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俄製華，米爾斯海默是餿主意還是妙主意，特朗普能重演尼克松的歷史嗎？_風聞

                                                                                          新三角關係可能成為現實

2024年12月9日，底浪Wave發佈了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與俄羅斯政治學者杜金的對話。

對話中，米爾斯海默基於現實主義的視角，在特朗普政府試着緩和美俄關係，對抗中國方面做出政策調整方面談了自己的理解。

似乎是為了印證米爾斯海默的想法，僅隔三天，2月1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當天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一次長時間且富有成效的電話交流。雙方討論了烏克蘭問題、中東、能源、人工智能、美元的力量以及其他多個話題。

特朗普表示，雙方希望結束俄烏衝突並同意緊密合作，包括互訪對方的國家。雙方還同意讓各自的團隊立即開始談判。

特朗普的表示同時也得到了俄羅斯方面的證實，據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12日晚公佈的消息，俄總統普京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了電話，通話持續了近一個半小時。普京和特朗普就中東和平進程以及俄美雙邊關係進行了討論。普京還邀請特朗普訪問莫斯科。

特朗普政府在國際關係格局方面的這種調整我們似曾相識。上世紀的1972年，在美蘇對抗中美國戰略上處於守勢時，當時的尼克松政府主動改善對華關係，並最終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這段歷史似乎要在今天的美俄關係調整上重演。

1972年2月21日，在多番協調後，美國總統尼克松正式訪華，拉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序幕。

正是因為對“中美聯合”的憂慮，當時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做出系統的調整，以緩和對沖中美關係的改善。比如，為了緩和美蘇緊張關係，防止美國進一步向中國靠攏，1972年5月，勃列日涅夫與美國總統尼克松在莫斯科舉行峯會，雙方簽署了《反彈道導彈條約》和《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

蘇聯還積極推動歐洲多邊對話，並最終促成1975年《赫爾辛基協議》，同時蘇聯在人權等問題上也做出了象徵性的讓步，以換取西方對其戰後歐洲邊界現狀的承認。蘇聯還增加了與西方國家的經貿合作，如從美國進口糧食和技術設備，試圖通過經濟互惠穩定美蘇關係。

當前的中美關係是否又使美走到了美俄關係調整的當口呢？雖然美俄關係的調整還只是一種可能性，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美俄關係的調整和中國的對策做某些預判性的討論。

美俄關係的調整是否會走到“聯俄製華”這一步，對米爾斯海默的設想，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就目前的情況和國際關係的現實來看，我個人認為有些不切實際或者至少在目前環境下難以實現。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複雜且多變，雙方之間存在着深厚的互不信任和競爭。儘管米爾斯海默等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可能認為大國之間應該基於實力和利益進行合作與對抗，但“聯俄製華”這一策略忽視了俄羅斯自身的利益訴求和戰略考慮。

    其次，現實中的地緣政治環境也使得“聯俄製華”難以實現。目前，美國與俄羅斯在多個領域存在明顯的分歧和競爭，例如烏克蘭危機就體現了雙方之間的緊張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試圖聯合俄羅斯來制衡中國，顯然忽略了俄羅斯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國家利益。

比如普京提出了兩個解決俄烏衝突的前提條件：一是烏克蘭永久中立，二是以現在的佔領區為新的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邊界。這與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設立俄烏軍事緩衝區，以及軍事緩衝區由歐洲駐軍提議。美俄兩邊的主張顯然直截頂牛，俄羅斯最忌諱的北約東擴，這不北約的軍事力量還是到了俄羅斯的家門口嗎？再説這條新的邊界即使美國承認，烏克蘭和歐洲能承認嗎？把烏克蘭和歐洲別在一邊，美俄兩國來解決烏克蘭問題，我覺得這是在痴人説夢。

                                                                                          美俄緩和關係開始向現實發展

基於這兩點理由，美“聯俄製華”這一策略在目前的環境下可能並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其最根本的缺陷是它忽視了俄羅斯自身的利益和戰略考慮，同時也未能充分考慮到當前複雜多變的地緣政治環境。但這並不意味着米爾斯海默的觀點完全沒有價值。他的現實主義視角和對大國關係的分析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且執政才三個星期的特朗普政府也確實在向這方面努力。這些動向是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的。

