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警察生存狀況調查：熬夜多半涉及未成年人犯罪_風聞

基層警察生存狀況調查：熬夜多半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搞爆破”“砍人”都是熟面孔

新鄉土2025年02月10日 15:25:15 來自湖北省0人蔘與0評論李佩嫺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

一、隱秘的角落：民警熬夜多半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情

筆者在與湘北A縣某城關派出所民警訪談過程中得知，最令基層民警頭疼的就是凌晨以後的報警電話，並且，幾乎都是涉及到轄區內的未成年人犯罪案情。民警接到電話，就能想見出警後的那些熟悉面孔，和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案情。

在A縣，未成年人犯罪案情裏佔據絕大多數的是未成年人涉黑涉惡犯罪，A縣共有4個典型青少年幫派。

（一）“搞爆破”

近十年來縣域社會中汽車數量快速增長，就算是走路上班的人也要跟上形勢買上一部車，汽車也成為農村青年結婚的剛需。汽車為人們往返於農村和縣城提供了便利，同時，隨着支付電子化轉型，傳統偷盜減少，而汽車內財物被盜案迅速增加。“搞爆破”也被罪錯少年們稱作“開盲盒”，他們不砸窗也不敲門，只是趁人們睡去，在夜色中拉開私家車車門，盜竊車內財物。他們的作案手法比較單純，或者説，幾近愚笨但猖狂。從監控錄像中可以看到，少年們不會刻意躲開監控，而是像檢查流水線產品，淡定地依次拉過，拉不開就下一輛，直到得手。

除了自主偷竊，也有被迫偷竊。被迫偷竊的財物並不是可以直接收入囊中或者瓜分掉，而是要即時上交給唆使犯罪的成年組織者。由於成人偷竊犯罪成本高，成年人會先借初中生一些錢滿足其上網、購買遊戲裝備等需求，等到沒錢還的時候就要未成年人去偷。他們會把偷竊到的現金藏在鞋子裏，謊稱沒有得手，但運氣不好被發現的話，就會挨一頓打。

（二）“砍人”

“砍人”的緣由有兩種，一種是與陌生人尋釁滋事，如被人看了一眼感到不爽，發生口角後出於激憤而鬥毆。另一種是報復尋仇，主要是出於經濟糾紛或者兄弟義氣，糾集成年幫派團夥實施報復。

除了那些被定責的尋釁滋事罪、偷竊罪、故意傷人罪，更加隱性的校園欺凌也頻繁發生在我們看不見的角落。社會街角青年是校園江湖中私力救濟的重要主體。校園衝突發生較頻繁的類型主要有以下幾種：爭奪男女朋友、“壟斷”煙酒等校園違禁物品售賣權、無故欺凌弱勢者。常見暴力手段是言語辱罵、孤立邊緣等軟暴力，比如一邊拳打腳踢，扇耳光，一邊拍攝視頻上傳。當受害者不服欺凌，反抗的時候就會升級為“砍殺”的暴力事件。

學生在校園中發生衝突後，並不會像想象中的立馬尋求公權力幫助，只有嚴重事故發生後，老師家長才會撥打110報警。一方面，警察到校以後也只能因其是未成年人而按照治安管理法處罰並不予執行，而且還會遭致施害人羣體的進一步報復。另一方面，學校老師可以通過校紀校規管束暴力事件，但從根本上不能消除雙方的怨氣，少年們更想比拼能耐，靠自己贏得“尊嚴之戰”。

在公權力介入機制失效的同時，縣域半熟人社會性質為私力救濟提供了良好的關係基礎，學生羣體總能通過搭關係找到校外“有勢力”的街角青年。而街角青年也通過“了難”（動用人情資本幫助調停）、“出頭”（動用暴力制服對方）擺平校園衝突。收取保護費是街頭青年重要的收入來源，熟人的費用是300~500元，搭關係的半熟人費用是500~1000元。

（三）網絡空間犯罪

隨着青少年“觸網”機會的增多，近年來，涉嫌電信網絡新型犯罪的未成年人數量逐年增長，未成年犯罪隱蔽性加強，突出表現為從盜搶等傳統領域向網絡空間的無接觸詐騙等轉型。同時，針對未成年人展開的網絡陷阱也越來越多。

首先，未成年人會涉足KTV、足浴店等成年涉黑場所，模仿成年人涉黑活動。如14歲初中女生在男朋友誘導下共同從事網絡色情信息傳播，並在線下做外圍。17歲初中輟學男生在網絡上聯繫對象，組織4名13~14歲女生有償陪侍並進行敲詐。

