都在討論多重宇宙的概念，但這是一個可被證偽的觀點嗎？幾十年來，理論物理學家一直在探索弦理論，不過他們還需要提出一個符合波普爾思想的關鍵實驗，一個可以證明他們有誤的關鍵實驗。根據波普爾的思想，在科學研究中，假想可以被捨棄，科學研究的整個軌跡都可以由科研人員所掌控，這也正是所謂1919年模式。以此為標準，理論物理學家們所做的一切符合1919年模式嗎？神創論者甚至試圖攻擊達爾文的演化論，説它不是可被證偽的，因此不符合波普爾的標準（事實並非如此，演化論完全是可被證偽的）。
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常常會指出，儘管證偽主義非常有吸引力，也被廣泛應用，但這個思想仍然有嚴重缺陷。它實際上並沒有對定義偽科學有所幫助（比如占星學，只要用一對雙胞胎的經歷就可以將佔星學證偽），而且它也沒有很好地描述科學家們實際是怎樣進行科研工作的。儘管愛因斯坦表現出了讓波普爾印象深刻的大膽和試探性，但其實他希望能有人證明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大家都在説1919年日食觀測遠征證明了相對論是正確的。但後續的觀測遠征也尤為重要。不過，當時的普遍共識已經是認可相對論是正確的，而不僅僅是個需要驗證的猜想。
到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其他哲學家開始指出要確定一個理論是否真的被證偽了，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也並不總是像波普爾希望的那樣清晰。所以説並不是一個特定的實驗結果就真的可以推翻一個理論。托馬斯·庫恩在著名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個人的範式（也就是個人用來解讀這個世界的思想框架）實際上可以改變其對實驗結果的認知。同樣是觀察日食觀測結果的底片，愛因斯坦的擁護者會從中看到時空曲率，但是牛頓的擁護者卻什麼都看不到。
這個解讀實驗結果的問題有時被稱為迪昂－奎因論點。這個論點指出，要問一個實驗到底驗證了什麼，其結論依賴於很多中間知識和假設。愛丁頓的底片測量的到底是引力偏折，太陽大氣的折射，還是定天鏡的不均勻受熱？我們看到，在觀測結果剛剛公佈之時，科學家們確實毫不遮掩地討論了這些問題。要解釋清楚這些問題，難度很高，而且如果你想要讓人相信你拿出的結果確實表達了你認為它們所表達的含義，那麼這些問題就絕對是關鍵了。畢竟數據不會自己開口説話。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於“1919年的日食觀測遠征證明了相對論”的觀點，出現了質疑的聲音。此時，新一代科學家已經成為中堅力量，他們對於愛因斯坦封神沒有親身經歷和記憶。除此之外，晚年的愛丁頓一直試圖將不同的物理學理論統一起來，遭到了廣泛批評。因此，此時愛丁頓的名譽已經被嚴重破壞。在這種背景下，年輕一代科學家便與他更加疏離，更容易提出某些問題。
1969 年，英國天體物理學家丹尼斯·威廉·夏馬想要開啓相對論物理學的一個新紀元，因為此時諸如射電望遠鏡這樣的工具可以帶來愛因斯坦從不敢奢望的觀測結果。使用射電望遠鏡來測量引力偏折可以得到比觀測日食更為精確的結果（而且你可以在任意時間進行觀察和測量）。到了愛丁頓日食觀測結果發佈 50 週年紀念日之時，科學家們可以使用的數學工具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實驗結果的預期精度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早年間科學家們利用日食來測量光線偏折在此時看起來已經是非常業餘的做法了。對光線偏折的測量確實極具挑戰性，即使是後續的日食觀測遠征，其觀測結果中也有相當高的誤差。也許愛丁頓的觀測結果其實並不像人們曾經認為的那樣具有決定性作用。夏馬認為，這些結果之所以能具有全球影響力，“部分原因在於整個世界都驚訝於英國人能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拿出資金來進行一次科學遠征，且目的是驗證一個由德國人提出的理論”。