1972年中美關係改善與當前美俄關係改善可能性的國際背景，既有其歷史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現實的顯著差異。這是我們討論對策的現實基礎。

首先得承認無論是上世紀1972年代還是現在的國際局勢演變，大國三角博弈的底層邏輯並沒有改變。

一是兩者聯合起來制衡第三方這是相似的：

1972年中美接近，中美聯合制衡蘇聯的擴張，尤其是蘇聯在亞洲的影響力（如支持北越、印度等）。

當前美俄出現了關係緩和的潛在可能性，若美俄關係改善，美國最明顯的意圖是牽制中國的崛起，而俄羅斯也可以藉機緩解西方制裁的壓力。

二是三國由於各種危機的驅動不得不進行戰略調整這也是相似的： 

1970年代，美國深陷越戰泥潭、經濟滯脹，蘇聯軍事擴張威脅加劇，中國面臨蘇聯百萬大軍壓境的“北方威脅”。

當前背景，美國受制於烏克蘭危機長期化、國內政治極化的困擾，俄羅斯因戰爭陷入經濟政治上孤立的境地，中國崛起引發美國“戰略焦慮”，這説明三國都有調整關係的動因。

三是經濟互惠的實用主義仍在三國處理相互關係時的主題也是相似的。

1972年，中美通過經貿合作（如小麥貿易）建立互信，緩解對抗。

當前，美俄若緩和，可能涉及能源合作（如歐洲能源危機後的俄油氣出口）或糧食貿易，但受制於制裁難以突破。

但相似並非相同，目前的國際局勢與1972年代的國際局勢有着明顯的不同。

一是國際權力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970年代，兩極格局（美蘇爭霸），中國雖是“關鍵第三方”，但卻很弱。

當前，一超多強向多極化過渡，中美成為矛盾的主要方，俄羅斯是次要矛盾方，新興國家（印度、巴西等）話語權上升。

二是三國間主要矛盾的性質也發生了改變：

1970年代，意識形態與軍事安全主導着相互關係（資本主義 vs 社會主義，核軍備競賽）。

當前：技術霸權與規則競爭（芯片、AI、太空），經濟“脱鈎”與供應鏈安全，非傳統安全（氣候、疫情）重要性上升，這些方面推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三是聯盟體系出現了靈活性改變： 

1970年代，陣營對立固化（北約 vs 華約），中美合作打破僵局。

當前，聯盟已碎片化，“議題聯盟”盛行（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歐對俄製裁聯盟等），北約、歐盟雖然仍然存在，但各國根據自己的利益所向更傾向於靈活選邊。

四是中國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反轉 ：

1972年，中國是“弱勢平衡者”，借美蘇矛盾打開外交局面。

當前，中國是博弈核心方，美俄任何互動均需考慮對華影響（如中美俄三角中，中國已成最大經濟體），這是三國關係互動中最大的不同點。

1972年中美緩和是兩極格局下“弱者聯合制衡強者”的經典案例，而當前美俄若改善關係，則是多極化時代“強者試圖分化挑戰者聯盟”的試探。中國的應對需超越冷戰思維，以“體系性權力”（經濟、技術、規則塑造）為核心，避免被動捲入大國妥協，同時鞏固自身作為多極世界關鍵一極的地位。

歷史經驗對於我們處理當前的挑戰是有重大借鑑作用的。1970年代中美蘇三角互動中，中國通過“聯美抗蘇”打破孤立，可以説中國是那場外交博弈中的最大贏家。那麼今天當美俄向着緩和關係邁進時，我們則需警惕成為美俄妥協的“代價”。不僅如此，我們還應該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同樣成為這場國際格局調整的最大贏家。

中國的核心策略應該是以中俄協作對沖美國壓力，以多邊機制分化西方陣營，以實力升級確保戰略自主。其目標並非徹底阻止美俄緩和（事實上中國也做不到而且也不會做），而是通過增強自身體系性權力，確保在任何大國關係重組中不被邊緣化。未來，中國的應對將更依賴經濟韌性、技術突破和非對稱戰略工具（如數字治理、發展援助），而非傳統的地緣政治對抗。

特朗普政府無論能否重演尼克松政府的歷史，中國理應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不做國際關係的投機者，但我們一定要做自己利益的主導者，50年我們能做到的事，今天應該更有能力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