其次，未成年人通過網絡銷售購買笑氣、迷藥、依託咪酯、右美沙芬等違禁品，為了尋求刺激，未成年通過網絡社羣相約在KTV共同吸食。隨着依託咪酯被列入管制，右美沙芬（非處方藥止咳藥）因其價格低廉，擁有同等致幻效果而被青睞。當民警到場時，他發現一名17歲少年一次性“o”（圈內黑話：服用）了60粒，並配合碳酸飲料使用，以達到迷幻的效果。

再次，未成年人“幫信”犯罪成高發涉案類型。未成年人為了輕鬆掙快錢滿足自己購買遊戲禮包、抽卡、追星的需求，在手機上參與“高薪日結”兼職活動，租售銀行卡和電話卡、參與“手機口”業務、架設虛擬撥號設備。

二、社會化進程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吸納機制

（一）“街頭”新社會空間網絡的吸納

第一，縣域消費社會的吸引力。隨着近年來縣域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民家庭大量進城，下沉消費社會也隨之興起。據調查，較村莊而言，未成年人犯罪更多高發於城關鎮。繁榮的城市生活讓鄉村少年着迷，他們會想方設法通過分期貸款、偷竊等方式謀財，買最新款手機、租豪車、隨處可見的電競酒店和無接觸就可以入住的民宿，讓他們一夥人有地方落腳娛樂和發泄無處釋放的荷爾蒙。罪錯少年開展的團伙活動主要有：上網打遊戲、閒逛、下館子喝酒、蹦迪唱歌打桌球、洗腳理髮、賭博、帶女友玩樂。要維持都市高昂的消費，就要靠非法手段謀財。經濟不獨立的他們經常要每個人出幾十塊錢，才能籌夠在外住宿和吃飯的錢，維持混跡生活，甚至購買200元鋼管的器具也需要湊錢。

未成年人的自控能力和識別能力較為缺乏，又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價值觀影響，更容易陷入誘惑和無法擺脱的權力關係中。當下，教育體制選拔實現向上流動成了底層躍升的唯一方式，但他們因學業成績不佳早已被淘汰出升學賽道，他們也不願意像父母一般外出辛苦打工。在日益流行的中產階級消費觀的誘導下，他們喪失了農村吃苦耐勞傳統精神，又想快速出人頭地，過上體面生活。

第二，失羣少年與歸屬感的尋覓。未成年人犯罪中團伙犯罪突出，一部分未成年有明確的功利性目標而犯罪，但更多的未成年人是被慢性捲入進去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亟需在成長過程中渴望獲得家庭、學校、社區等傳統組織以外的歸屬感和安全感。調研發現，大部分少年犯罪具有盲從性，一些成年人在外與人結仇，就想組織人馬出氣，於是叫未成年人説有些事，讓他們過來，等到了現場，看到大夥都上了，出於義氣就會悶頭就上。罪錯少年團的核心組織者會為吸納進來的新成員大方花錢，帶其“瀟灑”，讓新人對他“感恩戴德”，從而加入少年犯罪團伙效力。

犯罪也會被賦予某種儀式化的意義，成為身份認同和羣體凝聚的重要標誌。未成年人與團伙其他成員的交往頻率很高，可以説是親密，每天都要混在一起。他們熱衷於在社交媒體對日常生活進行展演，撰寫青春傷感語錄，互相留言列隊形維繫和加深感情，尊重和強化“老大”權威，爭取江湖聲望。當團伙中的大哥判刑後，其他成員會表達想念並安撫其家人，設法幫他走動關係，幫忙尋仇泄憤，繼承幫派吸納新成員。

第三，劣跡少年亞文化發展導致青少年犯罪。下層社會的青少年渴望達到中上層社會的生活目標，但是由於家庭、學校、社區本身種種條件的限制，使他們在各種社會競爭的場域中遭遇失敗。隨着縣-鄉-村三級教育梯度的打破，在外部的教育擠壓下，鄉村學校因缺乏師資等教學資源，只能將 “後進生”和仍有希望升學的“好學生”區隔管理，從而保證升學目標實現。但分班制製造了一個廣泛的學業挫敗羣體，他們在喪失老師和家長的認可後，一部分沉溺於“手機”精神鴉片不能自拔，另一部分捲入違紀、犯罪活動，變成混混青年。後者逐漸形成 “幫夥”文化，共同用反社會行為調試內心的不適應感。比如，罪錯少年會在前胸後背都紋身，紋身內容主要由喜歡的有威懾力的圖案、自己的江湖稱號、幫派名字組成。他們一方面被污名化，另一方面又努力維護着自己的身份標籤，爭取混出地位，獲得社會肯定。