物理學家弗朗西斯·埃弗裏特更進了一步，完全摒棄了1919年的日食觀測結果。他寫道：“就如何做實驗而言，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60年以後，經過了“更冷靜的思考”，1919年的日食觀測結果似乎根本不支持愛因斯坦的理論。也許愛丁頓、戴森和戴維森一直想要證明愛因斯坦是正確的，因此操縱了數據，讓它們支持愛因斯坦的理論。對於“1919年的照片底片上還是有些可靠結果”的觀點，埃弗裏特進行了反駁，指出“愛丁頓很擅長講故事，可以讓人卸下防備，也只有這樣才能讓人們相信他們很好地驗證了廣義相對論”。
甚至斯蒂芬·霍金也非正式地摒棄了1919年的觀測結果。他説，他們要測量的效果有多大，誤差就有多大（這就好像是説你肯定今天是週二，但實際上今天也有可能是週一或週三）。霍金在《時間簡史》中表示：“他們的測量結果完全是靠運氣，或者是他們知道自己想要得到怎樣的結果，然後才去測量，這樣的情況在科學領域並不少見。”
1919年的觀測底片真的表明了愛丁頓説的他們所做的一切嗎？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科學家的本能反應會是再進行一次檢查。因此，1979年（也就是愛因斯坦誕辰100週年之際），1919 年日食觀測遠征所拍攝的原始照片被從英國皇家學會的檔案裏找了出來，用現代手段進行了測量。在科學領域的爭論中，很少會追溯到第一手的原始數據，不過當這種情況真的出現時，那就説明有大問題了。然而，天文學家們恰恰是因此而痴迷於數據的記錄。你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需要找出過去的原始數據來看一看。
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工作人員運用計算機化的測量設備對在索布拉爾拍攝的底片重新進行了分析，以檢查1919年的分析是否得當。就四英寸望遠鏡的底片而言，戴森的分析結果為1.98±0.18，現代電腦分析的結果是1.90±0.11；就天體照相望遠鏡而言，戴森報告的未修正值為0.93。儘管如此，考慮到圖像扭曲帶來的誤差值後，戴森的分析結果將達到1.52。計算機在進行修正方面則更為可靠，最終得到的結果為1.55±0.34。新一輪分析所得到的綜合結果為1.87±0.13，實實在在地接近了愛因斯坦預言的1.75。戴森的原始分析似乎相當不錯，而且顯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些數據是故意迎合愛因斯坦理論的結果。兩位天文學家撰寫了一封公開信來反駁霍金的觀點，指出在1919年的觀測結果中，誤差遠遠小於測量值。相較於“不知道今天是否是週二”，這些誤差更像是説“我知道現在是週二午餐到下午茶時間之間”。當然，如今，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結果誤差值已達到三百萬分之一（被稱為“五標準差”），相比之下，1919年的測量誤差確實很大。這一方面是因為科學標準在隨時代發生變化，想想牛頓的實驗，如果把它們放在當代，沒有一個可以經受住檢驗；另一方面原因在於當第一次對某種事物進行測量時，結果總是會很粗糙。當你理解了自己到底在尋找什麼，那麼取得精確結果就會變得越來越容易。
