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合作化與農民勞動積極性，創造性_風聞

2025年1月29日，觀察者網風聞社區名為《改革開放為什麼從小崗村分田到户開始？我們該如何評價上世紀的農村合作化呢？》文章後面，網友綜合金融回覆説，“農村合作化有利有弊，利的地方是集中力量興修水力，解決了一家一户辦不到的事，弊在於抑制了農民勞動積極性，創造性”。但是，網友綜合金融，並沒有給他説的農村合作化“弊在於抑制了農民勞動積極性，創造性”給出證明其成立的證據。

那麼，農民勞動積極性，創造性應該表現在哪裏？應該表現在農業生產成果的增長上。

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後，農業生產成果逞增長趨勢，那説明農民有勞動積極性、創造性。

2013年08月09日，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陳雲合作化思想研摘要》的文章講，“根據農業部1952年初對東北、華北40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抽樣調查統計，1951年這些合作社的糧食平均畝產量超過當地互助組16.4%，超過單幹户39.2%；社員的收入，90%以上比過去顯著增加；各個合作社的總收入，全部超過了各社全體成員過去在互助組和單幹時候的收入的總和。（參見杜潤生主編《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頁。）”合作社產量和合作社社員收入增長遠遠高於單幹的農民，難道不是參加合作社農民有勞動積極性、創造性表現？合作化給合作社成員帶來比單幹農民更多收入，使合作社社員切實地感受到合作化帶來的好處，他們更加積極勞動，為合作社發展提供最直接的動力。

《改革開放為什麼從小崗村分田到户開始？我們該如何評價上世紀的農村合作化呢？》文章講，“疾風暴雨般的土地改革還在進行中的時候，毛主席就號召農民組織起來搞合作互助運動，通過資源整合，幫助農民克服生產資料短缺，成績極其顯著。1952年糧食產量比1949年增長44.8%”。合作互助運動後，1952年糧食產量比1949年增長44.8%，也表明合作化後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創造性。

 2020年9月8 日，國史網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傳統農業改造研究》文章講，解放初期，“山西是已有多年互助合作經驗的老解放區，1951年，山西省人民政府以先行先試的方式在長治地區試辦了10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下簡稱農業社），希望通過“組織起來與提高技術相結合”的方式來滿足農民發展生產的要求。

　　長治地區試辦的農業社都十分注重先進農具的運用和農業技術的推廣。1951年，10個農業社共集資或貸款購置農具177件（其中包括新式農具和農業機械57件），這是分散的個體經營和互助組很難辦到的。與此同時，10個農業社利用剩餘勞力投入土地基本建設2523個工，修地堰1105丈，開渠道370丈，改良土壤341畝，充分發揮了農業技術的作用（這也是單幹農民難以完成的。也就是説，由於條件限制，當時單幹農民沒有這方面積極性——wulanu注）。

長治地區10個農業社試辦1年後，糧食產量明顯增加。“入社地每畝平均產量比上年1石6鬥增產7鬥5（經濟作物在內）。如果只從糧食作物看，每畝平均產量2.075石，超過上年21.5%，超過當地好的互助組9%，超過好的單幹户28%”。社員收入也隨之增加了，“10個社每人平均收入與互助組、單幹户比較，社員人均收入折款380180元（舊幣，下同——筆者注），互助組320430元，單幹户305000元。社員收入超互助組59750元，超單幹户75180元。社員收入與1950年的收入比較，多收1石以下的户佔3.1%，多收1—5石的户佔38.4%，多收5—10石的户佔26.3%，多收10—20石的户佔23.1%。總起來説，有91%的户比上年增收，6.7%的户持平，2.7%的户不如上年。川底、窯上溝、南天河、東坡、棗煙、長畛、翠谷7個社是户户超過上年（指1950年——筆者注），他們最少的户都比上年多收3石以上。川底社最少的户比上年多收10石以上”。試辦農業社後，不但增加了社員的收入，而且壯大了集體經濟。10個農業社“共有公共山林600多畝，公共土地31.6畝，農具177件，牲口17頭半，羊449只，公積金315.85石，其它生產資金256.92石。王家莊社的嶽禮存、劉保貴等説：‘農業社一年鬧下這麼多家業，真是興旺發達，這是單幹户一輩子也辦不到的。用鐵棒打我也不出社啦!’”農業社不但按時完成了農業生產任務，而且為國家工業生產提供了原料，“如屯留東坡社沒辦社前按各户生活需要種植，辦社後按土地特性和國家需要種植，煙葉地由上年的0.9畝擴大到26畝，所產煙葉全部支援了國家工業建設”。長治地區試辦農業社取得了成功，受到了廣大羣眾的歡迎。“不但這10個社內沒有1户社員要求退社，而且在合作社所在村及其周圍村產生了很大影響，有45個互助組、605户要求入社或組社”。

