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 | 為何以及如何談論城市_風聞

陳平原｜河南大學至善特聘教授，

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一級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5年第1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陳平原教授

在中國近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城市化進程中，**無論城市規劃、城市建設，抑或城市改造、城市更生，人文學者發揮的作用其實很有限——起碼談不上“舉足輕重”。**那是學科性質決定的，我們沒必要過分自責。人文學者扮演不了主角，做一個批評者或見證者，總還是可以的。

因緣湊合，我得以介入若干舊城改造及文化更新，對城市問題略有體味。這裏就想談談一個“低調的理想主義者”在落實自家標榜的“學者的人間情懷”時，所面臨的諸多惶惑、困頓與掙扎，以及自我救贖的可能性。

應該説，我很早就關心城市問題了，可至今學術成果仍乏善可陳，寥寥幾種編著，實在説不上精深。我曾檢討自己首舉“北京學”義旗，可又成不了真正的“北京學”專家 ；“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成績很不理想”。如此明顯的“未完成性”，消極的辯解，那是“好為人師”的弊端 ；積極的闡發，則稱其為“行動的人文學”。

這就説到我之談論城市，不同時機、不同場合、針對不同受眾，兼及論文、演講、隨筆、雜感、文化評論，雖大都言之有物，畢竟不成體系。唯一的好處是，始終保持學者的獨立思考與自由表達。

以下略為介紹我為何以及如何關注北京、深圳與潮州這三座城市，屬於“舉例説明”。此三城的歷史、體量及重要性明顯迥異，如此新舊雜陳、大小並舉，除了有壓在紙背的個人情感因素，更希望從中透露出某種眼光、趣味與方法。等故事講完了，略為小結，再進入我真正關心的話題——作為人文學者，我們到底該如何談論城市。

多年前，在《“北京研究”的可能性》一文中，我曾談及 ：**“今日中國，無論轟轟烈烈的城市規劃，還是在清幽的書齋裏談論‘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已經很難再特立獨行，像梁思成那樣為理想而激烈抗爭了。****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守住自家的底線——****有所為，有所不為。”**如此低調的陳述，似乎與我多年的努力不太相稱。三十年前，我發表日後常被研究者提及的《“北京學”》一文，那時何其意氣風發。

2001年，我在北大中文系開設“北京文化研究”專題課。2003 年，與王德威合作在北大主辦“北京 ：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後，便是多輪選修課以及指導完成十篇博士論文（另有兩篇正在撰寫中）。2022年起，我更是邀請校內外不同學科的專家共襄盛舉，開設全校性選修課“北京研究”。在那篇《北京研究的魅力及可能性》中，我講述了自己從事北京研究的心路歷程，以及開設此課程的目標 ：“一是吸引更多北大學生關注腳下這座既古老又新潮的國際大都市 ；二是希望有若干博學深思之士，以北京為研究對象，假以時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理論創新’。”

北京中軸線

除了古都北京，我對新城深圳同樣感興趣。以2009年11月15日的專題講座為起點，到2021年底，我總共在深圳出席了20場學術/文化活動。眾多活動、講座及文章中，我最看重的是十多年前的《“三足”能否“鼎立”——都市文化的競爭與對話》，該文分析廣州、香港和深圳這三座城市各自的文化性格，特別提及 ：“以深圳的經濟實力、人口規模以及雄心壯志，獨立創辦或合作經營七八所大學，應該説是綽綽有餘。正是因為高等教育不發達，導致深圳在科技產業上引領風騷，而在思想建設及文化創造上明顯乏力。”這個敏感話題，日後得到很好的回應。

此外，最得意的舉措，莫過於被深圳南山區委區政府聘為文化顧問，三次給地方官員開專題講座 ：“嶺南文化的蜕變與新生”（2020），“嶺南文化的新變與大灣區的未來”（2021）,“都市研究的魅力及可能性”（2024）。有用沒用不管，起碼我是盡了心的。與此相配合，2020年12月，首家“南山書房·平原軒”在百度國際大廈建成，開啓了一種新的文化傳播方式，獲得了社會及上級主管部門的高度讚許。

南山書房·平原軒

**一半基於鄉情，一半緣於學術理念，**2017 年，我與林倫倫、黃挺合作主編《潮汕文化讀本》四冊（廣東教育出版社），2022 年出版論文及隨筆集《故鄉潮州》（商務印書館），2021 年 9 月受聘暨南大學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長，2024年9月又被潮州市委市政府聘為潮州古城研究首席顧問。目前正緊鑼密鼓進行的，是主編十卷本《潮學集成》。即便如此，我依舊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潮學專家”。

深圳

大約二十年前，我開始談論潮州這座四線小城。最初的動因，是有感於國人過分追求“國際化大都市”；而我看來，若講生活質量，文化悠久且經濟發達的小城更值得推崇。本來只是泛泛而談，沒想到第二年《南方日報》組織大型系列報道“廣東歷史文化行”，正式成書時，邀我撰寫引言，於是開啓了一系列與家鄉的文化對話。眾多文章中，影響最大的，當推初刊《人民日報》2011年2月10日的《古城保護是基礎工程——關於世界文化名城建設的思考》，以及 2021年10月22日在首屆“潮州文化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報告“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古城”。至於近期撰寫的《尋找古城的“文眼”》，除了學理探尋，還有現實需求——那就是為潮州古城申遺打前站 ：“舊城保護與改造中，最難處理的是如何協調政府與民眾、市民與遊客、文化與產業、當下與長遠的關係，不能説潮州是理想的案例，但作為‘活着的古城’，其存在方式及發展路徑，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這比‘潮人故里’或許更具普遍意義。”

