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中學教書，博士總數是少了還是多了？_風聞

來源：中國科學報

文 ｜ 尤小立（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近期，伴隨着國內某些中學春季招聘的開始，“博士進中學”的話題再次引發了一些人的關注——先是今年年初，江蘇省蘇州中學公佈2025年應屆畢業生錄用名單，13名被錄用者中，有8人具有博士學位；不久前，長沙市雅禮中學也在其官網發佈引進博士公告，表示將引進9名博士生。

應屆博士生直接進入中學任教大概始於20多年前，人數的明顯增加則以近兩年為最。不僅是北、上、廣、深等“超一線城市”的著名中學中外名校博士齊聚，“新一線城市”的著名高中也仿而效之。如果以前個別應屆博士畢業生進中學還屬於個人職業選擇的話，相當數量的博士亦作如此選擇，就不再僅限於個人選擇，而是涉及整個社會狀況以及研究生培養體系和策略是否合理的問題了。

“博士進中學”的現象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是因為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博士不僅是高教體系中的最高學位，也是擁有深邃學識的標誌，博士畢業應該在大學和科研院所從事教學或前沿科學研究才合適。事實上，博士研究生招生簡章和教學計劃也多是以此為培養目標的。依照該標準衡量，博士進入中學任教自然屬於大材小用。

不過，博士就業的現實已經在悄然改寫傳統標準。曾經“物以稀為貴”的博士學位變得稀鬆平常，其變化速度之快也超乎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統計數據與實際印象之間的反差。就全國總人口比例而言，博士學位不足萬分之七，即使加上每年回國的海歸博士，其比例也遠低於發達國家。這是近年來有關部門和高校積極擴大博士生招生規模的依據所在。而從應屆博士畢業生批量進入中學任教，以及一些“雙一流”名校招聘輔導員、普通行政或實驗崗人員時也要求具有“博士學位”的現象看，博士數量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

數據自然具有客觀性，但實際印象更反映民意，也更容易影響人們的認知和判斷。

 “萬分之七”的博士佔比是就整個中國而言，並沒有考慮國內城市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和教育資源的巨大差異。以北京市為例，其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招收的博士生在國內遙遙領先，博士在全市總人口的佔比已超過了歐洲發達國家，並與美國持平，但這類數據並沒有影響高校擴招的熱情。因為培養單位天然地以為，作為首都，北京有義務向全國作智力輻射，擴招博士生也理所當然。然而，其他城市著名中學的“聘用人員公示”中，常能見到北大、清華博士畢業生的名字。這表明博士畢業生在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謀求一個專業對口的工作已不那麼容易了。

在特定時期，追求規模效應具有合理性。如今的博士生擴招政策自然也經過了綜合考慮。但由社會發展狀況決定的社會消化能力不盡如人意也是不能不考慮的現實。因此，面對越來越多的博士畢業生出於無奈，一層一層地“向下就業”的現狀，需要反思的恐怕不是他們“期望過高”，而是政策本身以及政策與政策之間的有效銜接問題。

近些年，國內大學普遍以就業為導向，博士就業也沒少被重視。不過，從類似博士進入中學數量日漸增多的情況看，持續擴招後的實際效果與政策制定的初衷之間存在明顯差距。

在進入中學任教的博士中，有一些是經過博士階段學習後，感覺自己不適合從事科研工作而主動作出選擇的，但他們畢竟是少數。因為選擇讀博的人總是抱有“節節高”的期待，只要條件允許，他們一定是會“向上”奮鬥的。“逃離北上廣”本身就是一種無奈的後撤，“進入中學”的幾多無奈和幾多不甘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讚美“博士進中學”者預設了一個虛假前提，即應屆博士生選擇中學任教是出於個人志向。殊不知，“後撤”選擇與“躺平”願望是一對孿生兄弟。而中學招聘博士卻有非常現實的考慮，它們希望通過增加博士學位佔比提升本校在“中學排行榜”上的排名，同時依靠博士的科研經驗爭取更多“項目”。一方是要“卷”，一方是要“躺平”，除非一方讓步，否則雙方工作和生活態度上的矛盾實不易調和。有名校博士進入中學不到一年就另謀高就，即是一個證明。

衡量政策實效的另一個標準是投入產出比。眾所周知，國家對博士培養的各種資源投入遠大於本、專科生。而以博士從事本科生或專科生即能勝任的工作來判斷，明顯是資源投入和人才本身的雙重浪費。

因此，就博士管理政策而言，需要優先考慮社會的消化能力；政策出台後，也需要制定更多積極的配套措施。例如，通過獎勵式補償，讓那些“後撤”的博士畢業生重拾信心；在資源配置方面也需要相互協調，至少應避免出現類似非師範生與師範生爭搶中小學教師崗位的局面。