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印度曾經號稱“取代中國”，為啥才沒幾年就又泄氣了？_風聞

編者按

在特朗普政府2017年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以來，印度就被視為“下一個中國”，儼然成為全球資本瘋狂追捧的投資新寵。然而，7年以後，印度經濟並沒有出現預想的跨越式增長，反而陷入增長乏力、外資流出、股市泡沫的巨大困境。曾經“風頭無兩”的印度為什麼沒過幾年就灰頭土臉原形畢露？本文給出了較為深刻的分析：美西方對印供應鏈轉移的核心動力並非經濟原因，而是地緣政治原因，類似於冷戰時美國支持韓國與中國台灣工業化。**中國之所以在用工成本攀升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全球製造業首強”地位，工資水平絕對水平並非關鍵，更重要的是勞動生產率——工資水平、實體設施、規模經濟和技術水平等因素都在起作用。**總體看，印度除了人口規模和絕對工資水平外，其他方面皆遜於中國，這解釋了印度無法持續吸引外資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還警告，如果印度只是只顧攫取用工成本優勢，造成的資本壓榨反而恐引發印度新一輪的勞資矛盾。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網絡

受新冠疫情及中美緊張局勢雙重影響，近年來全球製造業企業紛紛積極推行“供應鏈多元化策略”，旨在降低對華依賴。起初，泰國、馬來西亞和越南是最受全球資本追捧的目標，後來印度也開始引起投資者的興趣。

已在印度開始生產或正在敲定交易的企業包括蘋果、波音、諾基亞、愛立信、三星與LG。**其中，三星還特別聲明：“在印度生產的產品主要在印本土銷售，其中一部分將出口至非洲國家。”**三星的這番聲明集中體現出跨國企業向印度轉產所面臨的兩難處境：**一方面，**考慮到印度內生的勞動力成本與地緣政治優勢，這種產業轉移對跨國企業來説恰逢其時；**但另一方面，**投資者們也擔心印度“準備不充分”，導致短期風險與長期可持續性問題。

一、得失權衡

首先，對全球製造商而言，將部分製造產能向印度轉移有諸多好處。正如疫情期間的經驗，當前的全球供應鏈高度依賴中國製造業產能，而一旦中國進入“封鎖狀態”，跨國企業運行便會立刻受到波及。同時，即使全球供應鏈並未受疫情衝擊，中美貿易戰、俄烏衝突，以及台海局勢下的中美緊張關係，也不斷促使全球資本“尋找備份”的必要性。印度憑藉着與西方相似的議會民主制、年輕人口規模，以及強度越來越高的產業政策，包括為企業減税、建立經濟特區、推出價值260億美元的激勵計劃等，成為了全球資本青睞的首選目標之一。

然而，這些優勢有時恰恰構成了跨國企業對印投資猶豫不決的原因。**最大的諷刺莫過於，商業分析師對印度決策效率的懷疑，正源於“印度作為最大的民主國家，有太多的利益相關者需要兼顧”。**世界銀行《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概括了在印商業決策所面臨的挑戰。在該報告中，印度在190個國家的“營商便利度”排名中位列第63，遠低於排名第31的中國。

除了全球資本的視角之外，勞動力問題也與之緊密相關。對於企業而言，理性經濟決策模式儘可能壓低勞動力成本，以獲得更高利潤。然而，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並非僅僅依靠“廉價勞動力”。誠然，2001年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中國的工資水平極低。官方數據顯示，當時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年薪僅為9774元人民幣（約合1000美元）。然而，中國2001年的人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1.8歲，成人識字率超過90%——這對於以當時中國的GDP數值衡量的經濟發展水平而言，是一項罕見的人類發展成就。

這一成就應該歸功於改革開發之前實行的“激進政策”，即把公共衞生與教育資源重新分配給農村以及城市地區的弱勢羣體。**因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勞動力成本的絕對水平，而在於勞動力的成本效益，即一定產出水平下的勞動力成本。**換句話説，企業不僅要比較各國的名義工資、選擇最低工資，還要考慮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與工資共同決定了單位產值的勞動力成本，但前者同時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勞動力質量、實體基礎設施、集聚經濟與技術水平等，而目前印度在所有這些方面皆落後於中國。

勞動力質量對提升勞動生產率和成本效益具有關鍵作用，一般通過健康和教育指標進行大致測算。歷史數據顯示，中印勞動力質量差距在改革開放前幾十年就已形成，並且持續擴大至今。印度獨立初期，其人均預期壽命與中國1950年相當（約30歲），但中國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超過了印度。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進行經濟改革時，該國預期壽命已達64歲，比同期的印度高10歲。同樣，中印成人識字率的差距也始於改革開放之前，這種差距至今仍然存在（2022年，印度成人識字率為77.7%，中國為97.2%）。印度目前的預期壽命和識字率，甚至低於中國2001年的水平。

**這種長期難以消除的差距，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印度手機生產的不良率高達約50%，遠高於中國工廠，也超出了全球資本可接受的水平。**同時，這也解釋了儘管中國製造業年薪水平從2001年到2021年增長8倍，時薪從2005年到2016年增長了3倍，推動中國用工成本遠高於拉丁美洲、東南亞等地區的製造業競爭對手，但中國“世界最大製造業國家”的地位仍然屹立不倒，佔據全球製造業總產值的28.7%。