不過，這次對當年觀測底片的重新分析忽略了1919年的關鍵一點。當時，愛丁頓與戴森明確地提出由於定天鏡的問題，不應該將在索布拉爾所得的數據納入正式結果。這些數據與牛頓的半偏折預言值已經接近到令人擔憂的程度，如果把它們也納入了正式結果，那麼就很難宣稱這次的觀測結果證實了愛因斯坦的理論。1980年，美國哲學家約翰·厄爾曼和克拉克·格里默提出在索布拉爾由天體照相望遠鏡所得的結果不應該被排除在正式結果之外。如果這些結果被排除了，那麼在普林西比所得的數據也不應該被採納（這些數據還遠不夠完美）。鑑於愛丁頓沒有這麼做，那麼他一定是存有偏見的：愛丁頓在遠征之前就已經承認他認為相對論是正確的，同時，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他也需要得到肯定的結果。厄爾曼和格里默的結論是愛丁頓之所以能在那場關於相對論的爭論中獲勝，只是因為他最終成為後續教科書的編撰者。不過，兩位哲學家同時也對讀者進行了安撫，指出“儘管對於某些認為科學是完全客觀與理性的人來説，這個結論可能會讓他們感到絕望”，但這並不會是個大問題，因為我們還有其他理由去相信相對論是正確的。確實，如今我們有不同的實驗來證實相對論，其種類之多，令人目眩，而相對論是人類歷史上得到了最多驗證支撐的理論之一。現在在任意一個實驗室裏都可以觀測到引力紅移，光線的引力偏折則早已得到了確認，成為探索宇宙的一個基本工具（以“重力透鏡”的形式）。從星系的運動，到軌道上旋轉運動的星體，再到你口袋裏的全球定位系統，科學家們一直在尋找能夠表明相對論預言有誤的現象，然而始終一無所獲。
與其他學術論文相比，厄爾曼和格里默的論文擁有更廣泛的受眾，這要得益於1993年的一本暢銷書《人人應知的科學》，作者是英國社會學家哈里·柯林斯和特雷弗·平奇。他們的興趣點在於表明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也就是説科學得出的結論是社會和文化過程的結果，而不是針對物理世界的客觀看法。在該書第二章中，兩位作者利用厄爾曼和格里默的論文得出了有關相對論的更進一步的結論。他們認為不僅愛丁頓本人帶有偏見，驗證相對論本身就完全是一個社會建構。1919年的日食觀測遠征在波普爾看來是一個典範，讓人們看到應如何用最理性、最可靠的方法來進行科學研究。然而現在，這次遠征反倒證明了客觀是不可能實現的。即便是最偉大的科學壯舉，也就是讓愛因斯坦蜚聲世界的那次實驗，也表明科學只是另一種神話。根據這本書，科學家們之所以認為這次觀測很重要，原因並不在於它揭示了物理世界的某些特性，而在於“科學需要這樣能證實某些觀點的決定性時刻來維護自己的英雄形象”，在於科學家們彼此相傳的故事。
現在，很多物理學家都已經接受了柯林斯與平奇（其實是厄爾曼和格里默）對1919年日食觀測結果的批判意見。他們也會討論相關的誤差線和偏見。這段故事已經變成了一種科學領域的民間傳説，為人們在茶餘飯後所議論傳播。《人人應知的科學》是一部成功到讓人難以置信的學術著作（重印了12次以上，還進行了多次再版），其中的諸多觀點還被許多不同學科的著作所引用。不過，在傳頌這些觀點的物理學家中，幾乎沒有人知道最初的出處在哪裏。如果知道了這些觀點最初的目的是要動搖自己所處的物理學領域，相信他們應該會非常震驚。
通常，對於像柯林斯和平奇這樣的社會建構論者，科學家都會秉持強烈的負面態度。他們兩方之間的爭論甚至有了一個專屬名稱——“科學戰爭”。在20世紀90年代，關於相對論這樣的理論是應被看作物理現實中實實在在的組成部分，還是應僅僅被視作一種社會政治討論，出現了（以學術標準來看）相當激烈的爭論。這個問題的一個層面就是諸如社會學和人類學這樣的學科是否可以對自然科學發表任何有價值的意見。同樣陷入爭論的還有科學的性質。是哪些因素讓科學發揮了作用？是像引力和電力這樣物理的因素嗎？還是社會因素，比如個人偏見和政治立場？誰又有資格談論科學呢？
康奈爾大學物理學家大衞·莫民為學術期刊《今日物理》撰寫了一篇針對《人人應知的科學》的回應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趣的觀點。莫民承認科學中存在社會因素（只要曾在實驗室工作過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不過，他沒有像柯林斯和平奇那樣將焦點完全放在這些社會因素上。他表示，科學毫無疑問可以是物理因素與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