（二）作為次級社會化的數字網絡空間吸納

數字網絡作為個體次級社會化的方式，影響少年“萎縮自我”的形成，從而影響他們對社會行為規範的內化和人際關係的形塑，最終導致青少年個人控制弱化。比如，老師和家長普遍反映，“感覺現在的孩子心思很複雜，有點極端，更脆弱了，很難知道他們內心深處在想什麼”，他們每日穿梭於虛擬與現實世界之中，荒謬的真實生活的虛無感與虛擬中的自豪感讓他們的靈魂處於一種無根漂泊的狀態。

表面上看着的寧靜的未成年世界，背後可能隱藏着巨大的黑暗。

民警王翊（化名）和這些罪錯少年打過不少交道，但是他發現最後警察是對未成年人無可奈何的，出警、抓捕、審案、法治教育與心理疏導、再放掉，這一套流程已經成了常規操作，變成了基層民警與未成年罪錯少年之間的“貓鼠遊戲”。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未滿16週歲的未成年人，對盜竊罪不承擔刑事責任。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處以行政拘留10日不執行的行政處罰。王翊説：“對於未成年人犯罪，既沒辦法嚴懲，又沒辦法教育，最多抓進來後，氣的踢幾腳。就像韭菜，割了又長，一茬又一茬”。

儘管派出所成立專案組積極破案，但近年來，湘北A縣少年黑幫仍在迭代更新，由舊幫派中的核心成員重新吸納未成年新成員組建新幫派，新的地方性少年幫派的命名、分工一般效仿其他地區組織嚴密的成年黑社會組織。

三、社會化進程中的“脱栓”：未成年人犯罪的擠壓機制

改革開放以後，城鄉人口劇烈流動，發達城市犯罪大量增加，社會中存在大量的灰黑地帶，動盪的社會秩序加劇着人們內心的不安。隨着法治社會的不斷發展、健全，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社會犯罪逐年減少，但未成年人犯罪卻在近年逐年上升。那麼，為什麼仍有越軌的少數？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顯然從心理學、犯罪學思考孩子們的個體犯罪動機是不夠的，人性是複雜的，而對客觀事物的運動過程和結果進行調節、引導和管理是可控的。因此，我們應該根植於未成年人人羣所處的社會結構理解未成年人犯罪這一社會事實背後的內生機制。

只有知道未成年人是如何從社會紐帶中“脱栓”掉落下來，才能從“預防、禁止”的碎片化思維轉向重建未成年與社會的聯結，進而以系統性思維保障未成年人的成長環境。

下文將立足於學校、社區、家庭等外部社會控制機構的削弱展開對縣域未成年人犯罪現象的分析。

（一）校園規訓場域的脱栓：失去夢想的鄉村學校，暫停成長的孩子們

湘北A縣犯罪未成年人的年齡在14-17歲之間，其中，初中輟學者佔60%，職校在讀佔20%，普高生佔10%。盜竊和鬥毆案件嫌疑人以未成年男性為主。在更隱匿的角落，我們也能看到不少未成年女性參與性犯罪、財產犯罪的身影。

可以發現，罪錯少年中佔據半數以上的是那些升學無望後，既沒有去中專職校，也沒有去普高的初中“輟學”少年。其中，有的是因嚴重違反校園規定而徹底開除學籍，有的是因擾亂校園秩序，家長和學校無力管教因而採取保留學籍，但不來上課，等到畢業時間來領取畢業證。

筆者及所在團隊在湖北某縣調研時也發現，該縣普職分流比例為5.3:4.7，每年都有5000個學生在普職分流中失去讀高中的機會，且當地職校學位限制容納生源有限，他們就業去向未知。在職校裏充滿着失敗主義情緒，職校生過着渾渾噩噩人生。

我們在職校調研時發現，高職分為升學班和就業班。未分班前，學生上課睡倒一大片是常態，而到了高三，升學班的學生就會開始努力，對人生有規劃。那些沒有考進升學班和無心學習的少年是社會閒散青年的主要預備分子，也是未成年犯罪組織成員中的活躍分子。

