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叢林法則殘餘,構建包容性國際秩序_風聞
清风拂大江-1小时前
兩千多年前,在烽火連天的戰國亂世,韓非子留下一句振聾發聵的箴言:“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短短數語,道盡小國在亂世中的生存哲學。
自俄烏衝突伊始,這句古訓就頻繁被人們用來剖析烏克蘭所處的困境。起初,不少人以為,歷經漫長歲月,人類文明早已今非昔比,那些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該被徹底塵封在歷史角落。可現實卻給了我們沉重一擊,殘酷的衝突仍在繼續,一個更尖鋭的問題擺在全人類面前:人類文明雖經千年演進,可為何還是沒能走出叢林法則的陰影,依舊深陷衝突與動盪的泥沼?
烏克蘭危機的複雜性,不僅在於主權與強權的對抗,更在於它撕開了現代性的偽裝——國際法的崇高理想與地緣政治的冷酷現實之間,始終橫亙着一條難以彌合的裂縫。韓非子這個觀點的“復活”,既是對小國生存困境的古老診斷,也是對當代文明侷限性的尖鋭拷問。

一、韓非子邏輯的現代迴響:文明進步中的權力慣性。
**叢林法則的變與不變。**韓非子的觀點誕生於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其本質是對叢林法則無奈的理性總結:弱肉強食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國際關係的終極規則。而今天,儘管《聯合國憲章》確立了各個國家主權平等原則,但現實政治中,大國仍通過經濟制裁、代理人戰爭、技術霸權等手段重塑“現代叢林”,這些行為與戰國時期大國吞併附庸國的邏輯並無本質區別,只是工具更加隱蔽、話語更具迷惑性。
**現代國際法的悖論。**國際法體系本應成為制約叢林法則的文明框架,但其效力始終受制於大國權力:
選擇性執法:美國入侵伊拉克、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領土均未受到實質性懲罰;
否決權特權: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本質是戰國時期“霸主特權”的現代翻版;
法律工具化:海牙國際法院的裁決往往成為大國政治博弈的延伸。
這種“法在權下”的困境,使得韓非子的現實主義邏輯在當代仍具解釋力。
二、烏克蘭:文明困境的微觀鏡像。
主權神話的破滅。
烏克蘭的抵抗被塑造為“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現代敍事,但其生存高度依賴外部援助的現實,恰恰暴露了主權原則的脆弱性:
軍事自主性的喪失:烏軍80%的彈藥依賴西方供應,美國國會擱置援烏法案,前線部隊的軍火就會即刻告急;
經濟命脈的依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以“反腐敗改革”為條件,實質是西方經濟模式的強制輸入;
外交決策的讓渡:美國通過“烏克蘭聯絡小組”直接參與作戰計劃制定,基輔的戰略自主空間被大幅壓縮。
這種困境印證了韓非子的警示:小國若不能“處卑”、“善交”,終將成為大國餐桌上的菜單。
道德敍事的雙重撕裂。
西方將烏克蘭戰爭包裝為“民主對抗威權”的價值觀之戰,但其行動卻充滿功利算計:
美國軍火商在俄烏衝突中股價飆升,軍工複合體大發戰爭財;德國不得不放棄來自俄羅斯的廉價天然氣供應,背後卻是美國藉機削弱俄羅斯對歐洲能源市場的控制,藉機擴大美國天然氣出口的處心積慮;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於2月13日訪問基輔時要求獲得烏克蘭50%的關鍵礦產,更是對一個主權國家赤裸裸的掠奪。
這些現實與道德敍事的背離,揭示了現代叢林法則的升級版——“文明外衣下的權力爭奪”。
三、文明的悲哀?超越叢林法則的可能性。
烏克蘭的案例似乎驗證了現實主義者的預言:國際社會從未真正超越蠻荒時代的“自然狀態”。即便在經濟全球化、信息互聯的今天,權力的本質仍是支配與服從。當特朗普與普京繞過烏克蘭直接談判,當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副總統暗示“歐洲自求多福”,這些場景與戰國時期大國“會盟分贓”何其相似。
然而,現代性也為小國提供了韓非子無法想象的制衡工具:
數字時代的輿論槓桿:烏克蘭通過社交平台直播戰爭實況,迫使社媒巨頭封禁親俄賬號,扭轉國際輿論態勢;
科技賦能的抵抗:烏軍使用土耳其製造的無人機重創俄軍裝甲部隊,證明技術擴散正在削弱大國的絕對優勢;
全球南方的新議程:印度、南非等國家拒絕選邊站隊,推動金磚國家擴容,試圖構建多極秩序下的生存空間。
這些突破錶明,叢林法則的統治並非不可撼動。
人類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每一次試圖超越叢林法則的努力,都伴隨着新的壓迫形式,但也在積累量變:
從暴力征服到規則競爭:殖民時代的炮艦外交讓位於WTO爭端機制,儘管後者仍傾向發達國家;
從赤裸掠奪到道德博弈:碳排放權交易、人權理事會審查等機制,迫使大國至少偽裝出文明姿態;
從單向支配到網狀依存: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使得中美“脱鈎”代價高昂,相互制約,乃至相互摧毀的能力反而成為和平的壓艙石。
這種“帶着鐐銬的進步”,或許正是文明超越叢林法則的必經之路。
結語:韓非子的遺產與人類的救贖。
韓非子的幽靈仍在國際政治中游蕩,但這不意味着人類註定陷入永恆的悲哀。烏克蘭的苦難警示我們:完全依賴道德理想是天真,徹底屈服權力政治是絕望。真正的出路,在於以清醒的勇氣直面叢林法則的殘餘,同時以創新的智慧構建更具包容性的秩序。
當澤連斯基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呼籲“不要讓烏克蘭成為第二個慕尼黑協定的犧牲品”,他不僅是在控訴歷史的循環,更是在呼喚一種新的文明自覺——既承認權力的現實,又不放棄超越的追求。或許,正是在這種張力中,人類才能找到照亮黑暗的一絲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