莫民的探討止步於此，但其他學者並沒有停下腳步。物理學家丹尼爾·肯尼菲克強調儘管愛丁頓與戴森就數據的取捨做出了重要決策，但這並不意味着這些決策是錯誤的。肯尼菲克寫道，一個實驗所處的背景對於理解這個實驗的結果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1919年，那幾位天文學家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在索布拉爾由天體照相望遠鏡所得的底片存在系統誤差，而在普林西比拍攝的底片則不存在這個問題，而且他們公開了這些理由。絕大多數有資格去評判這些理由的科學家都被説服了，認為根據當時的標準，這幾位天文學家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他們明白要找出優劣數據之間的差異其實並不是一件會引發爭議或遭到質疑的事情。這其實是科學研究的一項常規工作。
要區分數據的優劣並不總是那麼容易。通常，你需要在獲取和分析某些特定種類的數據方面有一些經驗。在1919年，信任那些非常瞭解望遠鏡的人是個不錯的選擇。反過來，不要相信一個粒子物理學家在化石領域發表的看法。親身經歷會帶來一種特殊的理解。德語中有一個冗長而專業的詞語來表達這一點，寫作 Fingerspitzengefühl，從字面上來説，這描述的是你指尖上的感覺；如果延伸一下，這個詞描述的就是由於長期的經歷而產生的一種特殊感知。正是因為這一點，汽車修理師傅只要聽聲音就能判斷出發動機是哪裏出了問題，大廚也總能精準地知道哪種調料該多加那麼一點點。然而，如果你要請汽車修理師傅詳細解釋一下他是如何確定發動機修理方案的，或者請廚師具體講解一下他是如何判斷調料用量的，那麼他們應該都會覺得非常複雜，很難説得清。科學也面臨相同的狀況。1919年5月30日，戴維森和克羅姆林只是瞥了一眼在索布拉爾由天體照相望遠鏡拍攝的照片，立刻就知道有環節出了問題。其專注於天文學領域的同事也能夠做出相同的判斷。要區分數據的優劣並不容易，不過也完全沒有什麼神秘之處。
對於世間萬物的原因，人人都想要一個簡單明瞭的解釋。波普爾認為1919年的日食觀測遠征非同尋常，是好科學的典範。埃弗裏特認為這些遠征是帶有偏見的，是壞科學的典範。柯林斯和平奇則認為這些遠征受到了政治與政府當局的嚴重影響，從而表明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的典範。
《愛因斯坦的戰爭》講述的故事表明，無論是前面哪種觀點，都是不全面的。在愛因斯坦與相對論的勝利中，有好科學，也有壞科學，有政治，也有個人權威。科學世界中的每一段故事都是如此。然而，這一切不意味着相對論是錯誤的（自那時起，相對論已經經歷了許多許多次驗證），也不意味着愛丁頓對數據進行了模糊處理（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1919年觀測遠征的數據）。科學是人類的活動，這就意味着科學本就是複雜的，也常常會讓人迷惑。人會犯錯，設備會發生故障，糟糕的決策會因為政治或個人偏見而出現。然而，人也會有靈光閃現的時刻，他們會有能夠給自己提供重要建議的朋友，他們也會因為自己的政治立場或個人信仰而投身於某項事業。
我們不需要走向極端。人類科學家的存在並不會讓科學不可靠。不過，我們需要理解作為“人類的活動”的科學實際上看起來是怎樣的，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就是説，我們必須不再理會那些為了讓人們安心而將科學描繪成“毫無激情、純粹理性、一貫客觀”的謬見。相對論的故事體現了深刻的人性，也包含了偶爾會出現的混亂狀況。這個故事並不是一個特例，而是一個典範。科學是混亂的，也是一種有力的方式，讓我們去了解周圍這個真實的世界。