……歷史證明，互助合作的實施是成功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互助合作解決了土地改革後在全國廣大農村普遍出現的個體勞動在畜力、農具、資金等方面不足的問題。

如廣東省河源縣土地改革後，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貧下中農，使生產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但由於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解脱出來，“長期受壓迫、受剝削的痕跡未消失，加之耕牛、農具和資金的缺乏，廣大貧下中農雖然分得了土地，部分農民無能力個體耕作，更無能力精耕細作，遇到自然災害便無力抵禦，以致農村開始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現象。針對這一新情況，各級政府組織人力到農村積極貫徹中共中央擬訂的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發動羣眾組織起來，成立互助合作社

……互助合作根除了傳統農業社會的一些弊病和保守思想，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效率。

　　……新中國成立初期，隨着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經濟狀況的改善，部分農民安於現狀，對於改進農業技術、發展生產不感興趣，認為“種不上百畝地，打不下百石糧。生產已到了頂，再講技術也不行”。在互助合作過程中開展的農業技術教育，使農民認識到新技術對於農業增產的重要性，改變了“技不傳人”“生產到頂”等思想。如山西省平順縣在改革耕作制度時曾“遇到了保守思想的抵抗”，縣委在春播開始後召開了老農座談會。老農郭成龍介紹了他在1954年春天混種馬鈴薯、玉米的經驗，“到秋季，在這塊田裏除了刨到3000斤馬鈴薯外，還收了70多斤玉米”。經過宣傳和郭成龍等人的現身説法，廣大農民堅定了改革耕作制度的信心。黑龍江省肇源縣宣傳推廣新耕作法時採用了多種宣傳形式，如量壠底、數楂口、秤穗頭、算產量，組織田間參觀和莊稼評比，發動羣眾參觀打場，舉辦小型的農作物展覽等，使農民親身體驗和認識新耕作法的優點與增產的可能性。“在進行了這樣的宣傳教育後，原來認為‘生產到頂’、不相信再有增產可能的人，就相信還有增產的極大可能了；原來對新耕作法抱懷疑和抗拒態度的，就積極擁護和採用新耕作法了”。此後，廣大羣眾開始自覺地、積極地採用新耕作法。

　　互助合作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效率。“正如蘇北陳維芳互助組所提出的口號：‘鋤怕三張，牛怕兩犋’，只要組織得好，人多幹活情緒高，互相督促，越幹越起勁，二人可抵三人”。互助合作還可以科學分工，統一調配人力、物力資源，更好地發揮出集體勞作與農業技術相結合的優勢，培養農民集體勞動的習慣，即使在冬季，合作社也可以組織農村勞動力參加農田基本建設，這樣就改變了農村“盼冬閒，怕冬閒，到了冬天去耍錢，輸了一年血和汗，哭哭啼啼不團圓”的狀況，同時幫助農民樹立起集體觀念，有利於改造農村中的小偷、懶漢、二流子等落後分子。

互助合作是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從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出發在農村推行的一種新的勞動方式，對解決當時農民的生產困難、推廣農業技術、提高糧食產量都發揮了積極作用。如平原省原陽縣楊莊村的土地都是沙鹼薄地，糧食產量低，是遠近聞名的“窮村”。新中國成立後，楊莊村的羣眾組織起來，通過改良土壤的方法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一躍成為縣裏的先進村。豐產户王保才説：“我們組織了互助，力量可大啦！沒互助時，我的地只能犁五寸深；互助以後，犁到八寸深。往年我的地每畝只能收一百二十斤，今年收了七百斤，每畝產量提高了將近五倍”。主管全國財經工作的政務院副總理陳雲曾指出：“搞合作化，根據以往的經驗，平均產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並且只有在農業合作化以後，各種增產措施才更容易見效。所以合作化是花錢少、收效快的增產辦法。國家在財力上應該給予更多的支持””。“只有在農業合作化以後，各種增產措施才更容易見效”，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才會更大並且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