在升學擔憂下，近年來農村家庭大量返鄉陪讀。一位小型製衣廠老闆在外打工和創業多年，毅然決然和妻子返鄉陪讀。主要原因是讀初三的兒子學業成績太差且不聽爺爺奶奶管教，自己在兒女的教育上投資了很多但沒有成效。他對兒子成績已經不抱有太大希望了，就怕再不回來就要走歪了。他看到兒子每天不學無術，學會了吸煙、吃檳榔和高消費。怕下一步被帶壞吸白粉、網貸、賭博、糟蹋女孩，因此回家，打算最後挽救一下。他説，人生最大的失敗就是教育失敗，如果能重來，知道兜兜轉轉是這樣子，當初少賺一點，咬緊牙也要留一個人在家裏。

“找不到光，就會墮入黑暗”

學校是實現教育目標的組織載體，致力於使孩子能夠以正確方向開啓人生之旅。學校是一個社會共同體，是一個有組織的道德環境，並不僅僅是孩子們集合的物理空間。但如今，鄉村學校的組織功能正在弱化，難以承擔教化責任。

首先，“差生”的弱勢積累。鄉村小學的定位是“快樂成長”，學業壓力較小，50%以上的學生小學知識掌握很差，由於基礎差，剛進初中成績就容易跟不上。在鄉村學校教學質量持續下滑的嚴峻形勢下，鄉村中學整合有限的注意力資源，一方面強化專職學習，對培優班的優秀學生強化培養，力圖保證升學率。另一方面，對後進班的學生底線管理，不要求他們完成學業任務，只求不出事。不合理的班級結構難以運用慣常的集體規範開展教育，這導致學生更容易學壞樣、而難以學好樣。

其次，老師對學生不良行為喪失懲戒權，不能通過適度體罰達到從早從小教育的效果。老師教育學生小心翼翼，生怕遭致家長不滿，不少老師評價現在孩子們很嬌氣，沒有過去農村孩子吃苦耐勞的精氣神。

再次，老師陷入行政化任務，教育系統難以發揮教書育人的主要功能。育人是一個需要細心、耐心、責任心的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因此需要嘔心瀝血，投入精力。如今教師過分被各類行政事務考核所“綁架”，大量精力應付家訪記錄、遠程教育學習、安全教育、防震防災教育等材料工作，無法細心觀察和捕捉到學生異常。

比如，一個班裏總有一些不懂得控制情緒、不會溝通、存在憎恨或抑鬱情緒的學生，中小學老師都會注意到班上的問題學生的行為和思想需要矯正，但在自身難保的職業環境中，大多數老師不得不粗暴的將這部分學生標籤化為“不會讀書”的問題學生。老師只會在發生打架等嚴重問題後才“滅火式介入”，對受害人和施暴人口頭簡單管教、聯繫家長，如果學生屢教不改，家庭支持較弱，也只能給他們貼上“教育無效”標籤，並不會下定決心持續性教育改造他們。

最後，學校教育系統性德育工作欠缺。德育教育在實踐中更多成為應付上級的形式主義的紙上工作。實際上，少年犯案例中一部分是聰明而調皮的“壞孩子”，但另一部分是在心理學上被認定為有認知障礙的人。對於後者，德育教育往往是對牛彈琴，他們在理解和共情上都有所缺陷，他們犯罪前不知輕重、犯罪後不明白為何要懺悔。

對於 “問題學生”，學校也並非是完全放任自由的。近年來，城鄉學校都非常重視青少年心理健康，醫學和心理學介入被社會和教育部門賦予了極高期望，一些學校投入大量資源配備了功能齊全的心理輔導室，有心理輔導老師免費諮詢、講課、專業診療。但在實踐過程中，我們發現“行政介入的心理安全工作”又陷入了技術困境。一方面，“泛疾病化”出現，一些學生反過來利用心理測評將自己過度“問題化”，以獲取老師和父母的特殊化對待，標榜自己的特立獨行。於是，校園心理干預轉化為邊緣學生的反抗策略。另一方面，醫療機構也出於避責和謀利等自利性動機與學校合謀，為了減少校園內的安全事故，醫院更願意高估疾病的嚴重程度，減輕學校責任。

校園作為規訓機構實施規訓功能，並非是指對學生進行完全的壓制，而是需要主體與社會互動完成。然而，“問題學生” 在校園規訓場域中難以得到良好規訓，其原因在於問題學生個體與校園集體的弱關聯。