拋開數據的取捨以及誤差的分析不談，幾乎所有人都認可1919年的日食觀測遠征具有更廣泛的歷史意義。這趟遠征是偉大的勝利，體現了科學更崇高的價值，也表明科學家可以戰勝狹隘的民族主義，以及科學可以幫助人們逃離民族主義和戰爭的桎梏。我們看到了愛丁頓與愛因斯坦是如何對這層意義進行了有意識的傳播，他們想要利用這個時刻來改變科學家的行事方式。後來，他們也一直沒有放棄。1940年，戴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黑暗的日子裏離世。愛丁頓為戴森撰寫了訃文，並利用這個機會再次提醒人們1919年的日食觀測遠征“適時終結了關於抵制德國科學的瘋狂討論。在驗證‘敵人’理論的過程中，我們的國家天文台始終站在最前沿，保持了科學最優良的傳統；也許那些遠征給我們上的這一課在當今世界仍然很有必要”。1919年的日食觀測遠征是一個典範，不僅僅是波普爾所謂認識論層面上的典範，更是政治和道德層面上的典範。
這樣樹立典範有時會變成自鳴得意的表現。1979年，在愛因斯坦誕辰百年之際，英國著名天文學家威廉·麥克雷發表了一次振奮人心的演講，盛讚英國科學界不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還是之後都一直堅持科學國際主義，這對愛因斯坦來説是一大幸事。麥克雷這一代人已經完全忘記了，針對英國國土是否歡迎德國科學踏足的問題，曾經發生過異常激烈的鬥爭。愛丁頓成功地把日食觀測遠征塑造成一次國際主義的勝利，因此，當回首這段往事時，對像麥克雷這樣的人來説，國際主義似乎一定是顯而易見的，也是面對德國科學的一種自然而然的方式。也就是説，當事後再去審視那段歷史，一切似乎都是必然。當然，相對論一定會得到驗證，而愛因斯坦確實是個天才。似乎政治本不應該成為阻礙，畢竟科學家總是超越民族主義的。
就1919年的日食觀測遠征而言，即使是那些攻擊其科學價值的人也承認它對於“一戰”後的世界至關重要。霍金在摒棄了遠征所得的數據後，馬上掉轉話鋒，稱這些遠征是國際和解的勝利。1986年，美國物理學家克利福德·威爾表示這些遠征放在當今時代也是值得追求的：
在我們當今這個時代，冷戰政治有時會阻礙科學信息的自由流動和科學交流的自由展開，我們要記住這樣一個範例：英國政府批准一位和平主義科學家在戰爭期間免服兵役，這樣他就可以去向遠方，嘗試去驗證一個由敵國科學家提出的理論了。
除此之外，1919年遠征所體現出的國際主義也被描繪成是毫無爭議的，每一位科學家都會本能地接受這樣一種精神。如果蘇聯科學家和美國科學家無法融洽相處，他們應該看看愛因斯坦和愛丁頓做出的榜樣。
然而，像通常一樣，“國際主義”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含義。為了慶祝日食觀測九十週年，在普林西比，人們計劃在愛丁頓和科廷漢姆觀測日食的地方（這個地方當時仍然可以步行到達，只是要走過一段塵土飛揚的小路）立一塊紀念牌。然而，關於這塊紀念牌應該由哪方來安裝，出現了一些爭議。應該由英國人來立嗎？還是該由葡萄牙人？是一個地方的國家屬性重要還是在這個地方工作的人的國籍更重要？重達50公斤的紀念牌在當地官員的特殊安排下才得以通過海關，1919年時，日食觀測遠征使用的設備也是像這樣經過了特殊安排才被放行。這塊紀念牌頌揚了國際主義，但並沒有擺脱殖民主義的印記：很多當地小孩來圍觀，但都被趕走了，因為他們被告知這塊紀念牌是專為白人準備的。
科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答案並不那麼顯而易見。有人説科學應該與政治完全分離，也就是説科學家不應該參與政治，政客也不應該染指科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兩者相互分離的觀點幾乎被完全拋棄了。什麼人可以訂閲科學期刊是個政治問題；什麼人可以從政府得到資金支持也是個政治問題；用什麼樣的措辭來描述一個實驗中所需的設備還是個政治問題。有人看到這一切，可能會説這是戰爭期間，一切都無法正常運轉。所以，這只是科學的一種反常狀態。