除了具備成本效益的勞動力之外，一個有潛力的製造中心還必須配備維護良好的硬件基礎設施，包括高速公路和鐵路等，以此保證物料能夠安全、高效、準時的轉運。目前，印度國內道路僅有5%是高速公路，且道路擁堵問題嚴重。雖然印度的鐵路基礎設施建設可以追溯到殖民時期，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經過時，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工業發展需求。

**印度的另一個短板是缺乏完備的工業體系，這妨礙了印度實現集聚效應——經濟學家描述跨行業規模經濟的術語。**這意味着印度的智能手機組裝廠無法從周邊地區低價購買零部件，不得不從國外進口中間原料。缺乏“後向關聯”增加了額外不確定性，也提高了經營成本（編者注：後向關聯效應，backward linkage，即移入產業對各種要素產生新的投入要求，刺激相關投入品產業發展，類似“中間品需求”）。

要克服以上問題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印度未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二、經濟考慮VS.政治考慮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得出結論：倘若單純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做決策，人們理應期望跨國公司繼續在中國生產，以便充分利用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效益優勢，而非冒着風險過早地將供應鏈轉移至印度。**儘管如此，蘋果公司近期卻宣佈將把生產從中國大陸轉移到印度——目前95%的iPhone都在中國大陸生產，但該公司計劃擴大在印業務，到2025年實現在印組裝25%iPhone的目標。

此舉似乎是出於政治考量。**單靠市場力量無法完成這種供應鏈轉移工作，相反，這要求印度採取許多非市場干預措施，才能迅速做好準備，扮演好“替代者”的角色。**莫迪政府不僅需要推出直接支持製造業的政策，還需要一系列旨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政策，例如投資公共衞生、教育、硬件基礎設施。印度著名經濟學、哲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認為，此類投資需要政府大力參與，而不應完全交由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完成。

根據歷史經驗，這種重大轉變有可能使印度迅速實現經濟工業化轉型，而這正是韓國、中國台灣在冷戰期間曾走過的道路。推動這些經濟體工業化的動力驚人的相似——冷戰期間，韓國要同朝鮮競爭，中國台灣則要同中國大陸競爭。西方國家支持其競爭戰略，向韓國、中國台灣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持，並將其納入全球貿易安排，使這兩個經濟體從低附加值製造業活動起步。當時，西方甚至容忍韓國與台灣地區進行土地改革以強化激勵、提高生產力。**處於關鍵地緣政治戰略位置的國家擁有如此廣闊的國內政策空間，以及來自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物質支持，這種工業化的場景實屬罕見。**後來，正如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所描述的那樣，韓國主動“挑戰”了自身比較優勢，開始向生產高附加值電子產品的方向轉型，其全球價值鏈地位也因此不斷上升。

如果印度想要效仿東亞發展模式，目前正是可以把握的契機。供應鏈向印度轉移的根本動力來自地緣政治考量。**因此，印度應當利用其戰略地位，進一步爭取更多資金與技術支持，以提升本國製造能力，並且也應與其他國家合作，加強人力資本建設。**然而，印度面臨的誘惑恰恰在於被動遵循西方的“比較優勢”理論，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位置就志得意滿。從中期視野看，印度最應該做的是積極主動推行產業政策，儘快實現產業升級。

三、勞工前景

絕大多數針對印度製造業崛起的分析都將資本利益擺在首位，研究企業轉移產能、承擔短期風險和潛在損失的究竟是否明智。在另一方面，一旦跨國企業實現生產基地多元化，它們將擁有更多籌碼，用來壓低任一生產基地內工人的工資水平。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擁有大量年輕勞動力，這吸引了外國資本。**然而，大量勞動力後備軍（大多數失業或未充分就業的人們願意為了微薄工資而跳槽）也削弱了勞工的議價能力。**2021年，印度平均月工資422美元，平均最低工資為95美元，遠低於東南亞市場。不出所料，女性工資待遇甚至更低。例如，2019年，一名印度女性產業工人的平均日薪為382印度盧比，僅為男性同行收入的87%。

儘管總體充分就業與GDP增長潛力一時極具吸引力，但只要資本主義任是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運行模式，國內和國際上的“競次現象”就不會偃旗息鼓，教科書上老生常談的勞動力剝削、生態破壞等問題也將長期存在**（編者注：競次，race to the bottom，指一種以犧牲本國勞動者權益與環境標準為代價吸引外部投資的現象，短期內可能帶來經濟利益，但長期可能損害國家整體經濟競爭力、環境可持續性和社會福利）。**近期，位於南印的卡納塔克邦實施了一項有利於蘋果、富士康的立法改革，允許這兩家公司在三個月內合法地將輪班時間從9小時延長至12小時，將加班時間從75小時延長至145小時。這似乎也預示着，印度的新一輪的勞工鬥爭即將開始。

**作者簡介：**Ying Chen，美國新社會研究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其研究探索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及其表現形式，研究主題包括經濟發展、勞工與氣候變化，尤其關注全球南方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