第一，無意義時間的社會低參與。學校沒有參與活動，他們感到百無聊賴，無處釋放精力。

第二，評價體系的單一化與意義匱乏。學校沒有除讀書以外的活動，讓不讀書的孩子沒有事情可做，因為考試成績好是唯一的評定標準。而不讀書的孩子完全無法得到社會性價值的確認。所以被禁錮的他們非常不自由，感到生命單調無比，甚至產生社會存在性危機。

第三，傳統信念斷裂。鄉土社會的價值觀快速變遷，勤扒苦作這種吃苦奮鬥的傳統行為準則被他們背棄，他們也沒有原來那種走出大山的理想，他們可以自由的到任何一個城市見世面，也可以在數字網絡中瞭解到舒服的生活方式。他們去鹹魚、轉轉上購買500元以下的二手手機玩遊戲、刷視頻、社交，使自己的精神世界暫時脱離現實，達到 “坐在教室裏也能曠課”的效果。

總而言之，寬鬆的教學管理、瓦解的校園集體生活、心理干預失效，共同驅使着喪失學業目標的後進生開啓他們的混跡生涯，以尋求刺激和生命意義。罪錯少年們反感“生活規律而平淡，靈魂正確而單調”的生命體驗，他們希望通過混跡生活跳脱出例行化的校園空間，以求得某種自我解放或是自我感知力，使自身無意義的生命感受產生一種有意義的敍述。

（二）家庭：越軌阻隔機制失效

據少管所和監獄的數據，有近27%的犯罪青少年來自破碎家庭。家庭是未成年人社會化的第一站，在發揮社會化功能上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對人的價值觀塑造、行為養成、社會角色培育、生活目標和技能習得發揮着重要作用。但罪錯少年們在家庭這一初級社會化中便遇阻。

第一，家庭破碎化，家庭結構不完整是導致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失效的重要原因。罪錯少年的父母要麼是拋家棄子追逐個體幸福導致婚姻破碎，要麼是自己本身就是社會遊蕩者。

第二，教養方式的階層分化。隨着學校教育開始走向職能化、專業化、技能化，家庭教育也逐漸變成了小家庭關注的家庭發展的重要環節。縣域中產在家庭教育當中會進行大量投入，既要學習成績好，也要培養生活習慣和個人才藝，這都源於對城市的家庭的追標和模仿。而在中下層普通家庭中，80後的父母有過較長時間的城市生活經歷，知道文憑的重要性，卻有管教之心，無管教之力，他們的管教行為處於一種盲從、不成熟的狀態，無法做到一以貫之。

從親子關係變動的角度來看，父母權威性有所弱化，失卻傳統的剛性倫理，子女成就的獲得成為家庭未來發展目標的重要甚至唯一部分。00後成長的環境是在家人寵愛下長大的，也處於父母的過度保護和過度關注中，他們也趕上了物質最繁榮的時代。在一個案例中，筆者發現一位80後的母親對兒子的態度較為理解，她將兒子潛在的具有犯罪性質的團伙活動當作是正常社交，只是讓兒子“悠着點”。當她的兒子被判刑後，她在社交媒體表達對兒子的思念之情，並邀請其幫派成員來家裏玩。我們很難用單一的溺愛或縱容來對這位母親的教育方式進行指責，她説自己的兒子在日常生活中是個有孝心的好孩子，兒子總説自己成績雖然差，但一定會混出名堂給媽媽最好的。

（三）地方性社區教育保障的瓦解

學校與家庭的教育功能無法充分發揮的同時，鄉土社會的碎片化也導致孩子難以在“完整的社區”中獲得地方性教育。

首先，教育去公共性。一方面，教育變成了個體家庭的私事，村裏的人不願意管別人家的私事。另一方面，地方社會解體，農村青少年對成套的地方社會文化與儀軌知之甚少。

其次，教育責任的正式化轉移。教育責任被大量的轉移到正式系統中，依賴司法系統等正式制度的事後“教育”。

最後，基層治理懸浮與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忽視。青壯年人口的大量遷出，導致鄉村中缺乏可持續發展的人力資本，留守鄉村的基層幹部大多上了年紀，或他們本身也受到流動性的影響，在業餘時間開辦企業或外出打工，沒把精力用在鄉村治理上；或只把有限的精力投在經濟發展方面，他們對農村青少年發展不太關心，對農村留守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不關注。鄉村基層幹部也認為，青少年的教育和觀護是家庭和學校的責任，鄉村青少年感受不到社會的關愛，他們也會利用社會治安的漏洞混跡於鄉村社會。