然而，這並不是反常狀態。從過去到現在，科學始終都交織着政治因素，未來也將持續如此。戰爭只是讓這些政治因素走進了人們的視野。讓科學脱離政治的想法可以存在，但並無法變成現實。與其無視科學中的政治因素，我們不如大方承認它們的存在，進而更好地去理解這一現象。這樣一來，問題就變成了：“科學擁有怎樣的政治？”我們時不時會聽到一種説法，説科學與某種政治框架或政治觀點存在固有的聯繫。比如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金·默頓曾提出科學促進了民主。你當然可以在科學價值觀與民主價值觀之間找到某些聯繫（比如言論自由），但是要在科學與其他主義之中找到聯繫，比如無政府主義，也並不困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看到了很多人為找到這些聯繫而進行了嘗試。每一個簽署了《九三宣言》的人都認為德意志帝國的政治框架是科學應有的政治。愛因斯坦認為社會主義才是科學最天然的政治框架。愛丁頓則認為國際主義才是正確答案。科學實踐本身並不具有內在固有的政治傾向。每個羣體、每個個體都會將各自的科學實踐、民族身份、個人信仰和過往經驗混合在一起。自己賦予科學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敵人帶來的則是最糟糕的，這對當時的每個科學家來説都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這裏並不存在一個標準答案。做一名科學家並不意味着就處於某種政治環境中。然而，只要科學家還是有血有肉的人，那麼科學中就會有政治的影子。科學家們需要自行決定什麼樣的政治價值觀對自己的研究工作來説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你認為科學需要許多不同的觀點和多樣的生活經歷，那麼你在進行科學研究時就應該努力踐行多元主義的價值觀；如果你認為科學遭受了過多的政府幹預，那麼你就應該努力讓科學體現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科學家不應該因為表達了自己認為有利於科學發揮其作用的政治觀點而感到尷尬（愛因斯坦肯定不曾因此而感到尷尬）。很有可能其他科學家並不會認同這樣的政治觀點（愛因斯坦就發現了這一點）。如果有科學家正在考慮是否要去遊説其中幾位意見不同的科學家，或者那些科學家是否能夠走上街頭參與遊行抗議，那麼他應該想一想那個出現在徵兵聽證會上的愛丁頓或是那個衝破了重重革命障礙的愛因斯坦。
只是秉持某種政治觀點並不會讓人無法進行科學研究。科學家不是沒有情感的機器，我們也不希望他們變成機器。我們需要的科學家要從內心深處有所熱愛並且願意採取行動去支持內心所愛。如果不是愛丁頓熱愛和平主義，那麼我們就不會看到 1919年的相對論革命。在那個年代，秉持各種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們都關注着各自科學領域的發展，正是這一點為愛因斯坦突然在國際上一躍成名創造了絕佳的條件。戰爭的殘酷以及和平主義者對戰爭的應對形成了一個複雜而又脆弱的網絡，塑造了為人們所知的相對論。科學與更廣闊世界之間的關聯，包括它與政治、宗教、文化之間的關聯，並不是微不足道的。我們如何看待科學、如何將科學與生活的其他組成部分相關聯，都會令科學研究的展開發生變化。不管是科學家還是普通人，我們對於科學要實現怎樣的價值和目標，都需要做出抉擇。愛因斯坦已經做出了他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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