潮州

**與偶爾談論其他城市（比如西安、開封、香港、上海、天津）不同，我之涉足北京、深圳與潮州的研究，學問之外，多少都有個人感情以及文化介入。研究城市，全力以赴，挖一口深井，容易做出好業績；**至於“大城小城落一盤”，好處是看問題的角度多元，立論不止一個支撐點。我組織過多次關於城市問題的國際會議，深知不同區域、不同專業、不同學養的專家，各具深刻的洞察力，但也不乏知識盲點。如果再考慮到學院與社會、歷史與當下、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巨大縫隙，很容易明瞭城市研究的複雜性。

撇開史料、視野及論述等技術問題，也不談跨學科的方法或貫通古今的立場，若問我多年研究城市的經驗教訓，我願意談以下幾點。

十幾年前，我稱閲讀與闡釋城市的最大挑戰，不是學養與能力，而是價值判斷 ：**“作為學者，我們的責任是説出自己相信的、經過深思熟慮的見解 ；至於領導在不在場，民眾愛不愛聽，能不能收穫掌聲或付諸實踐，不在考慮之列。可惜的是，‘行走江湖’多年，發現一個小小的秘密 ：無論著書立説或現場發言均不受外界影響、氣定神閒、‘吾道一以貫之’，這樣的學者越來越少了。”**文中用了一個直截了當的警語 ：“見了領導千萬別激動。”因為，若涉及當下的城市規劃/建設/更新/微改造，最終拍板的，是領導而不是專家。不要説其中藴含巨大利益，單是希望“學以致用”，也會導致很多專家喜歡揣摩領導意圖。看多了此類見風使舵，説話會拐彎的專家，我才會在文章中強調 ：“我的建議是：見了領導，千萬別激動，不卑不亢，好話歹話都説，有用無用不管。那是因為，現代學者不同於古代策士，‘主公’的心事你不見得了解，人家也沒要求你越俎代庖。抱定一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你可聽可不聽，我該説什麼還説什麼。當下中國，保持學者良知，拒絕曲學阿世，應是治學的第一律令。”

書齋裏做學問，只要肯用功，且有一定的才華，一般不會走彎路。反而是喜歡用世，講究“修齊治平”的，建言獻策時，須時刻警惕自己的立場。多年前，有感於旅遊城市的定位容易出現偏差，我在某次國際學術會議後接受採訪，專門談及不該按觀光客的眼光來改造城市，理由是 ：“城市是給人看的，更是給人住的，因此應當尊重市民的感受，要有自己的品位與風格，勇於展現自己的審美趣味，來影響觀光客的眼光，這樣才是一個良性循環。”我知道這樣的話領導不一定愛聽，對於主政一方的官員來説，不管是 GDP上一個台階，還是標誌性建築成為風景，都是可以看得見的成績。至於我所説的，“小巷深處，平常人家，才是一個城市的精髓所在”，必須是站在本地普通人的立場，才能深切體會。

**這就説到城市研究及論述的“內在視角與外在視角”——前者強調體驗，注重舒適度 ；後者着重觀賞，看好視覺形象。**我曾在《看得見的風景與看不見的城市——關於城市化進程的若干思考》中指出 ：“理論上大家目標一致，都是希望城市變得越來越漂亮。可實際上，百姓要的是生活舒適，商家要的是利市大發，官員要的是政績顯赫，各有各的利益訴求。我希望強調的是，**城市建設應更多考慮市民的需求，把適合於居住以及本地民眾的感受放在第一位。**這也是我為什麼一再追問城市為誰而建。我心目中的城市，應該為廣大市民，而不是為官員或觀光客而建。”學者（尤其是本地學者）立場的好處在於，介於內外視角之間，有可能超越一己之私，在城市規劃與建設中，較好地平衡官方意志與百姓趣味。

我多次談及，“城市是建起來的，也是説出來的——尤其是城市的歷史意藴與文化內涵，即內在的力度與美感，需要人文學者幫助發掘，才能被公眾所接納”；因此，當代中國城市建設，人文學者雖不能拍板決策，但同樣可以為保護文物、抵制推土機暴力、維護生態平衡、改善底層民眾生活，乃至讓城市變得更舒適更美好也更人性，作出不俗的貢獻。即便著述不夠厚實與專深，也是可以諒解的，誰叫我們有幸（或者説不幸）生活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高歌猛進”因而也最容易“百弊叢生”的時代呢？我曾為自己內心深處一直徘徊在書齋生活與社會關懷之間辯解 ：“之所以採用兩套筆墨，背後是兩種不同的學術思路 ：在與學界對話的專著之外，選擇了‘雜感’，也就選擇了公民的立場，或者説知識分子的責任。在這個意義上，‘蕪雜’也不全然是一件很壞的事情，若持之以恆，説不定還能另闢蹊徑，闖出一番新天地。”我明白自己的困境——天分及能力所限，無法兼及魚與熊掌，但不等於這條路就一定走不通。

以上講述的，更多屬於個人的心得體會，並不具有普遍意義。自知長期在書齋生活，“站着説話不腰疼”，看問題趨於理性化與理想化，如此觀察及談論城市，是有侷限性的。尤其是與在一線工作的朋友接觸，聽他們談實際操作的兩難困境，更曉得專家説話，除了學養與立場，還得講究分寸。現實生活中，如何在城與人、古與今、官與民、經與權之間斟酌、徘徊與掙扎，絕非輕而易舉的選擇。

作為人文學者，談論城市，希望兼及史料與方法、觀察與思考、批判與建設、制度與文化，“博識”與“深刻”之外，還得講“通達”與“温情”。如此説來，述學文體同樣值得探索。

【此乃作者2024年11月8日在上海“文明互鑑與城市中國”研討會上的發言，12月2日修訂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