四、守護“少年的你”：重建未成年人的社會聯結

從A縣城關派出所的調研案例來看，未成年人犯罪更像是一個難纏的青春期問題，但也折射出急速變動的社會結構下的巨大不安。當犯罪成本提高，不再受少年法保護；當結束了青春期躁動，青年成家後；當脱離地方，進入了真正的全國流動社會後，這些罪錯少年逐漸進入社會正軌，接受馴服。

隨着核心成員的服刑，以及自我人生階段的改變。團伙剩餘成員與新幫派關係不再那麼密切，他們開始進廠、上工地、跟着熟人學手藝、當保安。只是這一路上充滿着跌跌撞撞，來回往復。在學習賽道上早早被甩了出去、職校也學不到多少紮實的技能、無意義和空虛的人生、高速分化的社會階層、膨脹的物質慾望……讓他們從少年到青年的路都走的不穩當，迷失方向，找不到“活法”。最後，少部分劣跡斑斑的少年仍然走向了“職業犯罪人”。而剛進入青春期的學校“壞學生”又成為幫派的新生血液，開始他們的罪惡青春。

他們有對無知犯錯後的悔恨，一個字一個字的在信中寫下對不起爸爸媽媽，就當沒有他這個兒子。希望年後出來後一切重來，好好做人。我看到他們的傷感語錄經常有這句在網絡中很流行的話：“什麼樣的結局才能配得上這一路的顛沛流離”。儘管社會的勝利者、精英、大人們不斷對他們嘲弄，“什麼年代了，還學古惑仔、非主流那套，趕快自首，免得跑來跑去白費力氣，浪費警力資源”。

對那些出身於底層家庭的農村少年來説，這是一場瘋狂的冒險，是對常規和壓迫的決裂反抗，是真情實感的哥們義氣和無畏青春，最後是服從與承認後的自我唏噓。“當格里高爾·薩姆沙從煩躁的夢中醒來時，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他的第一反應不是恐懼，而是擔心如何趕上早班火車去工作。”他們從罪錯少年轉變為普普通通的青年，從學校空間進入新的工作空間，本能地服從工作倫理，對新的規訓的內化與自我消解。

然而，我並不想説他們停留在了規訓牢籠中永遠無法自由。大多數罪錯少年們在父母的幫助下組建了家庭，並通過生育實現了內在的責任倫理重構，成為一種“內在的召喚”。儘管現代性帶來了個體化、自由化的潮流，但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説，家庭依然中國家庭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生活單元，為個體提供了一個“反規訓”的空間，提供了一種情感依託和社會認同感，使得個體能夠通過自我承擔和實踐構建出一種生活的“救贖”感。在日常化的倫理實踐中，每個個體通過抉擇、責任和付出，實現了對自我意義的建構，重新獲得了自主性與精神歸屬——他們不再像少年時代那樣感到孤立無援。

圍繞着簡單的標的物進行競爭的家庭教育，並不能滿足孩子整全生命成長的需求，成長應當還包含了不只是知識學習、技能學習以外的更加具有超越性、文化性、思想性部分的學習，這種學習依賴於國家整體進行的文化濡化、資源制度支持。第一，鄉村教育的多層次目標定位。義務教育及高中階段教育的總體性目標為“成人成才、爭先培優”。在中西部欠發達農村地區，鄉村義務教育承擔的一個基礎性任務是幫助青少年順利“成人”，通過學校教育順利完成社會化，成為現代公民，為其順利融入現代工業文明體系與勞動力市場做好準備。在此基礎上，鄉校應着力於提升教學質量，讓更多的農民家庭在家門口以更低的教育資源投入來實現子女成才的目標，既推動義務教育的公平特別是城鄉教育公平與均衡發展，又使得教育成為農民家庭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主要通道。第二，鄉村學校多元化學生評價體系建構及其意義。義務教育階段的重要原則是德育與成績並重。鄉校在學生自身成績水平有限的現情況下，不以單一的成績為發展導向，通過重視德育、發展藝體建立起多元化的學生評價體系。多元化的評價體系給予了學生髮現和發展自我價值的機會，優等生得以通過成績上升機會，中等學生和後進生通過參與班級管理獲得激勵和德育培養、通過藝體發展獲更大的升學機會。多元評價體系讓學生在學校中找到自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所在，其個人心智得以健康發展，同時形成有序、積極的校園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